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衣：李村寻人启事》记录了作者老家“李村”主街道上一棵电线杆下老百姓们拉家常、论是非以及彼此纠葛的日常生活，既有铁匠、木工、豆腐匠、泥瓦工这些农村手工业者的居家小日子，也有聋汉、盲人这些农村弱势群体不为人知的个人世界。这些故事生动、真实、接地气，不仅探索了一种介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新文体，而且体现了乡土文学的一个新风貌。

　　自鲁迅提出“乡土文学”概念以来，乡土文学一直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大宗，这是由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这个独特的社会形态决定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揭露愚昧、反叛礼教和关注底层、向往田园、强调抒情性是乡土文学的两条脉络。四十年代后至改革开放前，革命、建设一直是乡土文学的主题。近年来，乡土题材虽然也有佳著，但在商品化、城市化、信息化大潮下，乡土文学的式微似乎无可避免，乡土文学这一现当代文学的主脉到了岔口。

　　李瑾的“李村”“小人物”系列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地衣》收录了五十二个普通百姓的普通故事，从表面来看，这些百姓身上没有宏大故事，没有城乡发展交织而成的追问，也没有现实和未来的剧烈冲突。李村和栖居其间的人物，在作者笔下是原生态的。在这个意义上，五十二篇故事，就是五十二个人物的史记或传记，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说明书”。在对每个人物的处理上，《地衣》的手法是小说的，通过裁剪、组装人物的日常，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在两千字左右的篇幅内，实现对一个人物的深邃挖掘和生动刻画。在风格上，《地衣》则是散文的，其“神凝形散”“神收形放”，以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语言，展开了一幅真实的乡居画卷。

　　和沈从文“化外之境”的诗性乡土故事不同，《地衣》虽着力表现人性的善美，但对丑和恶也没有回避。作品中，作者通过记述对人物性格的正负面向予以镜现，留给读者自己思索判断。比如《小沈阳儿他娘》中，作者没有直接说孩子不孝顺，而是借用小沈阳儿他娘请儿子吃鸡这样一个细节表现：“阳儿撕巴着老母鸡，吱儿吱儿的，造了一斤老村长。完事儿，嘴上的油也不擦，把两个鸡爪子往怀里一揣，说，给二子儿他娘留着。然后，又嫌乎他娘，请客哪有不请儿媳妇的？怪了事儿了。”作为个体的生命，悲伤和欢笑都是短暂，找不出坡度太大的起伏，这使得他们在历史的蜿蜒里面目模糊。然而在诙谐爽利的叙事文字间，他们形容有异，风姿有别，互相勾连和映衬，俨然站立成了自己的样子，同时，又联袂还原出一个亘古的“民”的意象。每个人物虽然渺小、简单，但却极有传奇性，不重复，也不可复制。

　　作家梁鸿说，今天书写乡村的人，大部分都已不在乡，已是离乡者。这一说法适用于绝大部分乡土文学创作。甚至还有评论家指出，乡村的渐行渐远加剧了人们的历史怀旧。他们书写历史经验并给予历史观照，企图通过书写家族史、个人史而让乡村复活，或者搭建起时下与过去的某种关联。李瑾绕过离乡式、怀旧式写作而另辟蹊径，以“现实在场感”承担起一种历史使命，通过记录普通百姓的日常，让人在时间面前立起来。李瑾的这种努力，体现了乡土文学的一个努力方向，即作者在观察，在记录，但绝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回乡者，而是在场者，都是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透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李瑾就是李村的村民，他在每一篇文章中的出现，都显示他是主角旁边的配角，配角背后的主角，你无法找出他和李村一草一木、一人一物的界限。和描写对象没有距离感，感觉不出丝毫违和，是《地衣》突出的艺术特色。“作家离地面越近，离泥土越近，他的创作越容易找到力量的源泉。”只有以在场者的身份，与生活保持同步性和同幅度，才能在精神和格局上实现“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李瑾的新探索就是和电线杆、和五十二个普通百姓、和李村、和广袤的农村站在一起，是其中的一分子，一同保持着对生活、生命和时间、历史的敬畏。这样得出来的文章仿佛不是写的，而是生活的一种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