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这一个月接连爆发了不少舆情事件，从江歌案到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各大主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发挥了应有的舆论导向作用。

　　在庆幸主流媒体的报道速度跟上了互联网节奏之余，笔者也不免担心，媒体或许正在形成一种武断式的“一旦发生重大舆情事件就先入为主判断公众缺乏理性”的报道框架。

　　诚然，在过去的舆情事件中，譬如江歌案，舆论对当事人刘鑫确实进行了堪称非理性的压制和谴责，公众视野内少有关于她本人的发声和媒体报道，一边倒的口诛笔伐，说是网络暴力也并不为过。

　　但是月余内接连三起虐童事件与江歌案迥然有别，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足够草根化和娱乐性的微博平台，呼吁相关部门完善政策和介入事件、呼吁国家出台学前儿童法律保护机制、呼吁相关责任方的回应和提供医院方诊断证明的理性之人并不在少数，而所谓谩骂激愤的不理智言论只是个别现象。

　　的确，个别舆情事件中公众存在理性的缺位，但将个别事件泛化为一类事件，根据既定框架来报道所有的舆情事件，一味呼吁理性而忽略现实中的公众行为，难道不会进一步加深双方的意见分裂与壁垒吗？

　　事实上，对于触及人性底线的恶性事件，基于道德的舆论谴责是某种程度上对“恶”的制衡，倘若舆论过于理性，反倒影射出道德体系的失衡。

　　保持理性、冷静追问本是新闻专业主义和职业道德规范中对新闻人的内在要求。毕竟，新闻媒体的生存根基正在于对事实的坚持和客观独立的判断，要求新闻人保持理性是完成报道的必要准则。但过于外化这种要求并醒目表露在新闻报道与评论中，将主体扩大到公民全体，反倒容易加深媒体对民众“乌合之众”的刻板印象，以及民众对媒体的逆反心理，进而加剧两者间的认同隔阂。

　　论其根本，这种“舆情事件中公众缺乏理性”的报道框架背后隐藏的是传统媒体人的精英观。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尽管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一直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但媒体人思维上的转型却始终没有得到实质发展，传统媒体人依旧抱持着过去基于渠道和内容优势的精英主义，将互联网简单视作平台，无视了互联网“平等”的属性。

　　可现实是，人工智能正在崛起，公民赋权已成现实，内容共创时代来临，媒体垄断优势早已不再。所谓“精英”不过是旧时代的黄粱一梦，传统媒体若是继续自顾自地把受众越推越远，美国大选中媒体议程设置的彻底失效将不再是来自西方的警钟，而是我们的未来。

　　文/冯萧炫（天津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