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菊娣搬到花桥的那天，恰好是11号线昆山段试运行前一天。

　　可惜70岁的老太太当时完全没留意到那个“历史性的时刻”。她在忙着失落——“我大上海来的，住到这小花桥……”

　　4年后，她开口就是“我们花桥……”她退休后被徐汇区龙华街道返聘，坐11号线上下班，自称“老年跨省上班族”。

　　28岁的刘文萍2012年落户花桥，“每天和11号线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儿子还长”。她说，11号线给了她坚持心仪工作的可能性。

　　来自东北的摄影师杜阳，在上海生活了11年，前年落户花桥。他在11号线上拍了许多普通人的照片，希望探讨“地铁与人的面孔”的关系。

　　如果不是因为11号线，他们的生活不会因“跨省族”而产生交集。2013年10月16日，中国首条跨省（市）地铁线路——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北段延伸工程（上海安亭站—江苏昆山花桥站）开通试运营，至今已有4年多。

　　据昆山轨交管理部门统计，昆山境内3个站，通勤人数从2013年的日均2.6万人次，已涨至如今的5.7万人次，周末甚至曾接近7万人次。

　　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如何突破行政区划隔断、建立城市基础交通设施，实现城市群互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认为，11号线跨省段的开通，具备示范意义。

　　【同城效应】

　　清晨5时40分，是11号线花桥段每天第一班地铁从花桥站驶出的时间。

　　以紫红为主色的列车，西起昆山花桥站，过兆丰路站后驶入上海境，到嘉定新城站并入主线，直向东南，蜿蜒，穿城而过，最后抵达上海迪士尼。总长达8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地铁线路。

　　59岁的乔忠良已经就绪。他每天4时起床，5时赶到花桥停车场。这个停车场位于花桥站1号口右手一排不起眼的围墙内。走进围墙，视野豁然开朗，有十几亩地。上班高峰之后，这块平地将被全部停满，折射出的是这条地铁吞吐的巨大人流。乔忠良打扫卫生，15分钟后所有管理人员集合。

　　人流在7时之后渐渐到来。

　　刘文萍7时20分起床，7时45分赶到小区外的公交站台，站台上已有10多个熟悉的面孔，大家都在翘首期盼966路或363路的到来——随便哪一辆都可将他们送至花桥站。

　　刘文萍在普陀区一家IT公司工作，丈夫在苏州上班，儿子在婆婆的照看下在花桥上幼儿园。她笑称，“一家三口，三地办公”。

　　最初购房在花桥，是因为她当年毕业正好在花桥找到工作。11号线的延伸，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她琢磨着可以试试看应聘上海的公司。

　　“如果没有11号线，我可能不会想去上海找工作。”如今，她的“五险一金”都在上海交，工作内容也比原来更具挑战性，承担起部分管理职责。

　　18岁的郝一昊比刘文萍稍晚些起床，他住的小区离花桥站只有5分钟电瓶车路程。他在8时出门，骑着电瓶车载表姐到地铁站旁停车场，迅速停好，一路小跑，8时15分上了地铁。

　　郝一昊来自河南。他的姨母2015年在花桥购置这套房子，就是看中了地铁的便利。今年9月，他离开老家，寄住于此，发现“很多邻居都是去上海上班的”。

　　他也想去上海求职，沿着11号线选工作地点，最后选定曹杨路——离家大概1小时车程。面试几家后，他找到曹杨路上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销售工作。“上海这个地方人人平等，不用托关系，有付出就有回报。”他说。

　　9时28分，到站，他迅速在路边买了一袋豆浆、两个包子，急着进公司打卡。

　　孙菊娣通常选择9时以后再出发。她被返聘的工作岗位很照顾她，不要求早到。

　　孙菊娣是跟着儿子到花桥的。因她老伴去世，儿子不放心她独住，恰巧儿子的公司迁到花桥，因此想带她前往。她左右不情愿。公司负责人上门恳请“阿姨帮帮忙”，她拗不过，来了。

　　“都是靠11号线！”她拖着小推车上地铁，连鸡精、康乐醋都要从上海买了再拖回花桥；和老伙伴们集会，她也不缺席，就是要稍微提早点出门，“基本还是算同城”。

　　15时25分，记者在从上海市区至花桥站的地铁上遇到金曦（化名）。她抱着4个月的娃，从上海市儿童医院回花桥。邻座有人感叹她路途遥远，问她“多早出门”，她笑答：“10点才出门，下午3点就看完回家了。”

　　张尚武的课题组曾有教师分别统计过往返沪宁、沪杭的人流量。“算下来的比例，大概85%是走沪宁这条线，15%走沪杭线，所以，11号线应该切实解决了这条线上不少人流的交通需求。”张尚武说。

