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大学生们下乡支教，或许期待遇见的是一双双纯粹渴求知识的眼睛。但事实证明，抱着这样的幻想极有可能被现实“打脸”——孩子们不一定是配合他们想象的完美天使。尤其在被孩子索要红包的时候，志愿者们内心的尴尬和无措难以形容。

　　据我的所见所闻，支教对象向志愿老师索要线上红包的现象已经变得非常普遍。这种“伸手”行为在孩子身上的存在与否无关学习成绩或是家境的好坏。孩子单凭一句“求求你，给我吧”就有可能轻松俘获支教老师的同情心，从而拿到少则十元多则一百的QQ红包、微信红包。而一旦成功从某位老师手中得到第一次红包，他们会倾向于向这位老师讨要更多数额的红包。他们有的“伸手”伸得理所当然，话语中没有称呼称谓，直接扔来一句“给我红包”；有的不仅不听苦口婆心地教导，还会反过来谴责或者辱骂老师。

　　“我多么希望他找我，是谈心，是谈知识，而不是跟我伸手要钱。”记得，某支教队内老师曾如此倾诉道。虽为学生素质教育注入心血，队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过这种令人心碎的时刻。对于支教者而言，这无疑是理想图景的破灭：原本给予的是心理、教育上的支持，却被扭转成说不清道不明的物质输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

　　现在的大多数贫困地区，已远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般落后。支教地区的孩子人手一部可以上网的手机，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只要具备基本检索能力，“城里人”怎么玩，他们很容易就跟风效仿。加之这些孩子多数为留守儿童，缺乏到位的家庭教育和管束，不良的消费习惯很难被及时纠正。青年志愿者下乡支教本可以借助自身独特的优势来正确地引导孩子。但是部分支教志愿者对看似无关痛痒的“小恩小惠”是非判断模糊，不管不问或者敷衍而过，错失了教育的良机。

　　如前面所言，“给红包”行为是对支教性质的扭曲。从社会角色的角度来说，这是关系性质的混淆。师生可以在支教中可以发展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关系的建立是基于情感、心理上的，并不涉及物质。支教者在这段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义务并不包括给零花钱，志愿者建立关系的动机首先就应被予以尊重。这种纠缠不清、去向不明的“要零钱”，跟平时的“抢红包”娱乐有着根本区别。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孩子们对支教者道德上的“胁迫”，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什么人是你可以伸手要钱的”“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跟别人伸手要钱的”……这些都是教育孩子恰当地分辨和处理社会关系、关乎他们在社会中个体尊严培养的重要问题。

　　或许会有人认为，给小钱无伤大雅、哄哄孩子一笑而过。但其实，物质奖励尚需要慎重考虑。如若真有什么经济困难，也应当由支教队来讨论协助，经由基金会等正规组织获取帮助，而非通过志愿者不一定能负担得起责任的私人渠道。

　　拒绝发私人零花钱，也是教他们要懂得立足于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做要紧的、有益的投资。为什么父母不给孩子们买QQ会员？不难想象，这是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承担不起多余的消费。支教者虽心有怜悯，但总不可能给零用钱给一辈子吧？况且这种一时的给予，对孩子们而言，焉知不是饮鸩止渴呢？

　　在我看来，给红包最根本的害处在于纵容“伸手就可以得到”的经验在孩子们身上形成。这种变相乞讨极有可能让他们养成惰性，把得到与否归咎于环境、归咎于别人究竟有没有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支教要传递“正能量”，最要紧的是在精神上启迪他们：好好读书，培养能力，成为在社会上能够自力更生的人。

　　设想，本可通过自强来改变境况的穷孩子却染上了“伸手”的恶习，成年以后是否还要继续依靠政府补助生存，凭借“贫穷”的悲惨来向外界伸手乞怜呢？笔者曾去西藏支教的朋友讲过，那里经常有孩子结伴在危险的高速路段旁边招手拦车，跟旅人讨要食物与玩具。那么，孩子们此刻“伸手”所站的位置何尝不是处在人生道路的危险边缘？

　　所以，无论是面对多贫穷的孩子，都要耐心教会他树立起生活的自尊：你想要的生活，必须自己为之努力。

　　文/许陆姿（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