——本文系红网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对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梁莹的百篇论文“404”事件作了公开调查报道。今年39岁梁莹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发表了至少120篇中文文献，但在过去几年，她以“早期论文太烂”的名义，以非正常手段主动撤稿了其中的大部分学术成果。与其丰富的科研成果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学生们所反映的“极不端正的教学态度”。（10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在课堂上炫耀所谓的学术成果，公开对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嗤之以鼻，把自己的教授职称视为从此可保无虞的金饭碗，在以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课堂的同时，集中全部注意力来制造论文，这些让大多数人大跌眼镜、让少数群体司空见惯的行为，其实绝非个例，而是广泛存在于高校教师群体中，并且已形成一股“学术妖风”，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小说《围城》中钱锺书笔下的知识分子浮世绘——学术造假、官瘾冲天，蝇营狗苟、追名逐利。几十年倏忽已过，沧海已变桑田，这种积习和弊病，却依然残留至今，且愈演愈烈，不由得让人咨嗟长叹。

　　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身处的制度环境所塑造。“妖风”的扩散，与高校不合理的教师绩效管理机制密切相关。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这是现代大学公认的四大职能，即便是研究型大学，也必须要把教学置于科研之前，排在首位。从应然的角度来讲，高校教师，本质上的职业归属依然还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者，科研工作再多，也不能舍本逐末；但从实然的角度看，长期以来，各高校都把科研能力作为用于大学教师职称晋升的最重要指标，并把论文发表作为证明其科研能力的最重要途径。科研成果的丰富与否，用论文数量来衡量；科研成果的质量高低，用论文所发期刊的级别来衡量。

　　这样一个有待完善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带来了大学教师这一工作的异化——一个原本用于探索真理、洞察本质、传承知识、激发创新的职业，在急功近利、职称第一、充满市侩味的学术氛围中，逐渐演变为一个在流水线上机械地加工学术产品的职业，并用这些学术产品为自己谋取私人利益最大化。当然，这也为少数人谋取私利提供了温床。

　　很明显，梁莹这令人咂舌的科研成果，充分满足了论文数量和期刊级别这两个条件，这也让她能在忽视教学的前提下“几乎拿到了所有她那个年龄文科教授能够拿到的头衔”，成为人人艳羡的所谓著名学者。遗憾的是，即使是科研工作本身，梁莹在进行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撤稿举动后，也被发现有疑似学术不端行为。梁莹为撤稿行为所作的百般辩解，可以说是漏洞百出；而她堂而皇之地声称自己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但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仅出现在学术生涯最早期，因为那时不懂规范”，更是让人哑然无语。可以说，梁莹既辜负了三尺讲台赋予她的“教师”这一角色要求，也辜负了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她的“研究者”这一角色要求。

　　现在，更值得警惕的，恐怕是这种“学术妖风”的上行下效。在这样一种机制引导下，功利之风由上而下蔓延至博士群体乃至硕士群体中，这些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日益沉浸于本学科独有的、狭窄的概念体系中，汲汲营营，创造毫无价值的学术产品。如果这股风气继续蔓延下去，学术市场就会变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柠檬市场，最优秀的年轻人将会拒绝进入该市场，转而选择其他行业。“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当下若不汲取教训，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将落入“勿谓言之不预”的困境。

　　文/都大伟（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