　　【边界消失】

　　如果只是坐在车厢内，很少有人能留意到列车跨省的瞬间。

　　轨道高架桥下，兆丰路与曹安公路交界的十字路口，西面是江苏，过了就是上海。除了当年的收费站拆除后留下的顶棚，以及一块蓝色的“上海界”牌，几乎难寻省界的痕迹。

　　边界，已然在地理上，淡化了。

　　2013年10月16日9时30分，昆山市轨道交通投资有限发展公司副总经理吴楠坐首发列车从花桥站驶出，3站，6公里。他几乎全程参与花桥段建设，跨过边界的时候，他想起2011年6月30日在花桥界内打下的第一根桩，“和当时是一样的心情”。

　　花桥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规划管理科科长王祯记得，当天很多人在安亭站下车，走着回到昆山兆丰路站。从那块“上海界”牌穿过时，有人说：“终于等到了花桥的地铁！”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曾表示，11号线绝不只是地铁跨省运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带来城市和城市之间“边界”的变化。

　　王祯说，原本兆丰路花桥侧只有一幢像样的大楼，周边都是农田，自地铁通到安亭站后就开始飞速发展，兆丰路两侧相继建起商业综合体、小区等。

　　花桥的另一条主干道光明路，在光明路站通车以后，服务业形态也越发多起来。花望新村保安老陆告诉记者，光明路两边的餐饮、物流和房产公司都是近两年才开的。

　　张尚武认为，过去是以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发展中心，而现在看上海，已经演化成一个大都市圈的概念。都市圈，强调的是其经济活动影响力，而不是地理覆盖意义上的圈。“大上海都市圈”的界定是日常通勤范围在1.5小时左右，在这个空间范围内，功能、空间、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等方面都要一体化考虑。

　　在花桥段通车后，吴楠所在轨交公司接待了一批批访客。有来自京津冀的，有来自浙江、广东的；有的是政府层面，有的是企业合作；所关切问题，宏大到如何突破区域壁垒，细微到协同管理的点滴细节……

　　王祯说，江苏花桥和上海本身就有互联互通的基础。他上班的地方与上海“一路之隔”，若是不加区号拨号码，常能拨到上海去。

　　“11号线能落地，更关键的还是顶层统筹起了重要作用。”王祯实事求是说。

　　吴楠介绍，2009年12月22日，上海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联合江苏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关于上海市轨道交通11号线北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方案调整（安亭站－花桥站）的请示》。为此，光是省级发改委领导碰头会，就一年开了不下3次。

　　在项目评估和环境评估通过后，2010年9月30日，国家发改委同意将原批准的上海市轨道交通11号线北段工程由安亭站延伸至花桥站。

　　吴楠回忆，拿到批复的那一刻，所有参与项目的人都很激动。大家卯足了劲：从打下第一根桩到工程完成，一般5年的工程，他们在2年多就完成了。

　　同城效应带来的经济发展是显见的。

　　上海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虽然名头上还是“上海”，却在今年8月将上海的总公司从普陀搬至花桥，更名为东方雨虹华东（花桥）总部。总经理王国朝说，因公司在行业内算龙头企业，所以最近的一次行业内协会也来到花桥召开，“大家都没觉得是出了上海”。

　　对比2013年边界刚打通时和2016年数据，花桥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统计站站长金玉峰说，区域经济发展明显提高。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29.95亿元，是2013年的1.4倍，年均增长11.0%；服务业增加值完成192.03亿元，是2013年的1.6倍，年均增长16.3%。

　　兆丰路与曹安公路交界口，路西侧是江苏，路东侧是上海。（王潇 摄）

　　【协同管理】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上班族们进花桥站，即使在人流量最大之时，所有人都会鱼贯将包送入安检传送带，手上的饮料也要喝一口。

　　偶有不熟悉“规矩”者会刁难安检人员，“这么多地铁站，凭什么花桥站非得安检这么严？”

　　“花桥站实行的是‘逢包必检、逢液必查’。”昆山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建武说，“跨省，涉及到两边的规范都要执行，因此，一切都按最严格标准执行。”

　　边界壁垒打破，随之而来的就是管理问题。

　　地铁延伸6公里，花桥站周边迅速成长为“中心”的“边缘地带”：人口激增，空间蔓延矛盾突出，公共设施缺口凸显。

　　刘文萍说，原来从家里到地铁站只有363路，班次少，挤不上前一班就只能再等半小时，所以着急的上班族几乎都是拼了命挤，“旁边人呼出的气能直接吹到自己脸上”；而下车时，因太挤，后下车者甚至会踢到前面下车的人，可连吵架的时间都没有，掸掸灰就往前冲。

