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最近有两则热闻引发关注，第一则是《法制晚报》9月26日的报道，湖南长沙一男子因小区广场舞扰民影响孩子写作业，出门劝阻跳舞者，“与对方发生争论后突发心脏病去世。”男子家属称“跳舞者强词夺理”。第二则是澎湃新闻于10月10日报道的南京大学启用行人“门禁”。多位网友在微博评论称市区高校已经不堪“广场舞大爷大妈”之扰。

　　这使我联想到2016年10月上海老年相亲团被上海宜家“驱赶”的新闻，宜家徐汇店发布的一则《告顾客书》称，日后宜家餐厅实行消费入座的经营模式，因主要年龄在45-65岁之间的“非法”相亲群体“占用了宜家餐厅舒适的就餐环境，长时间占用座位，自带食品及茶水，大声喧闹，随地吐痰，打架及斗殴。”这一时引起舆论热议。

　　上述三篇新闻虽叙述的事件不同，但老年群体或是事件人物主体，或被认为是事件结果的影响因素，总体媒介形象都是聒噪的、霸蛮的、自私的、缺少素质的。从上海宜家相亲团到广场舞群体，虽“坏人变老”的戏谑话题早已鲜于在互联网提起，但老年人的媒介形象并无多大改观，甚而因为长期被符号化而越来越刻板化，使公众产生认知偏向。

　　在主流话语里彰显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风貌、穿着鲜艳的衣服、充满活力的老年广场舞群体，其形象却不断在民生新闻和网络舆论中被重新建构，他们不被需要而是变得“招人讨厌”，以“大妈”等为指代符号的脸谱化的中老年人形象愈发突出。

　　但值得警惕的是，媒介形象与客观形象其实并不完全等同，而多多少少因为媒体的事实选择和认识局限而产生细微差异。还应当注意到，诡异的是，在新闻报道里，处于事件风暴中心的老年群体并没有亲自发声，他们的需求、困境与情绪没有得到观照，而是被拥有话语权力的一方置于无从辩解的道德法庭上。这种倾斜的报道方式会引导读者强复杂为简单，而被情绪感染的读者很容易利用认知经验进行“合理想象”。此时，事情是难以彻底解决的，比如广场舞可能还是会被进行到底，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社会层面上的反思也将被消解。

　　而在社交媒体的舆情争鸣中，老年群体依然处于几乎完全失语的状态，绝大部分网友对老年群体占用公共区域跳广场舞、音乐噪声扰民等行为持指责批评的态度，甚至延伸到责怪和抱怨老年人“早上还要和年轻人挤公交”，“结果就是坐个车去逛公园，去医院免费测个血压”。脱离具体事件来看，这本质上都是不满于老年群体对社会紧张资源的占用和其社群聚合的行为对其他群体的影响。“把老年相亲团驱走”“把广场舞大妈拦在门外”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城市空间领土的争夺，更是对社会资源的宣誓。

　　本来，在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能够从家庭儿女琐事里部分解放出来是一件好事，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在青年人占据了更多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消费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背景下，政府、社会组织与市场如何创造更多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以公益性为主的精神文化空间，如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大学、老年户外运动场地等。毕竟，缺少“合法化”活动空间的尴尬困境才是“广场舞群体”到处占地的深层原因。新闻中老年人表面行动强势的背后，其实是“无处可去”的弱势处境。

　　事实上，根据民政部《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达到2.31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6.7%。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估测，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7%。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医疗床位、养老金等直接相关的物质关怀自不必说，但是老年人所需要的精神文化活动和社会公共空间却一再被忽视。

　　仅就社区公共空间而言，社区内的老年人健身器材就常常面临年久失修的问题，棋牌室等活动空间也往往狭小简陋，活动种类有限。而社区外的属于老人的公共空间和基础设施就更加缺乏。区别于城市年轻人的高消费、追求时尚和充满边界疏离感的生活状态，老年人往往舍不得花钱、惧怕孤独、喜爱结群，这也是为什么当他们占据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宜家商场时会被看作格格不入的原因。在这种供需不平衡下，大学操场、街道空地才更多成为老年人活动的去处。

　　不开放、包容地解决老年群体的活动需求，而是一味地去堵住疏导的口子，划清界限、宣誓主权，这看似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但却充满危险，不仅缺少人情味，逃避了空巢老人、失独老人、流动老人的身心健康等现实社会问题，同时让老年群体背负全部的道德责任，更是以“个人素质”的话语来遮蔽资源分配的不公和社会管理的不完善。

　　在媒介形象的固化，新闻报道的倾斜和网络表达简单化、情绪化的思维下，以“广场舞大妈”为代表的老年群体只会越来越声名狼藉，“把他们赶出去”的舆论声音只会挤缩老年人本来就少的活动空间。然而，事实上，年轻的网友都有祖父祖母辈，甚而父母辈也已经超过50岁，谁不希望自家的老人获得足够的安全的舒适的精神活动空间呢？

　　文/曹彦（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