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G20领导人峰会于9月5日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记者会，并介绍峰会取得的成果。主席国领导人亲自出席并解读成果发布会，是G20峰会历史上的首次，说明了此次峰会成果的重要性。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下简称“《公报》”）直到5日深夜才公布，可见其意蕴深长。与前两次峰会成果相对比的话，2014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峰会的公报共21条，附件78项目，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公报共有27条，附件200多项，此次杭州峰会《公报》共48条，截止6日上午公布的附件仅《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等三项，可预计“后面还有惊喜”。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十一”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人大重阳梳理了前十届G20领导人峰会的公报与成果文件，与杭州G20峰会相对比，揭示其渊源，从中可以窥见2016年G20峰会为统筹全球经济释放出了什么样的“洪荒之力”。

　　一、创新增长：抓住新工业革命牛鼻子

　　G20杭州峰会倡导“创新驱动型增长”，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通过《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推动创新成果交流共享。以新工业革命为先导，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以数字经济为平台，开创物物相连、心心相通的新纪元。创新增长做到有共识、有计划、有保障，为全球经济增长开辟新的前景。

　　促进经济增长始终是G20峰会的核心议题。从2008年首届峰会提出支持经济增长，到2009年匹兹堡峰会正式启动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以来，历届峰会都致力于协调一致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的世界经济增长。2010年提出共享增长，2011年提出促进增长与就业；2012年提出通过包容性绿色增长。2013年峰会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就业和投资、有效监管以及信任与透明性三要素。2014年峰会提出未来5年G20的GDP多增长2%的目标。2015年峰会提出投资性增长。今年杭州峰会首次提出G20创新增长蓝图及具体的行动计划，为全球创新增长开辟出新的路径，挖掘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拉动全球经济回到强劲增长的轨道。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创新是走出危机和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唯一来源。本届G20杭州峰会则从创新机制入手，紧抓新工业革命的机遇，结合数字经济等领域，提出全方位的G20全球创新增长的具体行动计划，制定出一系列创新增长的蓝图。G20决定设立一个专题工作组，进一步推动二十国集团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议程。G20将就加强多层面伙伴关系、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技能和改善人力资本等需要特别关注的跨领域问题采取行动。G20峰会让创新最大程度地应用于世界经济的具体行动当中，形成“协同、合作、开放、包容”的长效创新机制，推动实现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

　　二、发展：这回动真格的了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SDG）于2015年底取代了千年发展议程（简称MDG）成为新的全球发展方案。从MDG到SDG，发展是不变的主题，对于消灭普遍和极端贫困的重视也一以贯之，而最大的变化在于对人类可持续性生产生活方式的强调。G20杭州峰会在SDG的元年就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给未来15年的全球发展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公报》中明确指出，要实现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必须坚持包容性增长，必须消除普遍贫困，“不让任何国家、任何人掉队”。为此，G20承诺：一方面推进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尽早生效，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则会集体支持非洲和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解决长期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等问题。

　　历届20峰会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有所涉及，2008年华盛顿峰会、2009年匹茨堡峰会、2010年年多伦多峰会和2012年戛纳峰会都表达了对于MDG的重视；2010年首尔峰会通过的《增长共享的首尔发展共识》还明确补充了G20成员国对于SDG的官方支持。可以说，G20作为能够沟通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台，对于SDG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发挥了重要得作用。但是，全球发展议程多年以来都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被动的接受议程，自己的意见很少得到重视。在中国的倡议下，G20杭州峰会不仅首次将发展问题摆到了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还进一步邀请多个发展中国家参与讨论，共同为SDG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力争在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力，体现了中国发展中大国的义务与责任。

　　三、结构性改革：靴子终于落地

　　《公报》重申了结构性改革对提高二十国集团成员生产率、潜在产出以及促进创新增长的关键作用。同时也要兼顾到结构性改革的选择和设计应符合各国经济情况，并核准了9个改革优先领域及一系列指导原则。并制订一套指标体系组成的量化框架，以帮助监测和评估我们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所作努力、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从根本上去除阻碍经济增长的痼疾。

　　早在2008年华盛顿峰会就已经指出经济结构改革不充分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随后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提出二十国集团要共同推进结构性改革。2010年的首尔峰会承诺实施一系列结构改革措施。但是，直到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才明确了结构性改革议程目标。2008年以来，G20对结构性改革重视程度逐年提升，并且不断努力，然而整体改革进程与成效远不如预期。中国一直高度重视G20结构性改革，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就提出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上，他进一步指出，落实全面增长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行结构改革。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后，中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推进进行结构性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着力解决经济中的深层次和中长期问题。

　　杭州峰会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全面提升了结构性改革在G20框架内的政策地位与引领作用。落实杭州行动计划，G20进一步凝聚结构性改革共识，制定结构性改革路线图，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

