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新闻
这两天，世界进入了G20时间，但G20时间以中国为基准。11月13－14日，G20首脑峰会前唯一一场主题为“加强全球增长”的峰会前的预热峰会，由加拿大、澳大利亚、国际商会和中国智库四家合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承办G20官方论坛的首家中国智库。论坛第一天，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安吉尔 古里亚、国际商会（ICC）主席麦格劳三世都大谈中国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表达对目前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心。
第二天被全场视为是“G20中国日”，或称“人民大学日”，因为全场10位演讲嘉宾其中4位来自中国，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且都是中国人民大学头衔。国际商会执行理事、前中国银行副行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作为论坛首位演讲的中国嘉宾，率先谈到中国为“建设更好的银行”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中国有可能为全球做出的银行改革贡献。她认为，G20机制需要有更多中国金融治理经验的分享，世界应该更多倾听中国的声音。
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教授认为，G20已从应对金融危机的阶段转换为为建立稳健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而支撑强劲、可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服务。中国在金融监管、政策协调方面有经验，值得世界分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庞中英则说，中国G20外交是整体外交政策历史性转型的一部分。中国国内经济改革也与国际变革进程相关。G20框架与中国改革相互促动。我也做了半小时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提及目前G20存着国际治理执行力不足、身份认同与功能定位有待明确、长期维持有待机制化等困境，中国是维系G20机制与为G20机制长期化做出贡献的关键力量，希望全球学会分享中国的治理经验。不少人在主讲后主动围上来交换名片，大多支持我们谈到的中国对G20的贡献与作用，有的则明确说，如果2016年中国主办G20，那G20机制就有救了。
事实上，本次G20峰会最大的悬念就是，土耳其主办2015年G20峰会后，谁将继续主办G20？2011年法国G20峰会后的共同声明，明确了此后四年的主办地分别是墨西哥、俄罗斯、澳大利亚与土耳其，其中谈到“2015年之后G20的主席国将由轮值地区选举产生，首先由亚洲小组开始，包括中国、印尼、日本和韩国。”2016年到底由谁办，亚洲四国几年来均未有任何官方声明。
2014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教授首次提出中国应积极申办G20。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G20智库年会，建立全球首个G20智库年会机制，通过了第二份G20智库共同声明，其中力主中国举办G20首脑峰会。
在布里斯班，我与许多人交谈。大多数人都认为，2016年G20峰会花落中国，应该没有什么悬念。预热峰会压轴出场演讲的是，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 达乌特奥卢。在我们演讲后的两个小时，这位国际政治学教授出身的政治家在同一个讲台上脱稿侃侃而谈了70多分钟。他的演讲内容相当丰富与厚实，直面目前G20机制出现的诸多困境，也谈到2015年G20由土耳其主办，将把重心放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经济融合、以及关注穷国利益的诸多要点。这些都很打动人，赢得在场人士的数次掌声。会后，我截住他问道：土耳其主办之后，中国是合适的G20主办国吗？达乌特奥卢悄悄地对我说：“当然！为什么不呢？”
事实上，我这些天接受了许多中外媒体的采访，被问及最多的问题都与经济增长、中国的G20作用相关。毕竟，2014年春季在G20财长、央行行长的双部长会议上提出了“全球经济平均增长2%”的目标并不容易实现。
14日一早，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悉尼与澳大利亚总理艾伯特发表联袂演讲，大谈基础设施建设对英国促进作用。卡梅伦演讲以中国这些年大修机场、高速公路、高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为主要论据，借以告诉在场的嘉宾，英国在未来几年也会加强基础设施，希望各国投资者能够看好英国的经济机会。同为英联邦的成员，艾伯特自然在一旁给英国打气，呼吁在场人士相信英国的机遇，而澳大利亚与英国会加强这方面的合作。此次，会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
一位澳大利亚商界人士笑着对我说，“要搞基础设施建设，不还得靠你们中国吗？”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托马斯 伯恩斯对此的疑惑是：目前G20双部长会设立的2%经济增长目标是能否实现，不能靠单打独斗，而是得靠多边体系下的治理合作，否则，经济增长就是空谈。
15日一大早，《澳大利亚人报》独家报道大段引用了我前一天的演讲内容，开篇就讲道：“澳大利亚已经决定摒弃日本，支持中国成为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文中还谈到，法国、土耳其这些国家都已决定支持中国了。
但我把这条独家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国内朋友时，他们的反应是，“APEC蓝，然后是G20蓝？”是的，因为15日听说北京又是重度雾霾。好吧，大家要相信，APEC蓝之后，G20蓝不会太遥远。但更重要的是，天天都要蓝，才是关键。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近著有《大国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记与思考》，公众微信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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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对中国充满期待，中国也对G20充满期盼
“多边搭台，双边唱戏”，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然而，多边外交的意义在升华,多边成为展示、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和渠道，有利于增加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制度性的国际话语权。
G20就是世界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之一。11月14日—16日，习近平主席赴土耳其安塔利亚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十次出席这个“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此次会议之后，中国将正式接棒，全力筹备明年秋季在中国杭州举行的G20峰会。
因危机而生的G20未来的路怎么走？中国的角色至关重要。
其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决定中国角色至关重要。中美是世界上唯独两个超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且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出美国一倍。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虽然只有13%，但2009-2011年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50%以上，远远高出排在第二名的美国。目前，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30%以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所有大的经济体里增速最高的，相当于一年增长一个南非GDP。此外，中国还是世界第三大投资大国、最大贸易国，是128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其二，中国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身份决定中国角色至关重要。G20峰会是金融危机以后，大国经济协调的重要平台，包含了三种力量。一是七国集团，老牌的工业化国家；二是金砖国家，已成立金砖国家组织；三是既不在七国集团，也不在金砖国家的中等强国，如韩国、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中国在这三大阵营里都具有话语权：本身是最大的金砖国家，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和七国集团对话，其他中等强国则希望可以被吸纳到金砖国家，为此也十分期待中国支持。这是中国在外交上的多重身份和资源。
其三，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位置决定中国角色至关重要。G20安塔利亚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建议：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第二，推动改革创新，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第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激发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力。第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可以说，这四大建议鲜明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位置：协调、改革、开放、平衡，即协调国际立场，改革治理体制，开放合作平台，平衡发展目标，体现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随着全球化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与以前相比有所下降，但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和热情，没有减少，甚至增加。世界不仅期待中国为经济增长提供正能量，还期待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一带一路”的倡议，被越来越多国家认为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是世界上最热的话题之一，就是明证。
