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关无人机非法飞行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据中国新闻网日前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梁志毅建议建立无人机实名登记制度。

　　无人机玩家被称为“飞手”。从约束飞手的角度加强监管，实名登记制度当然有必要，但眼下的情况是，作为一个新鲜事物，使用无人机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和程序还不完善，甚至存在冲突或空白。这些问题不解决，监管依据就无法统一，此时单方面约束飞手就会造成两种结果，要么管得松了，制度形同虚设；要么管得严了，判罚不公，严重的，还会扼杀飞手的积极性，给无人机产业发展带来阻力。

　　无人机集成了导航、飞行控制、遥测遥感等多项技术，不仅是娱乐产业的新成员，未来还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比如民用无人机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大地测量、管路巡线、农林植保、气象观测等商业用途。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无人机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750亿元，其中民用约占93%，可谓前景广阔。所以，制订相关法规、标准和程序应该均衡考虑，既不可纵容非法飞行，造成公共安全隐患；也不能让飞手没法“好好玩耍”，从而不利于产业发展。

　　媒体报道，原本出厂前已设定禁飞区不可飞行的无人机，圈内有卖家提供安装破解模块服务来突破禁飞限制。这仅仅是“无知无畏”的问题吗？恐怕也不尽然。上个月，云南昆明长水机场连发多起无人机非法飞行事件后，新华社发表文章提到，昆明设立的长水机场禁飞区是1028平方公里，而拥有无人机市场最大份额的大疆公司官方公布的禁飞区只有18平方公里。可见，在禁飞区的确定上，政府与产业之间的沟通可能存在问题。而飞手就算想按政府标准来飞，1028平方公里的禁飞区又是否合理呢？

　　退一步说，一些机场情况确实复杂，不具备飞无人机的条件，而不少飞手在深山老林上空都能飞。所以，政府没必要让无人机去机场跟民航挤，因此，是否可以按照飞行难度细化划分飞行区呢？

　　2013年民航部门出台暂行规定，要求重量超过7公斤的无人机以及飞入复杂空域内的，驾驶员需要考证。然而，民航局虽然于2014年确定了无人机驾驶员资质管理机构AOPA，它颁的证却不太“硬”。一方面，有这个证不等于飞得好，很多航拍公司根本不看你有没有证；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还不明确，许多飞手担心拿出这个证来，执法部门不认可或不认识。而上个月人民日报还报道，目前无人机使用者的飞行资质、行为准则等，政府主管部门尚未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更不用说那些自行组装无人机的飞手，哪里经过什么培训，又有谁来向他们反复强调社会公众的安全和权利呢？

　　飞手当然是使用无人机的第一责任人，但只有在禁飞区划定且合理、飞行资质明确且形成标准培训体系的情况下，实名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帮助无人机产业健康有序地前行。

　　文/吴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