　　四、投资：旱地引甘泉

　　《公报》指出，实现强劲增长，必须促进包容、强劲和可持续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峰会核准了《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有助于营造开放、透明和有利的全球投资政策环境。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重在机制建设。《指导原则》是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的空白，是杭州峰会在投资领域的最重要成果，对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促进投资是G20的重点议题之一。没有投资，就没有增长。因此，历届G20峰会都将促进投资作为讨论话题之一。2013年的G20圣彼得堡峰会更是将投融资问题单列为议题，就长期投资融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融资等议题达成了共识。

　　然而，全球投资领域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不均衡和碎片化。不均衡表现在全球资金过于偏向金融业，而基础设施领域则面临极大的资金缺口。以亚洲为例，亚洲大量储备和储蓄资金都流向了欧美金融市场，而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难以满足。据相关机构（ADB）统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每年需要8200亿美元，亚开行每年只能提供210亿美元的贷款。碎片化则表现为在当今世界投资协定双边协定与多边协定之间相互嵌套、相互掣肘，缺乏标准，使投资协定的效益降低、成本增加。

　　《指导原则》是G20中国主席年的重要贡献。一方面可以使投资从“太涝”的领域（金融部门）流向“太旱”的领域（基础设施），一方面也可以使投资“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心”，改善不合理的国际投资结构，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步入正轨。

　　五、金融改革： 来个世界级的“增资扩股”

　　本次峰会核准了《二十国集团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议程》，强调了国际机构对金融风险防范和管理的重要性。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的落实并致力于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新的份额公式。支持世界银行按照达成一致的路线图、时间表及原则实施股份审议，目标是逐渐实现平等投票权。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性、投票权和发言权。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公报还对人民币于10月1日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表示了欢迎。

　　当前，全球面临的金融风险仍然不可小视。爆发于美欧的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2008年第一届G20领导人峰会的召开。2009年，在伦敦召开的领导人峰会上，坦诚表示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恢复经济信息和增长，复苏就业市场，并稳定金融市场，加强金融机构和重建信心，领导人们同意组建一项达1.1 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其中关键一项就是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美元。中国答应参与该计划，并购买500亿美元IMF债券，使得中国的投票权从3.8%提高到超过6%。但是该协议在五年之后才在美国国会通过，人民币也被正式纳入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是为了顺应当前世界经济新格局。提高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反映了当前最新的经济形势，有利于世界经济更加平衡、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全球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并让经济重新充满活力。上月，首支人民币结算的SDR债券成功发行，这不仅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增加适用范围，实际上也体现了新兴经济体发言权的提高。期望国际金融机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上来一个世界级的“增资扩股”。

　　六、反腐败：全球不留死角

　　此次峰会在反腐方面获得巨大成果，核准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并通过在华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的倡议；同时，也核准了《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以改善公共和私营部门廉洁和透明度，通过行动落实表达国际社会在反腐领域零容忍、在内部反腐机制零漏洞和在反腐行动上零障碍的立场。

　　G20成立伊始即始终致力于反腐败国际合作。2009年匹兹堡峰会要求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对不合作“避税天堂”实施惩罚。近一半成员国批准了针对跨国行受贿案件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反行贿公约》，并采取措施建立有效机制。

　　2010年6月多伦多峰会同意在匹兹堡峰会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建立反腐败问题工作组。11月，G20首尔峰会首次就反腐设置专门议程，推出反腐败行动计划“九点方案”，重点放在公司犯罪，要求惩治公司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犯罪行为，并有力保障揭露此类犯罪的检举人。正式建立“反腐败工作小组”，专门监管G20集团成员国反腐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2012年洛斯卡洛斯峰会为促进G20成员国和非G20成员国在调查和起诉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发布了G20成员国的司法互助指南和G20司法管辖区内追踪资产的信息。

　　2013年G20圣彼得堡峰会，承诺在自愿基础上利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审议机制的参考条款，提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审议的透明度和包容性。重申保障司法独立、分享最佳实践和加强保护举报人立法的承诺，确保反腐败机构的有效性免受不当影响，确保政府官员廉洁。加强G20反腐败工作组与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社会峰会（C20）的对话。尤其欢迎关于工商界加强反腐败共同行动和促进私营部门反腐败机制性安排的倡议。

　　2014年，G20领导人在布里斯班峰会上批准《2015年至2016年反腐行动计划》，同意在G20框架内建设反腐败合作网络，包括加强司法互助，返还腐败资产，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

　　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发表公告，其中提到促进国际社会形成对腐败问题的零容忍环境。核准《G20私营部门廉洁透明高级别原则》，帮助企业遵守道德和反腐败全球标准。

　　回首G20一路走来的历程，反腐败国际合作在这一全球平台上经历了数度里程碑式进展。G20集团成员的广泛参与，为国际社会预防犯罪、追缴腐败资产、提高反腐成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G20框架下，中国高度重视国际反腐败合作，积极推动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网络。在此次杭州峰会上，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能够引领国际反腐败事业跃上新高峰。

　　七、贸易：来个“脑筋急转弯”

　　《公报》承诺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充分发挥贸易部长会和贸易投资工作组的作用。共同制定《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重申反对保护主义承诺，以释放全球经贸合作潜力，扭转全球贸易增长下滑趋势。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这是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空白。在集体努力下，在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下，世界经济将重新焕发活力，经济全球化进程将继续蓬勃发展。