G20对中国充满期待，中国也对G20充满期盼。G20是世界经济治理的最合法平台，是增强我制度性国际话语权的最合适载体，是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最好机会。我们有十足理由对明年杭州G20峰会充满期待。
2016年9月4—5日，第11次G20峰会将在浙江杭州举行，届时全球最重要的20个大国领导人及部分特邀的重要经济体领导人将年度聚首，讨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议题。这是中国第一次主持全球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也是G20峰会第一次连续两年由新兴国家担任主席国，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措施的延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2015年底中国接捧G20主席国以来，中国以“4I”为主题，即“共同构建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经济”，延承了上届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的主题“3I”，即包容性（Inclusiveness）、落实（Implementation）与投资性增长（Investment for growth）的大量内容。
然而，欧美近年来的舆论一直存在着诸多质疑G20重要性的声音。因此，对中国、广大新兴经济体及诸多有志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的有识之士而言，必须进一步强调，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新增长陷阱的今天，G20正变得愈发重要。G20国家需要进一步团结起来，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应对目前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理由如下：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低迷，正在严重冲击着各国发展的福祉。数月来，各大机构纷纷调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遍认为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在2.9%以下。这将是继2015年全球增长2.4%之后，全球连续第二年增速低于3%。要知道，2008—2014年，全球实际GDP年均增速是3.26%。看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G20国家提出的全球增长目标，即到2018年底“使全球经济总量比‘现有预期轨道’基础上更多增加2%”的目标要落空了。因为测算可知，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让全球经济在2015—2018年平均增速达到3.2%以上。当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2016年4月中旬，IMF还把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预估由2.6%下调至2.4%；将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速预估由1.7%下调至1.5%；将日本经济增速预估从1%下调至0.5%。
第二，美联储加息的持续预期，正成为悬挂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世界经济持续产生潜在威胁。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彻底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此后，美联储加息预期逐渐形成，成为悬挂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G20政策协调产生潜在威胁。尤其是2015年8月以来，有关美联储加息的猜测甚嚣尘上，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大量套利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出，多国出现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严重影响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稳定。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宣布开启加息进程，决定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0.25%。尽管2016年以来，美联储在加息举动上屡屡“欲罢还休”，但对美元加息的预期仍在持续，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国际外汇市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产生的重大影响，加大了G20政策协调的复杂性和难度。
第三，主要货币对美元总体贬值，汇率波动大幅震荡。自2014年10月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美元指数呈现上涨走势，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大幅下挫。2015年，主要受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全球外汇市场呈现出美元一枝独秀、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总体贬值、汇率波动大幅震荡的局面。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联储持续升值预期在未来或将变得更加强烈，美元仍将保持走强态势，汇率大幅震荡波动不可避免。短期套利资本大量流出，外汇储备规模大幅缩减。据IMF数据显示，2009年—2012年共计有4.5万亿美元从发达国家流入新兴市场国家。近期，美联储加息预期正在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短期套利资本大量流出新兴市场国家，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其外汇储备规模大幅缩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快速下降，流动性风险加大，导致高涨的资产价格随着流动性收紧而出现下跌，再加上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发生金融动荡的可能性加大。
第四，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减弱。根据WTO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贸易总量同比下滑近14%，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长将在3.9%左右，仍将低于过去20年5%的平均水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元加息预期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原油价格大幅下跌造成的。同时，部分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出口竞争优势，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主动货币贬值。然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国率先进行货币贬值，可能引发竞争性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优势快速消磨殆尽。全球贸易的大幅下滑，不仅增加了贸易保护和货币竞争风险，也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
总之，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增长陷阱”的性质堪称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这包括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全球财富分配“新鸿沟”难题、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地缘政治风险等等。
2008年，由于“金融海啸”来袭，世界各国均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威胁。在世界经济现实发展需要的带动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为加强对话和政策协调，于2008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首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G20机制自此应运而生，成为全球经济合作首要论坛。G20以精诚合作的伙伴精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作，化解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短期风险，形成了全球经济增长合力。
然而，八年以来，值得警惕的是，主要国家经济走势和政策取向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G20宏观政策协调难度进一步上升。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缓慢按下“紧缩”按钮；欧元区、日本为刺激经济，需要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严重分化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取向，已经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使得全球经济面临失衡风险，乃至彻底陷入增长困境。
总之，G20成员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拥有难以推卸的责任，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防止负面外溢效应，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投资和消费，共同提振世界经济增长。2016年则是这个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年。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新华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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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G20成都财长/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现场
