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第22年，目前我国网民已达7.1亿，为全球最多。同时，我国已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最丰富多彩的网络应用。与中国许多产业在起步时就落后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互联网与全球互联网基本同时起步，加之在中国具有网民众多、需求多样、创新持久强劲的独特优势，在应用层面达到了高度繁荣。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4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已进入全球互联网公司10强，腾讯和阿里巴巴更是在今年9月份相继登顶亚洲市值第一的位置。

　　与此同时，我国网信事业的顶层设计与治理，在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征途中，踩下一个个坚实的脚印。全球网络治理的“中国表达”和“中国方案”，正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今年刚刚卸任的ICANN（全球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前总裁法迪·切哈德坦言，一个真正有包容性的全球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没有中国的参与是无法建立的，而中国也正在逐渐发挥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领导作用。

　　“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之路，为全球互联网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创造了中国经验。”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杨树桢说。

　　互联网经济展现强大活力

　　基于高度成熟的消费互联网和用户庞大的移动互联网，中国互联网产业正生发出独具特色的创新模式。2010年，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只占GDP的3.3%，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到2015年，这一数字已超过7%。相比之下，G20发达国家的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平均为5.5%，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9%。

　　与此同时，在G20各国互联网流量前10位中，仅中美两国完全由本土企业供应服务。

　　目前我国网民数量、网络零售交易额等，均居全球第一。尤其是网上零售，阿里巴巴、亚马逊和eBay的交易总额占前10名总额的80%，但阿里巴巴领先亚马逊优势明显。我国还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4G用户发展迅猛，总数达到6.86亿户。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表示，5G关键技术验证今年9月已顺利完成。

　　核心技术、商业模式、数据驱动……“中国智慧”的叠加效应，让海外媒体惊呼：“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已从传统观念中大家认为的模仿者，演化为全球移动互联网的引领者和创新者。”《纽约时报》撰文坦言，中国此前一直追随着硅谷的足迹，但是在智能手机逐渐普及之后，中国移动技术已处在全球的前沿。在移动领域，恰恰是美国经常在抄袭中国的技术。

　　两个“1亿”印证了这一点。华为自主研发的移动终端芯片海思麒麟，用户量今年10月突破1亿，在短短4个月里用户增加2000万；阿里巴巴的YunOS，目前已成为除安卓和苹果外第三大移动操作系统，搭载这一系统的物联网终端突破1亿台。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业态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成为了中国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对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赛迪智库互联网研究所所长陆峰说。

　　“互联网+”催生发展新动能

　　上海苏宁总经理范志军这几天正在忙着“双11”的家电以旧换新：“消费者在天猫电器城预约，我们签约的收旧企业上门回收，两个小时内补贴款就以红包形式下发。今年还会根据消费者离线下门店的距离发放红包，这些都是店商与电商融合的新玩法。”

　　“互联网+”不仅让传统流通业与电子商务化敌为友，更为消费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内生动力。在消费端，移动电商、分享经济等新的消费模式不断发展壮大。今年上半年，我国移动网购交易规模达到16070亿元，同比增长90.8%；我国手机外卖用户规模达到1.46亿，增长率为40.5%。网络预约拼车、自有车辆租赁、旧物交换利用等一系列分享经济，成为了绿色消费的催化剂。《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预测，未来五年我国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将在40%左右。

　　在生产端，大数据则为智能制造提供“指南针”。设计师服装品牌“烫”创始人孔靖夫告诉记者，通过从互联网获得消费者偏好和流行趋势预测，可以为设计提供指引，并且帮助传统刚性的服饰供应链实现智能柔性重构。“欧美时装品牌需要14周开发一个产品，我们只需要一半时间，还能精细化对接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孔靖夫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则表示，基于大数据的研发生产，正是智能工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互联网让用户有机会全过程参与设计、制造、销售，实现个性化定制、众包、众创、众筹，从而真正提高用户满意度。”

　　网络治理唱响“中国声音”

　　一手绘蓝图，一手定规矩。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新的行业融合与商业模式，也在考验着监管者们的反应速度和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化正快速推进。“十二五”期间，制定出台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共76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丛说：“网络空间法治化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网络空间的法律制度和体制机制正在不断完善。”

　　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网络治理体现出蕴含着“互联网思维”的新式治理模式，既要让新业态、新模式“由乱而治”，也要保护市场活力和企业创新动力。《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和《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清单》，为跨境电商留下“缓冲期”；《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各地陆续出台的实施细则，则给了网约车合法“身份证”。

　　11月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看来，这一《规定》开创性地将互联网信用纳入到网络直播治理模式中来，规定网络主播信用等级越高，就有可能获得越高的直播权限和收益。“可操作的制度建设，是我国互联网治理可喜的一大亮点。”

　　欣欣向荣的网络经济、互联网和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切实有效的互联网管理，让中国在国际互联网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2015年底，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成为广受认同的“中国主张”。中美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对话机制，中俄签署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等，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广受好评。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网络大国的胸怀和担当。”ICANN副总裁克里斯托弗·莫迪尼说，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中国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经成功举办两届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是政府、企业、用户与互联网组织平等地就互联网全球治理展开讨论的最佳平台。(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秦海波 陈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