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被视为雾霾祸源之一的秸秆焚烧问题，又一次被摆上了台面。

　　根据环保部的监测显示，11月份黑龙江地区的秸秆点火数量创下新高。今年，黑龙江省肇东市加大了对秸秆焚烧的整治力度，当地媒体甚至首次报道出了有村民因为烧秸秆而被拘留的新闻。一位因烧秸秆而被拘留的村民的家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想不明白这个秸秆要是不烧，能怎么办？”（11月24日《工人日报》）

　　焚烧秸秆和禁烧秸秆已经是农民避不开的“老大难”了。在田间，作物和秸秆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尽管农作物的秸秆可以作为肥料还田，但考虑到堆在地里会影响土地翻种，许多农民无奈选择焚烧，随之带来的空气污染、交通事故、火灾、土壤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也迫使政府不得不搬出“禁烧令”，并对违规者采取拘留和罚款处罚。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当农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产生冲突，一纸禁令真能包得住焚烧秸秆的火？

　　姑且不论对雾霾治理的作用如何，事实是喊了16年的“禁烧令”，不过是在用卫星侦察与农民打着游击战：农民急着一烧了之，政府急着一禁了之，结果是年年禁止，年年禁而不止。问题出在方式还是态度？对于治理逻辑的反思，必须经得住“不烧咋整”的拷问。当昔日田园的袅袅炊烟，变为如今的“问题烟雾”，光堵不疏的“脑回路”俨然偏离了农民实际的利益诉求。在公共治理的讨论空间，政府“禁烧令”背后的行政管理思维是致命的硬伤，真正为农民买单，秸秆焚烧才可能找到消化出路。

　　这里所说的行政管理思维，背后实际是固化的城乡二元思维在作祟。农民在禁令面前抱有侥幸心理，屡禁不止的焚烧容易招徕道德谴责，但自以为正义者的冷漠不是为了说明农民焚烧秸秆就要为空气污染“背锅”。空气污染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城市化进程中的汽车尾气、工业排放同样不是一句“禁止排放”就能坐视不理的。在秸秆难题上自说自话强行封堵，又怎能体会农民的切肤之痛？

　　有了农业思维以后，“对症下药”才更容易。实际上，“禁烧令”把秸秆的处理成本转移到了农民身上，在收集、打包等成本高，且补贴和收入较低的情况下，面对眼前无处可送的“废物”，焚烧成为了最经济、省时的“无奈之举”。

　　从技术、补贴、农业产业化建设上寻找出路，远比任何单纯对农民的道德谴责和官员的行政命令重要得多。换言之，解决秸秆焚烧难题应将着力点放在促进秸秆的综合利用方面，政府出台相关的公共政策，都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这恰恰也是政府的短板。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不买单的禁烧令绝非秸秆焚烧中的利民之策。摆脱城乡二元思维的束缚，兼顾公共讨论中农民的利益诉求，才是推进秸秆焚烧治理政策改进和落实的根本。

　　文/伍瑞冰（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