7月23-24日G20财长/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是继今年2月份上海会议、4月份华盛顿会议之后的又一场聚会，也是杭州峰会前最后一场G20财金轨部长会议。同时，鉴于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的极大不确定性，特别由于英国脱欧给全球经济造成的下行压力，G20成都会议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么，此次会议作为今年G20领导人峰会前的财金轨“收官”会议，与以往两届有何相同与不同？另外，此次会议公报透露出哪些关键信息？
政策性调控、打击恐怖主义、国际间合作仍是会议主旋律
第一、使用所有政策手段实现经济增长。今年的三次G20财金会议都强调G20成员国各自和共同使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大央行均实行了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负利率政策。例如，目前美联储执行0.25-0.5%基准利率，欧洲央行执行0.0%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MRO利率），日本央行执行-0.1%超额准备金利率，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全球经济低迷的状态。因此，正如G20财金会议公报所言，“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动用财政政策和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经济的强劲、可持续性和平衡发展。此外，政策调整时的选择和设计应符合国家经济情况，即尊重不同国家在宏观调控时的差异化和自主权。如目前美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更多体现在需求端，而我国更多表现为供给端效率低下。
第二、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地缘政治冲突、恐怖主义、难民流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近几年愈演愈烈。不仅造成到全球政治、地区形势的更大动荡，也成为全球经济脆弱性增强的一个重要诱因。例如，近期发生在欧洲的恐怖事件直接影响了当地的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复苏。7月14日的法国尼斯恐怖事件、德国7月份的连续恐怖袭击事件等均引起了当地社会、经济秩序的动荡和不稳定。鉴于此，G20财金会议强烈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并指出须加大对恐怖融资行为的打击。例如，成都公报中提到“欢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在实施其打击恐怖融资新综合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呼吁有效落实其操作计划。”
第三、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国际税收是G20成员国之间合作意愿最为迫切的领域之一，在近期的历次G20财金会议中都得到突出体现。建立一个公平、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秩序不仅对发达国家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财税收入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加快落实G20/OECD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项目非常关键。但同时，G20财长/央行行长也意识到国际税收合作的困难。因此，4月份华盛顿公报提到的“在2017年或2018年之前执行自动信息交换标准”，在7月份成都公报中被调整为，“在2018年之前执行自动信息交换标准”。
第四、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作为聚集全球90%GDP、80%贸易、2/3人口的经济体，G20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在推动IMF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领域起到了中坚力量的角色。今年的三次财金会议公报都提到继续推动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以及世界银行的股东审议。同时，华盛顿和成都会议公报更是明确指出，IMF的15次总审议应在2017年之前完成，并且应当增加有活力经济体与其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应的份额，进而确保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话语权的提高。
第五、强化宏观政策协调。全球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在各国经济高度融合的今天显得愈发重要。一个（主要）国家的重大政策调整不仅影响本国经济走势，更可能对地区、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例如，美联储一份FOMC会议纪要的公布就可能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7月7日美联储公布6月份议息会议纪要，由于被市场普遍解读为美联储整体偏向鸽派，导致美国标普500指数一天之内从2090点涨至2129点。同时，黄金也冲击1332高位，稳定在1326上方。鉴于此，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多次强调成员国应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和沟通，进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和降低负面“溢出性”。同时，G20成员国也承诺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并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以及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此次会议公报透露出哪些关键信息？
第一、首提“合作团结精神”。成都会议公报在第一段首次提到，“G20成员国本着合作团结的精神密切开展工作，并就各项议程取得了务实成果”。作为“协商式民主”机制重要代表的G20，其所有议题、建议必须一致同意，才能够在G20峰会通过，并在各个成员国国内执行。在此背景下，“合作团结精神”至关重要。不过自2010年以来，随着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逐渐消退和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的趋稳，G20内部成员之间合作意愿出现下滑趋势。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各国宏观政策不协调、不同步的现象频繁出现，直接导致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紊乱和无序。因此，本次成都会议明确提出并重申“合作团结”精神，对于未来G20运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结构性改革获得实质性进展，并首提“全球钢铁论坛”。如前所述，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列的重要宏观政策工具，并在G20内部形成广泛共识。成都会议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主要体现为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审议和通过。例如，由增长框架工作组递交的“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获得批准。作为一项具有重要指导性文件必将对未来G20国家结构性改革产生深远影响。此外，作为配套文件，此次会议也通过了基于结构性改革九大优先领域而制定的一套指导原则。另外，为了进一步应对全球，特别是在钢铁领域的过剩产能问题，首次提到考虑成立“全球钢铁论坛”，进而加强信息交换、产能发展以及在政策领域的合作。
第三、重要、务实成果纷纷落地。作为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场财金会议，一些重要成果及倡议纷纷落地，从而体现G20机制的务实精神。例如，成都会议公报指出，“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以加强各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整体协同与合作”。此项倡议的成功落地，一方面可以将我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重大发展战略与G20工作无缝对接，另一方面也体现全球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互联互通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的迫切、现实需求。此外，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工作组制定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升级版以及G20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落实框架等重要建议均得到此次会议财长与央行行长的批准，并将递交杭州峰会领导人最后审核、通过。
第四、“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得到突出，并与G20 “增长目标”对接。与前两次会议公报相比，成都公报大大提升了财金轨对“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视程度。例如，前两次，仅在公报的倒数第二段提到，“重申致力于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而成都会议公报在第六段即强调支持“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时，也将G20的“增长目标”与“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列，从而首次明确G20内部工作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正式对接。鉴于此，G20的多数工作都可以直接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服务。例如，通过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可以帮助当地创造就业、增加收入，进而实现包容性发展。
