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盛佳鹏摄（新华社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们在认真听会。新华社记者 高 洁摄

3月7日，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别举行小组会议，讨论宪法修正案草案。图为曾庆军委员在会上发言。本报记者 史自强摄

　　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时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对于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之处，习近平用了3个“新就新在”来进行论述：

　　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

　　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

　　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那么，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呢？

　　从统一战线到人民政协

　　新型政党制度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党制度。

　　早在1848年诞生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到，“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数十年后在东方，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艰辛的斗争实践，“统一战线”的理念逐渐成型。从两次国共合作，到《八一宣言》的发表，再到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1939年，毛泽东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可以说，在斗争年代，“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存亡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后，人民政协成为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国旗、国歌、纪年4个重要决议，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此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确立，人民政协性质和作用载入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被确立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沿着历史一路走来，正确的方向终将抵达光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已经成为了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

　　团结和民主是两大主题

　　2014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强调要进一步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

　　要点之一在“团结”。习近平说，“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不仅是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更是团结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才能集中力量做大事，减少内耗。“从效能角度讲，新型政党制度可以避免恶性党争导致的政治僵局。”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曾毅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是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携手为共同事业贡献力量。”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最适合一个国家当下国情的一种新型政党关系才是最好的政党关系。证明它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内耗，最大程度上凝聚了各方面力量，带动了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

　　要点之二在“民主”。习近平指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指出，不同于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竞争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执政党和参政党共同为中华民族发展谋划、协商、努力。民主监督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功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指出，要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各级党组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有一些学者曾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文明将终结于西方发展模式。但事实已经证明，通过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方面的坚强领导，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安排，中国成功实现了发扬民主和集中领导的有机统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团结与民主，基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用了7个“广泛”和5个“有效克服”来细致地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这一独特优势：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

　　为世界政治贡献新模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说法的提出，也体现了我们对自己的政党制度持有充分的制度自信，展现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风范。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参政党教研室主任王小鸿认为，过去在政党制度模式上，有的人缺乏自信，总是以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评判中国的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讲清楚了新型政党制度‘新’在哪，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让一些跳不出旧式政党制度的国家看到了可以借鉴的模式。”在新型政党制度中，每个民主党派都有着各自所联系的群众，实现了广泛联系群众，解决了旧式政党代表少数人和少数集团利益的弊端，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更是深有感触。“我在海外生活工作多年，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些国家所谓的民主政治、多党竞争往往成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不能代表民众的诉求，造成了社会乱象、经济停滞不前。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确是更有效的民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的确是为广大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政治制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理事屈建平这样说。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认为，习近平阐述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受到海外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大家的思考，特别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多党合作舞台极为广阔。“海外侨胞将会通过侨联等渠道，反映自己的呼声和诉求，更积极地参加祖（籍）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海外的专家学者对新型政党制度也做出积极评价。泰国玛希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释元德认为，新型政党制度确保了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广泛参与性，“中国共产党希望并愿意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而在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中，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执政党对于在野党和少数派的声音鲜有兴趣。”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表示，“中国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务实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一道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奋斗。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