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校长梅贻琦来到李庄

　　1941年6月27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自四川泸州码头乘船，溯江而上，往万里长江第一古镇——李庄进发。

　　此前的6月5日，梅贻琦一行从重庆乘船至泸州，欲转陆路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视察后再转赴李庄。[1]那时，江水开始上涨，尚未形成滔天之势，但行程并不顺利，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天府之国”，文化衰微，经济凋敝，社会混乱不堪。一条陈旧的轮船，原定4点钟由重庆嘉陵江磨儿石码头起航，因机器故障一直拖到9时才成行。又因临时安插了几十名持枪士兵，船舱内外拥挤不堪，所有乘客与逃难者无异，各自于愤懑中又夹杂了几分叹息。梅贻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2]

　　民族衰败，山河破碎，这些为家国存亡提着脑袋奔走于硝烟战场的热血男儿，并未引起社会与政府的普遍重视和特别关照，肉体的伤病得不到医治，精神上的苦痛更是难以解脱。梅贻琦等人发现，“兵士早九点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时分，“门外有二兵以水冲辣椒末饮之，至天夕又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岂因肚中饿得慌而误以为发痧耶！”[3]望之顿感悲凉。

　　叙永分校在泸州下辖的长江南部叙永（古称永宁）县城几座寺庙内，梅贻琦等到来后就学校生活、学习条件等做了详细视察，并与师生就分校是否重返昆明等问题进行交谈。视察结束，梅贻琦率郑罗二人于6月17日至蓝田坝等船返泸州，而后再乘船赴李庄与乐山一线考察访问。

　　此时，江水已成狂暴之势，6月19日，梅贻琦日记写道：“天夕与郑、罗至江边散步，看江水滚滚奔流，不禁惊叹。”[4]第二天，决定午前渡江到泸州码头等船，因忽有敌机空袭警报，避之午饭后方收拾过江。时“江水继长增高。昨晚所见江边沙滩一片，今已没入水中矣。江边有种高粱瓜豆者，一二日内即有湮没之虞，水势之浩大，殊堪惊叹”[5]。

　　除了心中一连串的“惊叹”，更多的是被困泸州馆舍内不能旅行的焦躁不安。

　　按原定计划，梅贻琦与同人沿江上行的目的有二：一是赴乐山、成都一带参观、考察抗战中内迁的学术机关；再是由昆明迁往李庄镇的北大文科研究所青年学子的论文需要毕业答辩，作为该所兼职副所长的郑天挺和导师罗常培，需完成各自应负的责任。李庄古镇在泸州上溯乐山一线的南溪县境长江南岸，此行可谓一举两得。当然，除却两项公务，三人还有一个共同愿望，顺便看望战时流亡到李庄的老同事、老朋友。

　　泸州到南溪县李庄镇50多公里，因遭逢战乱，又赶上夏季暴雨期来临，既没有车，也没有船，何时成行，无人能说得清楚。梅贻琦连呼是上帝在“倒霉（梅）”，只好在这个江边古城踯躅，望江兴叹。想不到这一“倒”就是一个礼拜，26日傍晚才等到有船上行的消息。

　　27日天色微明时分，几乎一夜未眠的梅贻琦叫起郑罗二人，洗漱后提着行李匆忙离开旅馆，紧随乱哄哄、闹嚷嚷、破衣烂履、背篓挑担、呼儿唤女的人流步行到江边码头，搭上了拥挤吵闹的“长丰”轮，迎着狂奔暴涨的川江水，一摇三晃地溯江而上。因江水汹涌，轮船载重过量，几次过滩差点触礁，吓得旅客特别是舱门外坐卧的士兵惊叫连连，所幸没发生意外。当天下午3点40分在南溪上游李庄镇码头停靠，梅贻琦等三人急不可耐地收拾行李，钻出几乎令人窒息的船舱，由“地漂”（趸船）辅助登岸，在魁星阁附近临江的“君子居”茶楼稍事休息，于4点35分随两名挑夫向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国立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租赁的板栗坳（栗峰山庄）走去。

　　板栗坳在李庄郊外一个临江的山坳里，离镇5公里，按梅贻琦旅行记录，出得李庄古镇，沿小道“先经田间二里许，继行山道曲折，又约三里，始至板栗坳，时已5:30矣。途中在山半一老黄果树下休息，坐石磴上俯瞰江景，小风吹来，神志为之一爽。盖此时已汗透衣衫矣”[6]。

　　梅、郑、罗三人到来，受到战时流亡李庄的学术机关、高校及当地官僚士绅热情接待。梅贻琦在日记中说：“中研院史语所在此租用张家房舍三大所，分为三院，余等寄住于中院宿舍，郑、罗在花厅，余在李方桂家。所中现由董彦堂君代理，招待极周到。晚住处完妥后在‘忠义堂’大厅上饮茶闲谈，晤所中同人十余位。十点归房就寝。”[7]