第五、首提“巴黎俱乐部”。成都财金会议公报首次提及“巴黎俱乐部”，并指出“支持巴黎俱乐部作为主要的国际官方双边债务重组平台，讨论一系列主权债问题，支持巴黎俱乐部持续吸纳更多新兴债权国”。“巴黎俱乐部”作为一个相对低调的国际债务重组机制，此次受到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的高度重视具有其重要意义。一方面，在当前全球国家主权债务迅速恶化的背景下，亟需一个更加有效的全球协调机制。例如，截止2016年７月21日，标普的主权评级数据显示全球140个国家中，只有５个国家“展望”为“正面”，33个国家为“负面”，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恶化程度最为严重的时期。另一方面，全球主权债务市场日益多元化，因此有必要吸纳更多的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会员。鉴于此，韩国2016年７月1日正式成为其成员。与此同时，“巴黎俱乐部”与中国也都表达了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中国是否加入“巴黎俱乐部”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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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G20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合作和协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既要增速也要增质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独特的发展经历不仅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能。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得以释放，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1980—2010年的30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10.4%的速度增长（见图1）。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7.7%，这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首次低于8%。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中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转变由投资和外贸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让国内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量。既要增长速度也要增长质量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点。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仍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经济增速。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缓至6.9%，高于发展中国家4%和全球3.1%的平均增速。英国退欧将对市场和投资者信心造成冲击，增加了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在7月19日发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发达国家平均经济增长预期和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均下调0.1个百分点，而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由6.5%提高至6.6%，上调了0.1个百分点。这说明世界再次对中国经济增长投下了“信任票”，对中国经济充满了信心。根据IMF预测，2016—2020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持续维持在25%左右。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将由目前的约17%提高到近20%。可见，中国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图1 ：1980—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第二，中国在促进发展、减少贫困方面成绩斐然。2000年9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总部一致通过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千年宣言》，郑重承诺在未来十五年共同致力于八项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过去15年中一直统领着世界发展框架，其落实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发展方面取得成就的重要标志。中国始终高度重视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十五年来，中国在消除贫困与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保障妇幼健康、疾病防控、环境保护等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减贫和消除饥饿为例，2011年，中国日消费支出不足1.25美元的贫困人口总数从1990年的6.89 亿下降到2.5 亿，减少了4.39亿，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营养不良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990-1992 年的23.9%，下降至2012-2014年的 10.6%，为推动全球实现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做出巨大贡献，并在2014 年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表彰。
第三，中国积极促进南南合作，为世界共同发展贡献力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南南合作，以多种方式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支持，为国际社会共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的援助方式主要包括援建项目、提供物资、向相关发展组织捐资、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派遣援外医疗队、减免受援国债务等。根据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驻华系统共同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人民币的援助，为受援国培训了1200多万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G20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
第一，推进G20发展合作有利于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在201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193个会员国共同通过了题为《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成果文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包含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子目标。新议程的核心目标是到2030年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消除饥饿与贫困。新议程勾勒出未来15年的世界发展的宏伟蓝图，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世界各国采取的措施和共同努力。G20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合作和协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G20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5%，人口总量占世界人口总量的60%以上。G20发展目标的实现将有力促进全球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促进G20国家间的发展合作对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推进G20发展合作有利于挖掘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发展潜力，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G20中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俄罗斯、沙特、南非、土耳其11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11个国家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投资低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国家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加之巨大的市场需求，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根据IMF的预测，今明两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和4.6%，远高于世界经济3.1%和3.4%的平均增长速度。