　　今年开通了社区巴士966路，情况稍有改观。但刘文萍依然觉得，时间段拉得有些长。

　　停车管理也是问题之一。

　　高峰期过后，再去找管理员乔忠良，此时停车场上25排共约7000辆电动车、自行车已排列整齐。有人曾将航拍照片放到网上，评论“估计挪个位置都会找不着车”。

　　“停车场扩到哪里，车子就停到哪里。”乔忠良说。

　　地铁开通时，花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专门成立了轨交综合管理办公室。原在昆山市曹安派出所工作的王益民被调来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苏州境内3个站点的管理工作。

　　“没考虑到会有这么大客流量。”王益民是土生土长的花桥人，亲眼见证了停车场的发展壮大。他介绍，原先这片土地是旧厂房，是划拨给昆山市公交公司使用的，那时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均未设立。自从地铁开通，轿车、电瓶车、自行车越停越多，起初停车免费，后来实在无法容纳，机动车只能收费。“现在不少人不开汽车了，都改成骑电瓶车。”

　　不断增加的车量带来管理难度。高峰过去，管理者们巡视一圈，将车辆摆放整齐，还会发现很多因匆忙而忘拔的车钥匙、忘在车篓的早饭……他们就放在办公室待人来取。此外，站外黑车随意停靠也令人头疼。兆丰路地铁站外的管理人员朱贵生说，他有时去劝说黑车司机驶离都会被骂。

　　目前，站区周边还在统一规划，当地政府正在汇集部门加快拆迁力度，今后会建立新的停车场。就在隔壁，已有一片更大面积的土地平整完毕，将会作为新的机动车停车场。

　　摄影师杜阳认为，这正是城市发展必经之路。他观察到，地铁上的人对让座、排队的忍耐和遵守程度，同样是随着时间慢慢改进的。他在11号线拍摄到许多有意思的视角，有吊着把手快睡着的上班族，有晚归带着外卖回家的人，有交谈甚欢的年轻人，还有在站里跳广场舞的老年人……

　　福田物业负责非机动车管理的队长席小平在整理车辆。他说，以前停车场里很多杂草，中间还有大坑，队员们自发整理后，可以停的车辆比最初多了一倍。（殷梦昊 摄）

　　【理念交互】

　　“不瞒你说，一开始来花桥，我都掉眼泪了。”孙菊娣笑。她记得那时小区周边还没开发好，一双600元皮鞋蹚泥水回家，全是泥浆；小区门口的黑车时不时欺负她是上海口音，10元钱的路程，跟她开口要30元。

　　真正融入的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她原有支气管炎，但来花桥后竟然好了，4年都没发过，这让她对花桥大增好感；之后，因为她在上海是做社区工作，有人慕名求助如何管理志愿者队伍，她一五一十传授。

　　小区旁边有条小河，本来清澈透明，可几年后上游出现污染，波及到小区这条小河。她领着社区志愿者们去找镇领导，“我们不是来吵架也不是来抱怨的，就是想聊聊怎么一起把河治理好”。

　　还有一次，一位保安队队长在管理社区乱设摊现象时被刺伤，她在全小区号召签名，呼吁严惩肇事者……

　　“上海老娘舅”的名声逐渐传播。甚至有人因不知她住址和电话，硬是守在小区门口等她回来求助。镇领导对她印象深刻，社区干脆给她开辟了一个小间——孙阿姨工作室，说是“最佩服上海人参与社区管理的能力和热情”。

　　社区现在的志愿者服务队，20多人里有10位都是上海人。他们捡垃圾，处理宠物粪便，上门与高空抛物的家庭沟通。

　　张尚武认为，交通带来的跨区域流动仅仅是最基础，区域流动以后，如何共同进步、协同发展，是后续的关键问题。上海在城市管理的先进理念以及创新技术的成果，都可用来带动区域发展，发挥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引领作用。

　　孙菊娣深有同感，“11号线相当于把两个省市的人拉到了一起，提供了互相学习的可能性”。

　　有次在地铁上，她遇到一位年轻人在骂老人没好好带孙子，她悄悄凑过去，“年轻人，不好这么说自己妈妈的，我听了这话难过，谁都会老的……”年轻人不再吭声。

　　还有一次，她听人在聊房价黑幕，她客客气气问其中一位，“小青年，有证据吗？”那人脸一红。“没证据的话不好乱讲的。”她说。

　　而与之相互的，江苏开展的“六个一”大走访活动让孙菊娣觉得，群众工作有了新思路。所谓“六个一”，是指收集一批社情民意、促进一批企业创新、推动一批项目建设、化解一批矛盾问题、总结一批基层典型、完善一批政策措施。她回到上海，对社区干部们传达了这些理念，干部们说：“这个好！有机会也到你们花桥去学习！”

　　孙菊娣说，她最感激地铁11号线的是，物理上的改变打破了她僵化的思维。“我以前只认为上海最好，当然我还是觉得上海好，那里是我家，但现在我觉得花桥也很好，我现在也算新江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