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就提出“弟子事师，敬同于父”。新中国成立后的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今年是第31个教师节，恰逢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长征的队伍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能拿起书卷教书育人，又能运筹帷幄为国家和民族而战。下面就让我们看看长征中那群教师出身的开国元勋。

　　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

　　1920年6月，湖南五四运动风潮之下的“驱张运动”告一段落。作为运动中的代表，易培基先生开始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的校长。三个月后，他即聘请曾为“驱张运动”奔走效力的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的主事。易先生做过毛泽东的国文老师，他知道，毛泽东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三年前“一师”举办“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在全校34名当选者中名列榜首，他当选的项目包括“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其中“言语”和“敦品”两项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易先生也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优秀的学生活动组织者。在1917年下学期，毛泽东主持“一师”学友会工作。他心很细，创立了“纪事录”制度；他胆子大，当年遇到兵灾，果敢地组织起学生自愿军保卫学校，并且靠着几杆枪就机智地震服了一支3000人之多的溃军；毛泽东坚持办夜学普及教育，提倡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在毕业之前，附近工厂的工人都知道“一师”有位“毛先生”。易先生肯定还知道，“一师”附小的学生是熟悉毛泽东的，五四运动中毛泽东组织学生分赴城乡，开展爱国宣传活动，他在附小作演讲时不让大家叫他“老师”，而是叫他“老同学”，使大家感到格外亲切。学得好、做得好，就能教得好，便能做一名优秀的小学老师;在大家中间有威信，又善于为大家服务，便能做一位优秀的小学主事。

　　做一名小学教师，并不脱离毛泽东的个人规划。1913年，毛泽东考入师范学校时，就有做教师的意愿，他曾向斯诺说起：“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23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1918年，也就是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那年，他在给罗学瓒的信中，建议新民学会的诸友人不要都向外面发展：“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

　　其时的中国，学校是个新事物，是一个能形成文化认同并且上下左右联通的大系统，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泽东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学校，依靠教育工作凝聚同志，发展团体，巩固社会改进事业的根基。至于毛泽东个人暂不考虑留学而专心在国内发展的决定，则是在任主事前六个月作出的。他认为给世界作贡献亦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毛泽东早期文稿》，428页）。那么，毛泽东打算做多长时间的老师呢？他对以教育为职业是作了长久打算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际，他填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目下填写了“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目下填写了“教育事业”。

　　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位颇具见识的知识分子。他一年前主编的《湘江评论》是五四运动中一面鲜明有力的旗帜，受到了李大钊的称赞。他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四个月前还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并受到鼓舞。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有着崭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不主张朋友们“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是客观的道理，关于社会的“主义”本身即是一种“知识”，是启蒙过程中个人要学习才能有所得的新知新见。从此，匹夫之责要在“主义”中表达出来，“主义”之下的诸友人不应该一起遣散闲情，“主义”团结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年谱》上卷，7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主义”通过学校可以成为众人的共识，这必定是毛泽东的想法。彼时的他已经行有所持，心有所念，他带着青年人特有的愿为社会和民众效力的志气、乐于践履实行的锐气、求通求变求上进的朝气来到“一师”附小，他的教育工作也因此而别开生面。[NextPage]

　　周恩来

　　其实，称得上中国共产党黄埔第一人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举荐周恩来的中共元老张申府。只不过，周恩来在政治工作方面要明显比他的前辈，一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很难找准自己位置的张申府要强很多。没有孙中山便没有黄埔军校，但没有周恩来便没有那个独一无二的英才志士辈出的黄埔军校。可以这样说，政治工作是黄埔军校之魂，而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之魂。

　　1924年，国内的革命形势翻天覆地的变化着。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党需要大批的干部。收到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的推荐信，身在欧洲的周恩来复信表示愿意回来。1924年9月初，周恩来抵达广州，两个月后，继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翻开法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浪漫的法国人在战争面前总是显得软弱无力。对于他们来讲，失败是家常便饭，胜利反而是件极其稀罕的事。然而，我们同样不难发现，法国也有一段在欧洲所向披靡的历史，那便是拿破仑时期。作为历史的阅读者，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士兵心中开始有一股民族情感在激荡。他们终于明白他们是在为祖国而战。

　　军阀与革命者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军阀的战争没有目的，所以他们总在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很小的目的战争不息。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便很睿智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每一个学院员，你们是在为人民而战，于是他让每一个青年都变成了革命者。