第三，推进G20发展合作有利于全球治理的均衡化与民主化。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存在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发展中国家在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代表性不足，发言权过低。现行的国际体制及其各项规则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形成的，在许多方面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随着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与日俱增，许多重大问题没有新兴经济体参与根本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5年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15.81%，其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比重分别为17.51%和16.58%，与其经济总量相适应。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总量相脱节。2015年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为17.08%，而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比重仅为6.43%和6.11%，低于经济总量不及中国的日本。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印度和巴西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比重也与其经济体量不相适应。推动G20框架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有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足的问题，可以有效弥补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缺陷和不足。
G20蓝图挖掘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
中国把G20杭州峰会的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力求从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四个方面达成共识，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发展。
中国在G20框架下的发展合作倡议包括：第一，中国倡导通过创新增长方式来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差距。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单纯依靠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难以达到宏观经济的持续复苏和稳定增长。只有加强技术创新和推进结构改革才能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中长期增长潜力。为此，中国倡导制定G20创新增长蓝图，制定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研发能力和工业化水平的有效措施，挖掘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
第二，中国倡导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主张，推动货币体系多元化，改变美元独大的不合理局面，努力构建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第三，中国倡导促进全球贸易投资体制改革，促进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提高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和世界贸易大国，中国是全球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还积极倡导制定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促进贸易融资，增强发展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增强，企业跨国投资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全球投资治理框架的制定和全球投资政策的协调将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资金短缺和缺乏吸引力的双重困境。中国积极推动的促进低收入国家投资和改善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环境的倡议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脱离这种困境，为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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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自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将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以来，它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尽管如此，受七国集团（G7）阻挠等因素影响，G20在治理内容、合法性及应对全球化危机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作为2016年G20杭州峰会主席国，中国应积极推动G20转型发展。
二十国集团（G20）于1999年在德国诞生，它旨在治理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防范局部性金融危机的“传染”或者“扩散”。这一为应对未来的冲击而设计的会议宗旨被不幸言中。美国和欧洲在2008年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具有全球性严重影响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欧等国政府（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和七国集团（G7）一致认为，G20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有效国际合作平台。基于这一共识，G20旋即上升为各国领导人年度聚首的首脑会议，即G20峰会。
2008年以来，G20取得了哪些成就？
对2008年以来G20发表的公报或者声明进行文本研究十分重要。这一研究不仅可以让我们真正了解G20到底在主张什么和做了什么，而且也能发现G20峰会进程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主要议题的转换。在“后金融危机”阶段，G20成员由于在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问题，即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深入协调上，无法取得有希望的进展，从而将议题转移到相对容易取得共识的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上来。当然，自2008年以来至今，全球经济增长总体上依然乏力（尽管有些经济体在一定阶段的增长情况还不错），诸多经济体甚至陷入发展停滞、结构性转型困难的境地。
纵观国际经济合作的历史进程，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峰会把G20确定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初步确定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金融机构的量化改革目标，启动“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以及相互评估进程，并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机制化等议题达成重要共识。2010年首尔峰会，就全球经济失衡的“参考性指南”达成原则共识。2011年戛纳峰会，除了讨论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外，通过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就业行动计划。2012年洛斯卡沃斯峰会，G20继续讨论“保增长、促就业”等问题；为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足够资源应对世界经济领域的风险，不少国家在会上宣布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资计划。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关注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呼吁有关国家采取负责任的政策，调整货币政策时同各方加强沟通。而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除了老生常谈的问题外，“增长、就业”继续成为会议讨论的主题。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则延续了上次峰会所讨论的话题。此次中国主办G20峰会，“增长”依然被确定为会议主题。
所谓“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系指G20不是一般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而是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的论坛，即“全球经济的指导委员会”（Global Steering Committee）。根据这一定义和宣言，原则上讲，G20的地位要高于世界上其他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
G20希望达成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大目标。然而，在G20所发布的公报或声明中，强调更多的恰恰不是“全球经济治理”而是“国际经济合作”。这表明，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下，全球治理仍然是通过国际合作（包括制定国际规则、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管理、控制、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挑战、问题、危机乃至威胁。
G20峰会寻求的国际合作，不仅是国际经济合作，而且还包括在其他事务上的国际合作：