　　从2008年到2013年，G20峰会关于贸易，主要是“危机应对”思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提高贸易投资壁垒，不设置新的出口限制，不执行违反WTO规则的出口刺激措施；支持多哈回合谈判，支持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影响。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首次提到增长战略，包括通过降低成本、简化海关程序、减少监管负担、加强有利于贸易的服务等改革措施，以促进贸易便利化。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只是简单重申通过调整后的增长战略等措施，加强协调，推动贸易和投资。

　　G20杭州峰会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机制改变，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助于有效整合全球资源和各要素等，助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好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这是 “中国方案”向G20的集体倡议和共同行动的转变，有助于提高G20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极大激发各方合作热情，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多样性和工业升级，以从更加开放的全球市场中受益。

　　八、非洲与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且看低位反弹

　　《公报》提出，要实现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G20的发展成果惠及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此，杭州峰会实现了三个“第一次”：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了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努力。

　　G20长期关注低收入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自2008年华盛顿峰会以来的历届峰会公报中，基本上都会包含低收入国家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增长困难，亟需融资和财政支持的内容。西方主导的前几次G20峰会上，对于官方发展援助（ODA）应该达到发达国家国民收入0.7％这一指标的一再重复也已经被视作老调重弹。实际上，截止21世纪初，西方传统援助国已经为非洲提供了价值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却大多投入到了政治改革、法律制定和人力资源培训等社会领域，并没有改变这一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状况。非洲和其他不发达国家不得不长期沦为西方国家的资源供应地和慈善秀场，自我发展能力极度低下。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援助和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以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地区才迎来了发展的机会。从自身的发展经验出发，中国等新兴援助国强调多样化发展资金和产能合作项目的重要性，力图降低合作伙伴国对于援助资金的单向依赖，通过基础设施改善和工业化来提升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创汇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这一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受到各国的普遍欢迎，大量发展资金和技术的输入在短短十余年内就将非洲从“失败的大陆”变成了“希望之地”，各国经济发展数据一片飘红。杭州峰会上，提出的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努力，促进包容性商业和粮食安全领域产生更多成果，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欢迎。

　　九、创业和就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公报中特别提到了就业的重要性，认为创造高质量就业对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也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在国内及全球层面的核心议程。认为创业是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并将设立二十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公报还特别强调了要用系统和透明的方式监测落实二十国集团目标特别是促进青年和女性就业目标的进展。

　　历届领导人峰会都将就业作为核心议题，比如，在伦敦峰会上，明确提出“恢复经济信心和经济增长，复苏就业市场”，多伦多峰会提出“实现强有力的就业增长”十分重要，在匹兹堡峰会上更是提出“把保证就业质量作为经济复苏的核心”。本次杭州峰会着力制定的“创业行动计划”，不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就业不足，而是通过建立长效措施，促进就业市场的持久繁荣，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大众创业蕴藏着无穷创意和无限财富，是取之不竭的“金矿”。中国古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论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还是促进社会安全保障、亦或是促进资源公平配置，鼓励大众创业、帮助小微企业发展都是一张良方。帮助普通大众创业，不仅可以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发展，让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优化，促进社会公平，更重要的是可以激发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提高人们的自豪感和主人翁精神。因此，让每个有创业愿望的人都拥有自主创业的空间，释放民智民力，增强经济的活力，对于推动社会纵向流动，促进社会公平主义，打造世界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引擎，具有重要意义。

　　十：气候变化：云破月来花弄影

　　G20杭州峰会的公报中明确提出要致力于通过可持续发展，以及强力有效的支持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切实推动《巴黎协定》在2016年底生效实施。杭州峰会在发展领域实现的三个“第一次”也包括了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具体行动计划，重申绿色气候基金对解决气候变化提供支持的重要性，确认发达国家落实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所作的承诺，包括为发展中国家根据《协定》开展减缓和适应行动提供资金等的重要性。

　　G20峰会自2008年提及“气候变化”并称之为“其他重要挑战”起，不断强调在化解气候变化威胁方面的承诺和责任，特别是其与清洁能源和能源安全之间的联系，并指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进行的相关谈判努力和丰硕成果。但气候变化议题始终如云遮雾绕一般让人迷离，让人感觉气候变化将威胁全球的社会发展和生存安全，但找不到合适的切入点去解决。

　　此次杭州峰会对气候变化的重视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在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决心和勇气，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面前的领导力和智慧。特别是中国在G20峰会前夕率先签署了《巴黎协定》，并与美国一起向联合国共同交存参加《巴黎协定》批准文书，展示了共同应对全球性气候变化问题的雄心和决心，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迷航中云破月来，为世界带来光明。

　　（课题组成员：王文、何帆、贾晋京、相均泳、陈晓晨、刘英、王敏、崔悦、曹明弟、卞永祖、杨凡欣、程诚、陈晨晨、展腾、周西蒙、程阳、谭贝贝、林凝、姜珂、成书婧、房琳洁、孙艺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