　　周恩来认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他在1925年发表的《军队中政治工作》中说：“军队的组织更有重大的意义，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而在同年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他发表演说：真正的革命军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打战是为人民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战，彼等必不去打，能如此者为党军，不能如此者非党军”。让士兵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有了这样的信念，士兵的战斗信念与革命理想才不会动摇。周恩来紧紧抓住这一点，使黄埔军校学员的思想觉悟得到一个质的飞跃。

　　同时周恩来在黄埔学员中强化革命政党对军队有领导权的思想灌输。他说“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晓得革命军的使命”，“晓得时代政治”，“确实其革命观念”，“在革命进行中，一定要遵党的政策”。为加强革命军中革命党的建设，他制定一套有12项具体规定的严密制度，而这些规定，加强了革命党的建设，保证了党的领导，使党的理论方针能更好的贯彻执行。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还从更细节的方面抓了黄埔军校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规定革命军要“守严格的纪律”，而且让学员明白，革命纪律应当是自觉的，“是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的”。同时强调密切军民关系，反复宣传“军民一家”，“军民合作”的思想。他说：革命军，“若无人民的援助，乃不足负重大责任”，并主持编写了《爱民歌》。

　　徐向前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十大元帅”从此天下闻名。人们都知道徐向前是一位军人，可所有见过他的人又一致认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常常用“教书先生”“小学校长”这样的词来戏称他。的确，徐向前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很难使人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业联想到一起。然而，这种性格与职业的反差，正是徐向前作为元帅所独具的个人魅力之所在。

　　正如人们猜测的，徐向前还真曾做过教书先生。他1901年出生在山西五台县一个教师家庭，父亲徐懋淮是清末秀才，因为家境贫寒无力进一步求取功名，遂以教书为业。徐向前的哥哥聪明伶俐、嘴巴巧，备受父亲的赏识，老实木讷的徐向前只得被牺牲掉继续求学的机会，去做学徒。也许是上天有意安排这位未来的武将要从事一段教书生涯，1919年，失学四年后的徐向前考取了阎锡山开办的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五台县河边村川至附属小学任教，开始了“孩子王”的教书岁月。

　　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

　　——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

　　两年的师范学习生涯很快就结束了，赶在第二个五四运动纪念日之前，徐向前正式从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毕业。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徐向前心里依然有些恋恋不舍。想当初刚走进来时，他身材瘦小，浑身乡土味，加上高小尚未毕业，对外界一无所知，很不受那些城里的同学待见。还好，徐向前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功课每期都是一流，如鱼得水；加上五四运动的洗礼，对思想有很大冲击，他再也不只热衷于读小说了，开始关心社会政治，阅读与政治形势有关的书刊，开阔了视野，他相信自己可以“应付”那些孩子们。徐向前很快就被分配到阳曲县的太原第四小学任教，重新踏进了校园。

　　徐向前所教的班是一年级，有30多名新生。这些娃娃来自不同门户，家庭情况不一，男生女生不同，年龄大小也不一致，智力不齐，性格各种各样，要把他们都教好有很多困难。“孩子们像田间的禾苗一样，小苗是很弱的，经不起强风和暴雨；然而，小苗又是有生命力的，它要在风雨中成长。这就需要教师精心培育，付出艰辛的劳动。在他们当中，说不定有未来的国家栋梁。”徐向前很快认识到，从学生到先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要开始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启蒙者的责任。

　　徐向前想把课教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30多个孩子，有的不来上课，他就跑到孩子家里去查问明白；有的孩子在课堂上生了病，他会抱起生病的学生将其送回家。有时，他不是按部就班地讲课，而是讲些励志的小故事，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多讲些课外的知识，拓宽学生狭隘的视野。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徐向前也讲得兴致盎然。孩子小，难免犯些小错误，对孩子们的错误缺点，徐向前从来不是简单地批评，而是细致耐心地讲道理，分析原因，启发学生。他清楚地记得师范学校老师的教导：“师范，师范，出去之后，一切得为人师表，对高小课程要会讲、会示范。”

　　转眼数月过去，学校放了寒假。徐向前第一次用自己的工资办了年货，满心欢喜地回到了五台县老家。一家人欢欢喜喜过了新年，谁会想到，正在徐向前准备返校时，邮差送来一封信，他拆开一看惊呆了，竟然是太原四小校长署名的辞退信！真是晴天一声霹雳，徐向前被震得有些头晕，心里十分委屈：苦口婆心教学生，彬彬有礼对待校长和同事，从没得罪过任何人，没少上过一节课，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呢？姐姐是急性子，说要找学校去，徐向前说：“什么讲理不讲理，人家就是不要你了。”