　　自第二天起，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史语所民族学研究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国立同济大学、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国立宜宾师范专科学校等流亡李庄古镇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分别派人前来邀请三位名震学界的远方客人到自己驻地、办公场所、课堂甚或宿舍进行考察、座谈、演讲。其间，避居李庄的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国立中央研究院及其他科研机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李方桂、吴定良、凌纯声、芮逸夫、劳榦、石璋如、陶孟和、汤象龙、梁方仲、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郭宝钧、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著名学者，以及当地官僚士绅张官周、张访琴、罗南陔、罗伯希、李清泉等，先后与梅氏一行有不同形式的会面并予以力所能及的食宿招待。分散在李庄镇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的马学良、刘念和、汪篯、阎文儒、杨志玖、逯钦立、张政烺、任继愈、李孝定、王叔岷、邓广铭、傅乐焕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读或北大历史系刚“出炉”的青年学子，他乡遇恩师，大有喜从天降之感，尤其在兵荒马乱的战时岁月，与相距千里的恩师相逢，自是倍感亲切兼兴奋。处于沉闷酷暑中的川南江边古镇，似乎因梅贻琦等几位客人的到来而增添了一丝清凉与干爽。

　　几天的欢乐时光转瞬即逝，马学良等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答辩完毕。7月5日，梅贻琦和郑天挺、罗常培商定，清早下山，下午赶往叙府（宜宾），再沿岷江转赴乐山。辞别诸友后，三人走出板栗坳大院，下山往李庄镇走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偕夫人徐樱（民国名将徐树铮之女），连同十几位旧朋新友，恋恋不舍地送出一里多路。众人来到一个山坡，李庄镇内房舍在望，梅贻琦等再三辞谢，送者方止住脚步。大家略带伤感地不停抱拳遥祝，梅贻琦触景生情，不禁慨叹道：“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8]

　　下得山来，梅贻琦一行再次来到位于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租住的小院，专程看望一直萦绕心头、最为挂念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此时林徽因肺结核病复发，正发低烧，几乎失去了工作、生活能力。只见她斜卧在一张行军床上，面容瘦削苍白，说话困难，再没有了当年“太太客厅”时代谈锋甚健、豪情满怀的风采了。此前的6月30日，梅、郑、罗三人被同济大学邀请下山时曾专程前来探望，其情形是“徽因尚卧病未起床，在其病室谈约半时，未敢久留，恐其太伤神也”[9]。

　　今天，尽管梅贻琦与同人心中颇为踌躇，恐再令这位病中才女因别离神伤，但心中挂怀又不能不前来做最后辞别。既然无法解除其身体痛苦，尽可能给其多一点抚慰，亦使二者心安。交谈中，梅贻琦得知，由于李庄相对闭塞，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学术研究遭遇的困难要比想象的大得多。林徽因刚到此地时，主要整理几年前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考察所做报告和其他一些古建筑材料，欲撰写一部古建筑史书，现重病在身已无法工作。五台山佛光寺的考察报告由梁思成一人整理，迟迟未能定稿，二人甚感苦恼与无奈。林徽因得知国立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即将回迁昆明时，悲从中来，说自己不适应李庄的气候和水土，病情复发，想随分校师生一起重返气候温和的昆明，与联大教授朋友们在一起过几天快乐的日子，身体或许会有好转，在学术上也能做一点事。身为前辈的梅贻琦听闻此语，不禁凄然，未置可否，原因是“余深虑其不能速愈也”[10]。

　　下午3时，“长丰”轮在李庄镇码头停泊，梅贻琦一行三人作别送行的陶孟和、李济、董作宾等好友，即行登船。时年40岁的梁思成坚持独自一人踏“地漂”把客人送到轮上，此举令52岁的梅贻琦深为感动，心中生出“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11]的牵挂怜爱之情。

　　“想不到离开北平才四年光景，徽因的身体竟糟糕至此，真是不堪回首呵！”梅贻琦望着梁思成同样羸弱的身子和疲惫神情唏嘘不已。梁听罢，表情凝重，默不作声，梅贻琦想再叮嘱几句宽慰的话，但又不知从何说起，遂侧身望了一眼大江对面气势磅礴的桂轮山和山中白云深处若隐若现的一座古庙（当地称雷峰塔），轻轻说道：“思成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四年前的今天，你们小夫妻正蹲在五台山佛光寺梁柱上放声歌唱吧？”

　　一句话触动了梁思成敏感的神经，他稍感意外地愣了片刻，随着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眸子已经湿润。他咬紧嘴唇点了下头，抬手想遮掩那双发烫的眼睛，随着一阵风浪袭过，泪水却溢出眼眶……

　　“长丰”轮鸣笛启程。岸上的梁思成望着浩浩长江中渐行渐远的船影，耳边回响着梅贻琦这位尊敬的长者离别的话语，转身返回。四年前那个令人心潮荡漾、颇具传奇色彩的场景又在眼前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