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渡纪念碑，位于张家界永定区阳湖坪镇周家坊村杨林铺渡口，碑上刻有“红军渡”3个红色大字。赵宗山 摄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陈勇 通讯员 赵宗山 向佐柏

　　上回说到，1935年11月4日，刘家坪会议正确地决定了红二、六军团战略转移的方针，完成了指导思想上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转移的转变。会议一结束，红二、六军团所属部队集中桑植地区进行休整，开始部署转移行动。

　　根据军委分会的安排，这次战略转移，吸取了中央红军长征和红六军团西征探路时的经验教训，事先进行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整编部队序列，建立各级政治组织；从后方和领导机关抽调人员补充部队，将分散的地方武装成建制编入红军主力，广泛发动群众参军；精简行装；加紧开展军事训练；加强内部整顿；同时在刘家坪一带修筑防空壕和掩蔽体，麻痹敌人，使其误以为红军要固守根据地，放松对红军的防御部署。

　　通过这些准备工作，红军部队人心稳定，目标明确，机动力、战斗力大为加强，为顺利完成战略转移打下了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军委分会对选择突围方向深思熟虑。原来打算从西南方向突围，取捷径直达黔东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通过侦察，发现敌人在这一方向上有重兵布防，路途虽近，但要突破敌人7个师的封锁线，付出的代价肯定是惨重的。因此，军委分会决定实施大迂回战术，声东击西，首先出敌不意，向东南方向突破沅、澧二水，直插湘中，吸引敌人主力，然后折而向西，再转移黔东，挺进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这个方向上，敌人在沅、澧二水的防守比较薄弱，而且湘中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红军可以得到兵力和物资的补充。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代表军委分会正式下达突围命令。红二、六军团在桑植的刘家坪和瑞塔铺，分别举行突围誓师大会。

　　红二军团的誓师会场，设在刘家坪的干田坝。田里的谷子已经收完了，到处站满了红军战士。贺龙站在一个简陋的木台上做动员讲话。他说：“现在我们二军团已经有了3个师8个团，六军团也建立了红十六师，我们两个军团已有一万七千人，比起刚刚会师的时候，扩大了一倍还多。蒋介石搞来一百四十多个团来围攻我们。我们在根据地坚持了一年的斗争，人民支援红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这里山多、田少，加上敌人烧杀抢掠，养不了我们这近两万人的红军喽！所以，我们要从内线转到外线，打到敌人后方去。外边地方大着呢，我们可以行动自如啊!”

　　红六军团的誓师会场，设在瑞塔铺的枫树塔。萧克向全体指战员下达了突围命令，他宣布了成立第十六师和该师干部名单，强调了部队在即将突围中应该注意的事项。王震分析了红军面临的局势，号召全军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完成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

　　部队中的大多数官兵是湘西子弟，桑植百姓扶老携幼为红军送行。桑植是贺龙的故乡，也是他开始举起革命大旗的地方，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临行前，贺龙特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洪家关，但没有进村，只是默默在村边山坡伫立了片刻。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他和许多湘西子弟最后一次看到家乡的山水。

　　1935年11月19日夜，除留下红十八师坚持根据地斗争外，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领下，告别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告别了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根据地父老乡亲，坚定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这正是：前路漫漫慷而慨，别梦依稀是故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请看《第十二回：猛虎下山飞渡澧水，神兵天降突破沅江》。

　　■手记

　　一家8口长征的革命底色

　　陈勇 于振宇

　　桑植县城东北方19公里。刘家坪白族乡干田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静静耸立。

　　史料记载，1935年，红二、六军团1.7万多人从刘家坪出发长征，其中7000多人来自桑植，到新中国成立时活着回乡的仅仅几十人。采访时，坐在我们面前、年已89岁的侯宗元，就是其中之一。

　　侯老向我们讲述，他有个叔叔跟着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再回到桑植时，贺龙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都在做什么，他一一回答。贺龙说：“你不管他们，他们就活不下去，把他们都带到部队里来吧。”这样，他们家两代八口参加了红军长征，侯宗元当时不满9岁。长征到达陕北的，只有哥哥侯清芝、侯清平和母亲殷成福，父亲、叔父、姐姐等4位亲人牺牲在翻雪山、过草地的途中，自己因为年龄太小，被留下来照顾重伤的父亲，后寄养在一户百姓家里。

　　侯老的故事，敲击着我们的心：一家8口参加红军长征，不怕牺牲，甘愿奉献。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80多年前，亲历长征的红军战士，不少是十几岁或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有的根本还是个孩子，面对强大的敌人和恶劣的环境，之所以能从围追堵截中绝处逢生，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甘为穷苦百姓谋幸福、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这种气概和精神，不正是革命的底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