　　与徐向前村子一河之隔的河边村，有阎锡山创办的中学和附小，老父亲四处托人，给儿子在这所附小谋得了教职，教小学六年级。命运好像注定：这一生就要像父亲，教书的路走定了。从此，徐向前早起晚睡，备课认真，上课专心，生怕得罪了什么人再次失业。

　　他教书一向不喜照本宣科，喜欢讲点学生愿意听的故事。这期间，在他思想中，打倒军阀、改造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教学中，他常讲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历史故事，引导孩子们认识中国、认识社会。这些故事孩子们很愿意听，然而风声传到校长段葆藩的耳朵里，徐向前被叫去训话。徐向前认为学校无理，当面和校长争了几句，结果校长留下一句话：“你不好好教书就走吧！”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照顾对象的特点，要因人施教；军事、政治、文化教学既要按比例，又要相互结合；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

　　徐向前连受两次打击，心冷了。他教书是有理想抱负的。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他心里逐渐萌发了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他暗暗下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然而没有想到，学校却断了他的路。徐向前以为此生与学校和讲台生涯再也无缘了，却没想到后来竟走上了校长的岗位。

　　1943年初春的一天，已是著名将领的徐向前正在审查军旅生产规划、检查春耕准备情况，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找他谈话。徐向前不敢耽搁，快马加鞭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见到徐向前赶来，递给他一支烟，开门见山地说：“向前同志，今天请你来，是要交给你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徐向前眼前一亮，以为是要他上前线：“是让我上前线吧？太好啦！”事出意外，毛泽东是让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他说，抗大总校要从邢台搬回来，目的是大量培训干部，为抗战战略反攻作准备。抗大缺个校长，党中央决定要你代理抗大校长。徐向前感到很突然，忙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比较合适。”他是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毛泽东笑着说：“向前同志，你是师范生，当过先生，又是黄埔生，指挥打这么多年的仗，有作战经验，办学校还会有什么困难吗？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徐向前只得表示：“既然组织定了，我就去搞一段，有了合适人选，再接换我。”

　　很多学员来到抗大，看到学校白手起家，一无校舍，二无教材，三无毕业期限，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还犯起了嘀咕：在这里没有在前方打仗光彩照人。针对此种情况，徐向前和校领导决定，要首先展开端正入学态度的专题教育，要求学员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思想，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旧思想和旧观念。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思想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徐向前一有空就到学院，和大家谈心，很多来自敌占区的学员说：“到抗大的第一课是端正了我们的思想，时间不长，胜读十年书啊！”

　　聂荣臻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早年漂洋过海,到法国勤工俭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被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7月，聂荣臻奉命从苏联回国。9月中旬，到达广州，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还兼任政治教官。聂荣臻正是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从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的。

　　当时，黄埔军校左派和右派斗争激烈。周恩来叮嘱聂荣臻：“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聂荣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全身心地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1938年6月,白求恩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接着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叶剑英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炮科。毕业后怀着革命的愿望，投奔孙中山领导下的“援闽”粤军，开始踏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1924年1月，孙中山下令筹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当时在孙中山创建的建国粤军中任第二师参谋长的叶剑英，应廖仲恺邀请，参加筹办军校的工作。

　　军校建立后，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当年听过他讲课的黄埔第一期学生苏文钦多年以后回忆往事，说：“记得我在军校先后听叶剑英教官讲三次课，都是讲的兵器学，兵器性能，如何使用，等等。他讲课吸引人，一点也不枯燥，很有风趣，大家都很愿意听。”当年同在军校执教的聂荣臻称叶剑英是“军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邓颖超

　　提起邓颖超，人们也许首先想到她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夫人。拨开这重身份，她更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作为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者和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常说，“只要我的呼吸不停止，我就要关心妇女工作”。关心妇女、关心孩子、关心青少年的教育是邓颖超整个生命的重要寄托。这不仅与她的女性身份有关，更与其曾经的职业有关。1920年，16岁的邓颖超还是一位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就已从直隶第一女师毕业，开始了她长达五年的小学教师生涯。每当回忆起早年的讲台岁月，邓颖超总是满怀激情。在母校成立80周年校庆典礼上，她坦言：“如果要我选择职业的话，我还是选择当教师！”激起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六十年前，女师毕业只能到女子小学教书，男女不能同学。我是借了五四运动的光，进北京一所男子小学当了女教师。