其一，G20的最大贡献是决定对1945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进行改革和现代化，让世界的“新兴经济体”发挥更大作用，同时改善“新兴经济体”在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改革全球治理机构并非易事。从2010年到2015年，G20峰会居然耗费了五年多的时间才落实了对国际金融机构的这一改革方案。美国国会在2015年才最终批准改革方案，而在此之前，其他G20成员都完成了批准程序。
其二，韩国、墨西哥等国担任G20主席时，对全球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实现了突破。G20在发展中世界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到强调，从而提高了G20的全球合法性。这一努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年如期成功升级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其三，气候谈判。G20一直在协调成员之间的全球气候治理政策，从而使联合国气候谈判进展加速，并最终达成了《巴黎协定》。
其四，其他方面的问题，如反腐败和税收等。这表明，G20的全球治理的集体领导得到巩固。
G20还未完全发挥出有效治理全球经济的作用
G20中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等一直认为，G20不应该是以传统的西方大国为主的G7集团为中心，来引导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和重建。G7是西方国家对世界的治理，因而不具备充分的全球合法性。然而，事实上在世界事务中，G7并未因为G20这样的宣布和努力而不存在。相反，G7却因为G20的存在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强化。例如，2016年，日本轮值举办G7正好与中国轮值举办G20同期。G7在日本主导下，不顾G20中大多数成员的感受，再次强调G7的作用。显然，日本把其在G7中的重要性看得比在G20中的重要性大得多。
在金融危机的“危机管理”（“同舟共济”）阶段（2008—2010年），美欧为了调动“新兴经济体”在解决金融危机中的积极性，策略性地许诺G20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然而，事实证明，美欧的这一许诺是口惠而实不至，因为欧美日事实上并没有放弃G7，而且试图通过G7主导G20。
G20代表着一种对“（国际）权力转移”的集体管理。但是，当前的国际现实是，“权力转移”尚未完成，且距离“权力转移”完成还有相当的距离。G7缺少集体意愿和准备来接受以G20为主要论坛的新管理制度安排。这对形成以G20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非常不利。
因此，在肯定G20自2008年以来对全球治理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时，必须认识到G20这一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G20在形式上是全新的，但在内容上却至少有一半是旧的。从某种程度上讲，G20是G7的延伸或者扩大。与G7一样，G20也是加拿大、欧洲国家发起的。这些国家在当前的国际权力体系中属于“中等强国”，即它们在国际权力地位上不上不下，但在领土或者经济份量等许多方面，已经是世界大国。G20包括四个欧洲国家——德、英、法、意。不仅如此，由于欧盟已经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行为体登上世界事务的舞台，制定和实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G20的正式成员，因此G20的欧洲代表性有些过度。鉴于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G20本质上是由欧洲所主导。
然而，G20的成员国英国已经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并将与欧盟建立新的关系。这一事件将影响欧盟的未来，也会对G20中的欧洲作用产生重大影响，一个因此而缩小的欧盟在全球事务包括在G20中的作用将有所下降。
晚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的欧盟，其框架也开始出现老化现象，所面临的问题亦不断涌现，所以，英国等欧洲国家一直在推动“欧盟改革”。也就是说，仅仅追溯G20的欧洲成分和欧洲作用，就能理解G20这个全球治理框架存在的深层问题，这的确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二，作为大国之间的合作平台，G20如何消除对其国际合法性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比较突出。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几个发展中大国在G20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改善G20的国际合法性问题，但G20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执行上囊括更多的国家，从而使自身成为全球治理的典范。
第三，G20的诞生是为了回应全球化危机，但这完成这一任务非常艰难。全球化的危机之一是人的危机，即社会中下层的生活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甚至没有保障。在全球化最深入、精英从中受益最多的欧美，却出现了普通民众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全球化的浪潮。G20很难扭转和解决这一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当然是人，人可以推动全球化也可以逆转全球化。G20在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尚未创造奇迹。从2008年到2016年，尽管G20不断强调着力应对全球化中的各种问题，但并未真正缓和底层民众的恐慌和苦难，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逆转”全球化的大事件。
全球经济治理是社会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相互结合的过程。地方的、国家的相关机构要与全球的、地区的宏大机构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仅有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宏大机构还不足以有效治理世界经济。
中国需如何推动G20转型和发展？
中国是G20的成员，一直在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是其发挥国际领导作用的又一重大机遇，这对全球经济治理转型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第一，推动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即全球经济治理的“指导委员会”。为达到这一全球治理的远大目标，中国要增强国际领导能力和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不仅要提供物质性的全球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投资上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观念性的全球公共产品（如全球机构的改革方案、下一代全球治理的制度和规范等）。
第二，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杭州峰会召开前，G20第三次协调人会议要求G20推动“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国已经把“高效有序的全球治理”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目标。
第三，促进已有全球治理机构的现代化。中国是全球治理机构的改革者。改革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非常关键。然而，这些机构诞生在70多年前，尽管已经有了许多适应性调整，但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声明 “将全球机构现代化以反映当今的全球经济”，这包括将国际金融机构和全球发展架构进行“现代化”。中国要通过G20这一平台，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尽快落实G20已经通过且获得全部G20成员政府（行政和立法）批准的改革方案，并制定和通过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的改革方案。
第四，在微观层次推动全球治理。G20成立时的宗旨之一，就是管控全球化产生的社会退步和不平等的扩大，让全球化更多地惠及普通人。在这方面，中国能做许多事情，一是在国内层次上实现社会正义，二是让G20更加强调全球社会治理。
第五，把G20打造成“21世纪的大国协调”（The 21stcentury concert of powers）机制。G20进行的大国协调，不应仅是各国财政和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而且应包括各国的全球安全政策之间的协调，以使G20与联合国安理会形成分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中心作用。（作者：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敬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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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功举办此次峰会，中国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举行。中国希望通过举办杭州峰会实现以下目标：一是发挥G20的引领作用，体现战略远见和雄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发掘动力；二是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发扬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发出团结、开放、包容、合作的强有力信号；三是创新机制建设，打造合作平台，为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提供坚实保障。
