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梅《亲爱的女儿》读得我泪眼模糊，真是呕心沥血之作，非常感动。

　　阮梅是以写报告文学起家的作家，《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当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调查》《汶川记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天使有泪》《罪童泪》等图书已然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她的作品里有一种坚硬的现实，对这种现实的切肤之痛又促使她的作品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在这部《亲爱的女儿》一书中，她的创作别开生面地从“他者”到“自我”转型，以书信的体的形式向女儿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

　　如果说冰心的《致小读者》以书信体写了一个对小孩子充满爱的姐姐形象，那个形象里多是阳光、日月与理想和希望这些意象，令人欢欣鼓舞，也让人有一种理想的向往，与现实的距离还是比较遥远。而阮梅笔下的“本我”完全用非虚构的笔法，她竟然能够如此坦诚自己的性格，真实得令人恐惧、令人唏嘘、令人惊心动魄。

　　可以说，阮梅是一个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脚踏实地的儿童文学作家，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恐怖、疼痛、暴力、丑恶、死亡等等负面生活侵蚀，她能够非常客观地凝视与思考。“校园欺凌，并不仅仅属于网络时代的今天，它也属于六十年代的我，以及我的同辈们。”她回望自己少年时候的天空，“有疼痛，有我许多的无奈和我的倔强抗争”。尤其是她中年后对身体疾病的抗争，“疼痛到来，我不得不严阵以待，不得不以适当的药物来调停。除了提醒潜伏的疾病，疼痛还是身体的保姆。”在与疼痛过招时，才能深切体悟到生命存在的丰富感受性，她如此面对疾病、痛苦和挫折，显示出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事实上，即使如此乐观坚强的阮梅，面对现代人的精神疾病——抑郁症，特别是自杀，也显示出无奈与焦虑，甚至迷茫与恐惧，一方面与中国儒家圣人孔子的传统生死观“不知生，焉知死”的影响，在死亡面前，中国人是讳疾忌医的；另一方面，自杀也是所有生命存在的难题，据科学家研究考察，动物亦有自杀的倾向，面对巨大的生存困境和后现代时期人类的精神孤独，自杀现象已然成为世界性棘手的难题。但是，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阮梅大声呐喊：“生命的姿势，就是像草样自然而顽强地生长，不美也要向着美的方向。向前走，走到腿脚不利索了，仍然向前走，遇到疯狗有打狗棍，遇到陡坡就爬行，即使老了，也步履从容。生命的姿势，是开心地、从容坚韧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温暖地陪伴一个个至爱亲人。”这种诗意的语言与其说是对自己亲爱女儿的肺腑之言，不如说是对所有人的劝诫和鼓励，宛如灯塔，在弥漫大雾的海面照亮着人生之舟前行的方向。“向死而生”是海德格尔睿智的提醒，也是人类的宿命，更是阮梅作为一个作家表达自我生命的坚忍姿势。

　　阮梅在后记中谈自己的创作动机时曾说：“关于一个人，历经了少年的成长，都会拥有一座富矿。我决定停下步子，迅速将我少年的富矿开采出来。我希图以文学的笔墨，以母亲的柔肠，像冰心先生的小桔灯那样，以温暖的文字照亮那些需要照亮的孩子心。”这种照亮不只是孩子心，因为其作为母亲的责任和作为一个作家的经验，就更具有有意义和价值，比如说关于自己女儿的“叛逆期”，她能够以一个欣赏者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伶牙俐齿”个性十足的孩子，这也是许多母亲最大的人生伤痛，自己最亲爱的孩子，在青春期与父母已然成为陌路甚至是“敌人”，竟有彼此杀戮的极端行为。阮梅的最智慧的处理方法就是“闹个离家出走······常常是母女两个背了行囊一起出行。我们不择季节，周末也好，假日也好，只要不下雨，我们走在大地的旷野上，疯跑乱窜，或者到郊区找一处窄窄的田埂，选一地青草旁坐下，抖开吃的喝的，母亲和女儿慢慢和解。”与其说是和女儿慢慢和解，不如说是与一种充满勃勃生机的美丽旺盛的生命和解，真爱需要平等的对话和交流，需要沟通的力量，而不是以“自以为是”的“母爱”方式实施着“母害”。

　　另外，从当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纪实性写作与幻想类文学的比对中，也会看到《亲爱的女儿》这部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太多胡编乱造的儿童文学在童年文化的天空中如雾霾一样，不为大家抗拒，许多人还见惯不怪，这种我手我心写真情的儿童文学创作就如一朵明丽的花朵，令人欣喜，祝贺阮梅通过探索“自我”成长的丰富复杂，来展示人生的多种况味，而这些况味才是人生的底色，伴随成长，并永远不老！

　　（侯颖，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