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分到历史所古文献研究室“图谱组”，就开始参加《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编写工作。开始只是参加讨论，后来就承担了其中《隋唐五代卷》的编写任务。我将当时所能看到的文物考古类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编写此卷时，也翻看了许多图录，制作了数千张卡片，大致到1989年完成初稿（包括文字与图片）。稿子和图片小样送到主编张政烺先生家时，先生很高兴，难得地与我闲谈了一阵。后来《图谱》下马，大概到92或93年再次上马，改由李学勤先生主编。我又补充了此后的文物图片，特别增加了新发现文物的数量，文字稿和图片小样也在95或96年完成。但《图谱》再次下马。到2004年前后，在王曾瑜先生的努力下，图谱再次上马。我又补充了近10年的新成果，第三次完成了文字稿和图片小样。但迟迟找不到出版社（先后谈了几家，都无疾而终）。最后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凭着对这套书价值的认定，凭着湖南人特有的聪明才智、坚强意志和不倦努力的毅力，终于完成了此书的出版。而我已于今年8月退休。也就是说，我从进入历史所开始历史研究工作到在历史所退休，我这几十年在《图谱》上的努力，我的三度完成的文字稿和图片小样终于要成书面世，避免了成为废纸，心情格外激动，对出版社的努力充满感激。

　　从我的经历可知，说这套书“凝聚了作者几十年的心血”，绝非一句空话。仅在编纂这套书时去世的老先生（我所共事过的），就有安守仁（去世于第一次下马前）、朱国昭（去世于第二次下马后）、张永山等。与我一起从开始就参加编纂的陈绍棣、栾成显先生都已经是75岁的人了。参加过《图谱》编纂现在在世的如卢善焕先生，已经91岁了。他们能看到《图谱》的出版，会比我更加高兴和激动的。张政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令人十分心痛地说：“一九五八年我开始从事主编《中国历史图集》的工作。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虽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不能以此对学术界做一份贡献，是此生一大遗憾！”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告慰张政烺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我觉得这套历史图谱有以下一些重要特点（排序不分先后）：

　　第一是内容的全和细。不仅断代齐全，而且每个断代中又有细分，比如“五代部分”就细分出了五代十国各自的文物，再有就是增加了“社会生活”部分的内容。这些都超过了以往的图说类著作。

　　第二是形式上以图为主，区别于以往图说类著作以文字为主的形式，而且尽可能找到质量较好的图。

　　第三是性质上坚持以图片的“历史性”为第一选择标准，区别于市面上类似图集以观赏性为主的性质。由于这一标准，就使以往不大进入图说类著作中的简牍、文书、墓志等含有大量文字、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文物进入读者视野，扩充了有关“历史图谱”的范畴，具有创新和典范意义。

　　第四是科学性。所有图片都尽可能地交待出土时间、地点，或传承过程，并标注材质、尺寸，附有参考文献，保证了图片的真实可靠，读者可以据此回查原始资料。这样一种方式是以往图说类著作极少有的，堪称此套书最大特点之一，也是从张先生开始就定下的重要学术标准。有了这一标准，就使这套书具有了不可替代的科学价值。

　　第五是尽可能地反映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将其中重要的文物收入书中。因此，虽然此书编辑前后长达数十年，但由于尽量吸收了新的考古成果，就使其避免了一出版就陈旧的尴尬。

　　第六是资料搜集的广泛，不仅包括国内所藏各种文物，还包括世界各地所藏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物。由于世界各国所藏中国文物真伪参杂，因此我们在选择这类文物时非常慎重，没有确切证据，宁肯阙如。例如日本正仓院收藏了许多与唐朝同时代的文物，有些可能就来自唐朝。但是大部分我们不能找到确切的证据，因此只能割爱。这也是张政烺先生提出的原则。这一原则保证了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搜集中国文物时能保持清醒头脑。

　　可能还有一些，等想到再提供吧。（黄正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