为成功举办此次峰会，中国进行了周密的准备。自2015年12月1日接任主席国以来，中国已经举行了三次G20协调人会议、三次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及副手会议，以及数十场各类工作组会议，G20成员从政治成果统筹和具体经济金融问题的应对两个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此外，贸易、能源、就业、农业等专业部长会议，以及B20、Y20、W20、L20、T20、C20等外围配套会议也已基本结束。这一系列会议为杭州峰会的召开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为峰会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G20是当今世界讨论全球经济问题的首要平台，是目前为止最具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首先峰会的成功首先体现在能否在事关全球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形成共识、确定目标、指明方向、发挥领导力，改变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状况，为世界经济长期发展注入活力上。
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既有缺乏新兴产业支撑、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因素，也有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缺乏协调、缺乏公平的制度与规则、缺乏长远规划的因素，同时还有社会利益分配不均或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甚至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现象的因素。针对世界经济面临的这些问题，中国对症下药，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希望通过推动经济结构改革、重视发展问题、加强全球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更加公平合理的规则和制度环境等措施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
从这个方面来看，由于杭州峰会议题设置合理、措施得当，推出的经济结构改革顶层设计、发展问题、重视WTO的作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众多议题的设置符合各国现实需求，并且中国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欧峰会、金砖国家机制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沟通机制等与各方进行了充分协调，充分照顾到了各方利益与关切，因此中方提出的绝大部分举措都可以得到G20成员国的支持。如果G20成员国能够按照杭州峰会确定的目标和指明的方向共同努力，发挥G20的引领作用，必将极大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其次，杭州峰会成功与否还取决于G20机制本身能否获得发展。G20是作为危机应对机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作为危机应对机制而从部长级会议升格为峰会的，危机应对是G20的基本功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美国经济缓慢复苏，对G20需求下降，同时G20成员国利益分歧加大，G20进入转型期。国际社会对G20能否顺利转型为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之类的长效治理机制十分关注，同时也非常怀疑。
今天世界经济领域不断发生的问题表明，G20作为一个危机应对机制的功能仍将继续存在。这些问题不仅包括全球金融安全网络的不健全，还包括新近发生的英国脱欧事件，G7已完全无法应对。但这些问题的发生表明，G20作为一个为应对“全球化危机”而诞生的机制，不仅需要在事后应对危机，而且需要通过对现行国际制度和规则进行改革，以有效地预防危机。比如，要加强国际金融安全网的建设，需要继续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推动现行国际体系改革是G20转型过程的一部分。G20的转型，其实质就是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国际秩序的重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并不希望完全推翻现行体系，而只希望能够推动国际体系实现渐进改革，这使得G20的转型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过程虽然缓慢，但方向必须明确。虽然美欧等西方国家为诱使新兴经济体积极贡献资源、解决金融危机，将G20定性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但事实证明，它们并不甘心放弃G7，而是试图通过G7主导G20。今天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已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次杭州峰会至少有两大突破，一是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二是给予发展中国家“史上最多”的参会席位。这两大突破不仅充分显示出G20的代表性和包容性，而且表明G20的议题设置不再像以前一样是G7所关注的短期问题，而是转向深层次问题和长期问题；表明G20不再是G7的扩大与延伸，而将真正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心。杭州峰会通过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贡献，重新确立了G20与联合国的关系，将进一步加强G20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合法地位。此外，杭州峰会通过建立贸易部长会议等更多的部长级会议机制，以及对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经济增长战略的规划也加强了G20的机制化建设。
但杭州峰会并不一定能完全实现所有既定目标。在危机应对阶段，G20成员国确实曾表现出“同舟共济”的决心，但危机过后，“同舟共挤”成为一些成员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常态。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问题是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深入协调。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形成使得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赖，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实际上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国或一国资本对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操纵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使该国获益，但长期来看，由此产生的“回溢效应”则可能使它得不偿失。但迄今为止，G20成员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方面无法取得真正的进展。虽然在杭州峰会上，为提振世界经济士气、展现团结合作的姿态，G20成员国将在公报中表明进行宏观经济协调的意愿，并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但关键在于意愿和行动计划的贯彻落实。在此方面，只能依靠成员国的自觉自愿。G20峰会文件并无法律约束力，G20也缺乏强制执行能力，这是今后G20机制建设需要努力的方向。
另外，峰会要取得成功需要一些国家克服地缘政治竞争的冲动。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G20是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的首要平台，将有争议的地缘政治问题提上议程并不符合G20的宗旨。同时，由于此次G20峰会将发展议题置于突出位置，备受广大发展中国家关注和期待，如果有故意扰乱会议议程的举动将会使其置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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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G20峰会即将在杭州召开。面对全球经济疲软、英国脱欧、地缘政治崛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世界对这次在中国举办的G20，有着更多急切的期待和关注。一方面，问题是真的大；另一方面，在西方体制屡屡“失灵”的今天，世界对中国寄予了更多期望。
最大的问题自然是当下的国际经济问题，这也是一直以来G20峰会的主旨。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纷纷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指出，国际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和部分市场波动性加剧导致下行风险加大。俄罗斯《独立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正着手把G20峰会从礼节性会晤变成协调全球经济的有效机制。正如媒体所说，中国将绘制世界经济走出泥潭的路线图。”但经济问题的背后，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这么简单。七月末在成都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是9月G20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会议。在会上，英国脱欧、恐怖主义、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等事件成为焦点，加剧了大家对全球经济预期的担忧。可以说，这次的G20，对世界来说，不仅是进行经济金融之间的协调，更是寻求如何应对当下由地缘政治、恐怖主义等问题的解决办法，从而推进国际经济复苏，以及建立更加公平的经贸秩序。这一次的G20，被赋予了更多意义。
