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坪会议旧址。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 陈勇 通讯员 赵宗山
上回说到,经过艰苦创业,至1935年春,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形成。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极大震惊了蒋介石,1935年2月,他调集重兵,兵分六路对根据地实施“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决定,红二、六军团总部撤离塔卧,向桑植西北方向转移。
4月10日,在桑植陈家河地区,红军前锋遭遇前来堵截的敌五十八师一七二旅。“有狗挡道必须打!”贺龙当机立断,下达命令。红军集中兵力,向敌发起猛攻。经一天激烈战斗,敌一七二旅被全歼,前来增援的陈耀汉一五八师一七四旅,立即掉头南窜。红军乘胜追击,在桃子溪又一举歼灭敌人一个师部、一个团和一个山炮营。这一仗,红军歼敌2000多人,击毙敌旅长李延龄,生擒敌旅参谋长周植先,史称“陈家河大捷”。
陈家河大捷,恢复了塔卧以北的根据地,使反“围剿”出现重大转机,红军立刻改变原定向湖北方向转移的计划,进驻桑植县城。根据当时敌情,决定对湘敌取守势、对鄂敌取攻势,展开新的行动。到当年9月,红军共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毙伤敌军1万人以上,俘敌8000余人。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成功北上,在四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处于长江中游,北临武汉,南接长沙,对红一、四方面军的策应作用和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威胁都很大,被敌人视为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
蒋介石趁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休整间隙,重新调整部署,成立宜昌行辕,从江西、湘鄂边、鄂豫皖抽调10多万精锐部队,加上原有湘鄂各军,共计130个团40万人,采取逐段筑碉堡交替前进的方式,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妄图将红二、六军团聚歼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敌人还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企图使红军“生机绝灭”,反“围剿”形势日益严峻。
9月29日,红二、六军团突然收到周恩来发来的明码电报,询问红二、六军团的情况。任弼时立即用密码致电周恩来,希望尽快恢复与中央的联系。当天便收到复电,但署名为“朱张”,并说中央已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来电既是总司令、总政委联名,使用的又是密码,任弼时因此确认与中革军委的联络已经沟通。此时,他并不知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后,已与党中央分裂,并控制了红军总部的电报密码。
10月19日,“朱张”又致电红二、六军团:取守势是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但说明这只是一些建议,一切按实际情况由红二、六军团自行决定。
军情紧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与军委分会多次召开会议,对反“围剿”的行动方针反复进行讨论、研究,并于1935年11月4日,在桑植刘家坪龙堰峪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刘家坪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最终通过了红二、六军团战略转移的决定,决定突围至湘黔边的芷江、晃县、玉屏一带,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刘家坪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决定了战略转移的方针,完成了指导思想上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转移的转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革命火种。
会后,根据地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深入开展了思想教育、政治动员、军事训练和扩红整编。1935年11月上旬,红二、六军团主力奉命在桑植集中,进行短期休整,准备突围。
这正是:铁壁合围黑云压城,巧计转移金蝉脱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请看《第十一回:启征程誓师刘家坪,赴疆场泪别洪家关》。
■手记
用坚守记录长征
陈勇 陈昂
结束在张家界市的采访,我们紧接着驱车赶往桑植县,到达的时候已是夜里近9点,有一个人还一直在住地等着我们,他就是桑植县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向佐柏。
没见到老向的时候,在很多关于红二、六军团长征记事之类的集子、资料中读过他的文章,心想他肯定精力充沛,见了面却见他骨瘦如柴、行走趔趄。老向告诉我们,他做了几十年党史研究,10多年前,患上多种疾病,导致出行艰难,体重只有九十几斤,有时连说话时间长了都需要休息一会儿。他听说我们为了采访红二、六军团长征而来,克服困难也要等到我们,要当面向我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
说到红二、六军团,老向一下子语调高昂,精神为之一振,眼神熠熠闪光。他拖着病体,时断时续地给我们讲解了两个多小时,给我们提供许多不曾掌握的素材。末了,还拿出特意准备的一个U盘,把上面的资料全部拷给我们。
向佐柏的同事告诉我们,因为身体原因,老向早已病休,但放心不下心爱的长征史研究,依然笔耕不辍,他早已把研究长征历史、宣传长征精神当成了自己生命的全部。只要有媒体来桑植采访红二、六军团的历史,他都会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眼前的老向,在我们心里就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几十年来他用这种坚守记录长征历史、传承长征精神,这不正与当年红军的作风一脉相承吗?
我们每个人在工作、生活中,懂得长征精神,践行长征精神,以传承长征精神为己任,甘当红军新传人,这就是老向送给我们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