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谁？何为“耿飚之问”？

　　耿飚是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杨得志、罗瑞卿领导的“杨罗耿兵团”，曾参加过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宁夏战役，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1年，耿飚回到当年战斗过的陇东某县。话说当地的老百姓听说老首长回来了，纷纷来看望他，还有不少人来找他告状，表达对县乡干部工作作风的不满，其中不乏怨愤情绪。群众的反映引起了耿飚的深思。离开前，省、地、县的领导来为他送行，耿飚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50年前（1941），我们385旅在这里驻防，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该战士枪毙。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他求情。我要坚决执行纪律，谁知受害者的父母都跪倒在地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全都跪倒，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怎么劝他们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讲到这里，耿飚话锋一转，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

　　这就是振聋发聩的“耿飚之问”。

　　“耿飚之问”影响虽不如“黄炎培之问”（即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交谈时，黄问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周期率之事），但其深刻性不遑多让。

　　“黄炎培之问”是友党人士之问，问题关涉中共执政方略、建政之路的问题。

　　“耿飚之问”，是党内之问，问题关涉党如何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何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问题。虽然他是对在场的干部而问，又何尝不是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关于党风政风的一个大问题？

　　“耿飚之问”已经在历史的天空中回响了27年，至今仍极具现实意义。

　　耿飚发问是在20世纪90年代。客观地说，当时腐败尚处于滋生蔓延阶段，尚未发展到后来这样普遍和异常严峻的状况。但面对呈蔓延之势、干群关系已现裂痕并现对立的情势,耿飚忧之甚切，思之甚深，故在当说客气话的场合忍不住尖锐发问。“耿飚之问”，不能说是他个人之问，而是天地之问、人民之问。他的问题直指党风存在的核心问题，直指产生问题的根源。倘若当年全党上下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并严加警惕，又怎会造成后来腐败严峻的局面？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和政治生态的修复已使全国人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但“耿飚之问”过时了吗？

　　没有过时！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人民群众不满意、不高兴、不答应的事，仍在不少地方不断地发生。反映党风政风问题的渠道还有很多梗阻，民情民意难以充分畅达；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不少机关存在；精神贿赂、吹捧谄媚之风有抬头的趋势；懒政、怠政造成的事难办，效率低下的情况不在少数；在政治学习中说假话、官话、套话的风气尚未完全改变……前一段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事件，说明了群众在一些官老爷心中的真实地位。想想十九大刚落幕不久，十九大报告反复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一切以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可在学习十九大报告的热潮中，还有人竟然将一些人称之为“低端人口”，令人震惊，足见落实报告精神何其任重道远。

　　还有一事值得一说：在进入寒冷季节的北方，一些没有来得及煤改气、煤改电的地方，居然不同意百姓用煤等传统燃料取暖，造成有的学校、居民在摄氏零下几度的寒冬中挨冻。

　　“煤改气”“煤改电”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设身处地，在寒冷的冬天不能取暖，老百姓没有怨气吗？好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对上述事件及时作出回应，才化解了不少人心中的块垒。

　　前些年，一些官员因被查处而垮台，所在地群众奔走相告，打横幅上街庆贺，燃放鞭炮，兴高采烈如同过年。一些官员简直成了群众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屡次举报而不气馁，一日倒之而后快。何以如此？原因包涵在“耿飚之问”中。

　　继“黄炎培之问” 后的“耿飚之问”，更具警示意义。它是一口警钟长悬人心。它叩响的，是执党政如何确保长期执政之问，是共产党如何“不忘初心”之问，问的是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官员。（湖南省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汪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