　　——邓颖超

　　1920年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风轻云淡。旭日东升，照耀着京师国立高等师范附属小学的大操场，照耀着操场上嬉戏的几百名小学生。嘹亮的哨音吹响了，孩子们迅速集合、排队，准备做早操。突然，排列整齐的队伍骚动起来，孩子们惊奇地看到，站在他们前面的不再是熟悉的男老师，而是一位年纪轻轻、身穿白衣黑裙、头上梳着发髻的少女。学生们叽叽喳喳，小麻雀般叫着、笑着、跳跃着……

　　也许是校长和同事们想考考这位年轻姑娘的能力，到校第一天就让她带领学生们做早操。操场上一片混乱。几分钟过去了，她面对孩子们的吵闹，依然平静地站着，温和地微笑着。终于，她开口了：“同学们早！你们说完了没有？你们笑完了没有？”清脆洪亮的声音立刻中止了混乱，整个操场霎时安静了。她依然不慌不忙：“你们不说了，你们不笑了。好，现在，我们开始做早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她在直隶女师受过严格的训练，现在，她一边喊口令，一边用优美的动作带领全校学生做早操。

　　她就是刚从直隶女师毕业到附小当教师的16岁的邓颖超。全校学生服了，男教师们服了，附小主任郑朝熙终于松了一口气，天津女界和学生界的著名人物果然名不虚传。原来附小自1912年建校，直到1919年，聘任的都是清一色的男教员。五四运动以后，妇女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1920年，比较开明的郑朝熙主任一改过去旧的传统观念，决定到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聘请教员。女师校长拿出毕业生成绩单让他挑选，郑主任当即拍板：就请那位去北京的学生代表吧。原来邓颖超在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曾是到北京请愿的学生代表之一。

　　邓颖超担任一年级的级任老师（相当于现在的班主任），语文、算术、音乐、体操、手工、图画、游戏她全教，而且教得十分出色。孩子们很快就喜欢上了新来的邓老师，当年她教过的学生回忆说：“她那和蔼亲切的面容，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颖超也从心底喜欢她教的学生，看着那一张张童稚的脸庞，她仿佛看到了七年前的自己。那是1913年，同盟会女会员张星华介绍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在北京开办的一所平民学校当教员，这不仅解决了杨家母女的生计问题，也使九岁的邓颖超实现了上学的梦想。母亲教学的身影常常闪现在她的眼前，邓颖超教得更有劲了。

　　邓颖超深深懂得，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不仅仅要传授给他们知识，在这个黑暗动荡的时代更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关心社会的高尚情操。她用讲故事的形式，给孩子们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讲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历史，讲辛亥革命的兴起，更讲她亲身经历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这位邓老师早在一年前就因为杰出的演讲才能，被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推选为讲演团团长，短短数月就从一个单纯爱国的女学生成长为能宣传鼓动、能组织群众参加爱国活动的天津妇女界爱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了。她绘声绘色的讲说经常让孩子们听得入迷，下课了，放学了，他们仍然缠着邓颖超，要她给他们多讲一点。年轻的新老师，满腔热情地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逐渐播下了革命思想的火种。

　　然而这引起了学校的不安，她虽然依依不舍，但也只得于翌年辞职了。一天，邓颖超和同学到天津刚创办的达仁女校参观，女校校长正是爱国教育家马千里。此时达仁女校正在推广新的教学法，马千里很赏识邓颖超卓越的才华和进步的思想，热情地邀请邓颖超到达仁任教。邓颖超高兴地答应了。及至晚年，邓颖超还写了一篇文章《缅怀师友马千里先生》，表达自己对老师的尊敬。

　　和在北京一样，邓颖超教一年级的语文、算术、音乐、体操、手工、图画、游戏；也和在北京一样，她和孩子们围坐成一个大圆圈，用启发式教学法教孩子们认字、做算术。在活动课上，她用浅近的语言给孩子们讲一些重大节日的来历和意义。“五七”国耻日到了，她激愤地讲袁世凯如何丧权辱国，和日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五四爱国纪念日，她讲自己亲自参加斗争的许多情景，真切生动……身教重于言传，她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感动了孩子们，他们个个睁着亮晶晶的眼睛，入神地听着，他们多么盼望自己快快长大，像邓老师那样去爱国、救国！

　　从16岁到21岁，邓颖超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小学教育事业。她终生热爱和尊重教师工作，并一直认为最崇高的职业是教师。

　　（中国军网综合：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