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评论同行：

　　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做个发言。今年时评研讨会的召开比往年要迟，一些评论员等得有点着急了，但我认为，会议来得刚刚好。红网这是在最合适的季节（深秋）、最合适的地点（常德）、最合适的时机，召开的一次最“红辣椒”的研讨会。红网对新闻评论事业十多年的执着与坚守，树起了一面有全国影响力的旗帜。今天，我们正是在这面旗帜的感召下，从全国各地汇聚在常德，畅叙友情，聚焦时评。红网的真诚与付出，值得大家点赞。

　　我涉足时评写作始于2002年12月，第一篇时评稿件发表于《南方都市报》，从这点来说，我算得上是最早一批时评人之一。我给红网写稿始于2003年2月，属最早与红网结缘的时评人之一。

　　2005年以来，由于工作岗位调整，工作压力加上琐事缠身，难以安心构思写作，因故写稿量骤减。对喜欢时评写作者而言，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遗憾。直至2014年5月，工作岗位再次变换，虽然仍是某国企主要负责人、法人代表，但压力有所减轻，得以重拾锈笔，重回“红辣椒评论”这个大家庭。

　　十多年前，有传统媒体曾邀请我加盟，被我婉拒。我始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和信心把写评论当职业，无拘无束，有感而发，业余为之，最适合自己。或许就是这样的状态，自己观察新闻事件时，少了些“瞻前顾后”，可以放心就事论事，在追求“言人所未言、言人所未敢言”的写作境界时，也有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因此，构思一篇评论时，只专注考虑能否选准一个有亮点的角度切入，以及立论能否站稳，几乎忽略了自己的身份因素。一些引发关注的时评，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写的。

　　比如，2004年2月15日在红网发表的《贪官死囚为何都“享受”注射死刑？》，聚焦大贪官最后的“特权”——注射死刑，在全国第一次提出了死刑执行方式也有平等性问题。2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也刊发此文，遂被10多份报纸转载，中央电台、凤凰卫视均曾选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官网（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也予以转载。五天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报道广西南丹县原县委书记万瑞忠因犯受贿、瞒报矿难罪被判死刑时，一改此前同类报道具体描述是“执行枪决”还是“执行注射死刑”的用语，以“被执行死刑”代之，隐去了具体执行方式，且形成惯例，延续至今。

　　再比如，2015年12月17日在红网发表的《聂树斌案：要舆论监督，不要舆论审判》，12月18日晚被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加按语后全文转发，第二天的《人民法院报》也予刊发，一天内网络同题转发量超过30万条，有10多万人在网络跟帖评论，引发广泛关注。这篇与四家知名媒体发表的评论提出商榷观点的时评，没有关注聂树斌案的复杂事实，没有涉及“舆论监督”够与不够的敏感话题，而是聚焦“舆论监督”与“舆论审判”的边界。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个别媒体评论“聂树斌案”时，显然越界了。最高法转发此文后，一定程度扭转了此前舆论被动的局面，澎湃新闻也撤回了12月15日发表的社论：《聂树斌案：正义不可再迟到》。

　　以上两篇评论，均首发于红网。正是红网的专业、敬业和担当，给全国评论员们创造了最大的创作空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施展平台，激励大批时评人拿起笔，共同发声，一起推动社会的点滴进步。

　　于我而言，写时评纯属业余爱好，时断时续写了十几年，也出版了两本时评文集，但感觉进步不大，与在座的评论家们差距不小。希望借此机会，虚心学习，与大家多多交流。

　　谢谢大家！谢谢红网！谢谢“红辣椒”！

　　2017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