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发生在天津市南开区的两名儿童坠亡事件，再度将儿童监护人疏忽应承担何种责任的话题放置于舆论的焦点。这也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李铀牵头，并联名曾蓉、刘建军等13位全国政协委员，向本次政协会议提交了《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失职（疏忽）行为“入刑”的建议》，呼吁追究失职监护人的责任。（3月3日 中国新闻网）

　　单就天津的儿童坠亡事件而言，如果还要追究已经承受极大不幸的父母的责任，的确让人觉得有些于心不忍。可是更为宏观地来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真的不可忽视，正如提案委员的资料所显示的，中国每年近1000万的儿童受到意外伤害，重伤及残疾者超过100万，死亡儿童达10万，平均每天死亡270余名。可见，委员之所以提案追究失职监护人责任，的确有所依据，并非只是在蹭热点。

　　问题是，舆论焦点与委员提案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也就是说，一名政协委员及其共同提案人，如何把一项社会大众热议的焦点话题，从舆论焦点转换成为具有一定公共性诉求的提案建议，其中需要把握好哪些原则，这才是委员提案建议不至于泡沫化的关键。

　　在社会信息传播迅捷的年代，一些舆论焦点的形成，几乎存在大致相同的模式：某一社会事件经由各种媒体报道之后，该事件的许多细节逐渐被剔除，形成了比较为集中一致的焦点。因此，假若委员提案属于那种急就章式的类型，不具有一定导引性和包容性，难免会让舆论焦点又重新回到众说纷纭、各说各话的阶段，从而有损于委员提案的公共性价值。

　　再者，媒体上的舆论焦点也存在周期性，一般而言，媒体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新出现的猎物，于是会不断产生一些新的舆论焦点，而那些旧的常常会被掩盖下去，但是原来舆论焦点所针对的问题，可能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可见，委员提案关注舆论焦点，不管有没有蹭热点的因素，如果没有扎实的下功夫去完善丰富锤炼自己的提案建议，极有可能因为舆论焦点的即时性而失去了提案的长远意义。

　　以《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失职（疏忽）行为“入刑”的建议》为例，委员的提案建议能够把目光投向社会热点事件，对于舆论焦点有所关注，当然值得点赞，同时体现了媒体功能在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发挥。可是，当委员的提案建议也成为媒体关注对象的时候，讨论却还停留在引发讨论的天津儿童坠亡事件本身，自然无法排除要出现一些与提案建议不在一个频道上的各式看法，更为甚者，认为这样的提案建议“在父母的丧子之痛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话说得或许极端，却尤其值得委员提案建议时加以注意。

　　长久以来，时常会发现有一些委员及其提案建议本身成为“花絮”，进而成为舆论焦点，恐怕都与这些提案建议没有深入的调研基础有关，也可能是太过于“跨界”使然，往深里探究，还是由于提案建议缺乏专业团队等基础支撑有关，加之又不能持之以恒地后续关注，让提案建议像烟火一样只有短暂的绚烂。由此可知，面对不断推陈出新的舆论焦点，秉持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当然可以成为委员提案建议取之不尽的社会资源，同时也要有所警醒，不能简单随着舆论焦点而起舞，避免委员履职有蹭热点的嫌疑，以此来展现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政治敏感度。

　　文/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