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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重见天日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田甜 何淼玲 编辑:康晓乔 2016-09-18 17: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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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田甜 何淼玲

  我长着圆圆的脸蛋,方形的身子,黑黑的皮肤。虽然看起来貌不惊人,但我的身世可不简单,我是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印章。

  说起我的经历,真是一言难尽呀。我的首任主人是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后来则由开国元勋林伯渠所掌。长征中,他“手举马灯照万人”的光辉形象,在民间广为传颂。那时,他除了一身军装,随身带着五样宝:粮袋、草鞋、棍子、马灯和挎包,而我就总是睡在他的牛皮挎包里。

  可自1935年,我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县与他分别之后就再未相见了。我流落民间数十年,几经辗转,直到1988年迭部县电尕乡卡告村藏族农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屋顶上发现我,才得以重见天日,供人瞻仰。

  1934年,我年近半百的主人林伯渠,担任了中革军委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开始全面负责红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每到一地或在重大行动之前,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筹集和分配粮食,以保障部队供应。

  主人在筹粮工作中,十分注意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得到了大家的称颂,让我也非常自豪。在黑水附近的侧格,他就起草了《关于收割番人麦子事的通令》,总政治部通过后,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

  《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时,才允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收割普通番人麦子的数量要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个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款……

  1935年9月,我跟着主人一起到达了迭部县。红军战士们久经鏖战,备受煎熬,衣食无着,已经饥疲欲倒。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幸好当地藏族卓尼杨土司粮仓里存放着充足的粮食,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

  有一天,主人带着我和工作人员在卓尼杨土司的世袭领地崔谷仓筹粮时,遇到了多次寻访而未果的粮仓看守巴保的妻子。主人得知她就是粮仓看守人的妻子之后,连说带比划,告诉了她红军要借粮的事情,当场给她写下了一张借粮字据,并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了我,在字据上盖上了大印。

  主人忙着去招呼大家分粮食,巴保的妻子趁他不注意,把我偷偷揣进了怀里带走了。9月12日,主人在迭部的俄界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因军情紧急,匆匆随军离开了当地,却没有留意到我已经遗失了。我听说,后来主人曾多次差人来寻我未果,甚是遗憾。

  巴保的妻子为什么要拿走我呢?后来,我听她讲,她是怕借粮的事,万一卓尼杨土司问下罪来,就可拿我作证赎罪。由于不识汉字,她不知道当年用我盖了大红章的那张字据,就是可以交差的证据。

  几经辗转,我来到了迭部县电尕乡卡告村藏族农民安告爷爷手中,他一直把我当作至宝,去世时还揽在怀里。安告奶奶帮安告爷爷入殓的时候,发现了我,她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便用小羊皮袋子把我收藏了起来,藏在了屋顶上,直到安告在翻修房屋时我才被发现。

  如今,我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被收藏在迭部县文化馆内供人们瞻仰。我的故事被口口相传,纪念着我的主人和红军战士们的那一段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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