此次G20让世界更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主办国中国。屡屡创造世界经济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此次峰会上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让国际社会尤为关注。在7月30日举行的T20智库论坛上，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John Ross）就指出，中国的资本形成速度远远高于美国，而国家投资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低迷中仍保持中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学习。同在论坛上，澳洲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东亚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太经合组织首席架构师彼得·德赖斯代尔指出，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需要成为国际贸易系统的守护者。美国彭博社指出，中国将充分利用担任G20主席国这一机会提升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形象和领导作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如果这次峰会能够在反对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促进世界自由贸易和推进全球化方面取得共识，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极为有利的，就会是里程碑式的会议，并且也会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繁荣过程中的作用。这些颇为殷切的期望，发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声音，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中国也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我们在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作出更有担当的举动，来主动承担责任，为国际经济发展开出“中国药方”。
此次G20释放的另外一个信号，则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攀升。这不仅体现在主办国中国的身上。中国外长王毅日前表示，本届峰会将成为二十国集团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在组成上更具代表性，更富包容性。
回看G20峰会，正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才由原来的财长会晤机制升级为领导人会晤。世界更期待八年后的这次杭州峰会，如何给世界经济带来提振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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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已从单纯的环境保护问题上升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但对中国而言，还有更加重要和紧迫的现实意义。改变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结构，是中国国内治理环境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要求。同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广泛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责任与担当，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自十八大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舞台上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开始与其他发达国家合作，同时也在气候外交上显示出了更加灵活务实的风格，更多从全球视角出发，寻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引领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应该发挥的角色。
中国是国际气候治理新理念的引领者及推动者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中国政府利用领导高层互访契机，加强与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分别与美国、欧盟、英国、基础四国（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积极与“基础四国”、“立场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等建立磋商机制、加强对话沟通、开展务实合作、赢得国际社会积极反响，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与各国增进理解，进一步扩大共识，为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多边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领导人出席巴黎气候大会时，提出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并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出中国倡议，要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中国积极促进巴黎气候大会成功，正是实践这一理念，体现大国责任、担当的成功范例，为全球气候治理新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中国政府还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近年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碳节能产品、组织气候变化培训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G20是国际能源治理的理想平台
G20作为当今国际上重要的多边对话平台，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同时也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气候变化与世界经济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更是因为分享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推动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G20必须正视气候变化会给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减小其影响。作为2016年G20的主席国，中国将继续发挥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探索在G20平台进一步推动全球气候和能源治理的更多可能性。
目前世界存在多个主要的国际性能源组织，这些能源治理机构是基于不同的目的、由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发起成立的，因而其章程和宗旨各异，其管理手段也有局限性。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面临着多方的利益博弈，加之治理机构碎片化导致的机制性矛盾非常突出，使全球能源治理进程受到极大阻碍。国际能源治理此时最需要的是统一协调和多边对话，而在全球经济贸易中举足轻重的G20无疑是提供这种协调机制的理想平台。
G20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与不同国际机构之间的对话搭建了非正式的平台，中国可以依托G20开放式的交流对话机制，采取两步走的方式加深对国际能源治理的参与。
第一步，继续深化在国际能源治理中的重要议题上与国际机构的交流、合作。近期中国已正式成为国际能源署的联盟国，并由中国人当选了国际能源论坛的新任秘书长，中国与相关国际能源组织的交流合作正在日益深化。
第二步，逐步推动G20改革，在G20框架下整合已有的国际能源网络和能源管理机构，使其成为这些网络的中枢。将当前一年一度的领导人峰会、一年一度的能源部长会议、每年三次的能源工作组的运作模式提升为“领导人峰会-能源部长会议-能源主管部门与国际机构对话会议-能源工作组会议”四级联动多层次能源对话机制。并设立能源对话与治理的常设秘书处以发挥联系、磋商和协调的作用，统筹协调现有的多元治理结构，发挥G20作为全球能源治理指导机构与协调中心的作用。
绿色金融创新，为能源转型和气候治理提供资金
气候变化中的资金问题一直都是气候变化谈判中最受关注的话题。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达成的协议草案中，就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巴黎协定》也提出让发达国家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帮助后者减少碳排放以及适应气候变化，同时鼓励其他国家在自愿基础上提供援助。气候变化资金协议前进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执与妥协。而G20成员均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在遵循《公约》原则和规定的基础上，各国需利用G20的平台继续积极落实巴黎大会在气候资金等问题上达成的成果，并为各方在《公约》框架下继续讨论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等问题提供积极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体系也曾存在对化石能源的无效补贴。这些补贴鼓励了不必要的供应和需求，并因此阻碍了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2009年，G20领导人首次承诺将取消没有效率的化石能源补贴，这一承诺在之后的每一次G20峰会上都得到重申。中国、美国和德国，成为第一批自愿相互进行化石能源补贴评估的二十国集团国家，以此来加速实现取消化石能源补贴的承诺。
中国正在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并于2015年成立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金融在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绿色债券、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环境基金等创新型金融产品，加强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可以有效减少对高能耗、污染行业和环境违法企业的资金支持，引导资源向绿色和低碳行业的配置。这既可以减少对化石能源消费的无效补贴，也可以为中国和世界的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
作为G20主席国，中国如何抓住能源与气候治理的契机？
G20是中国首次以创始国成员和核心国成员的重要身份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为中国提升全球能源治理领导力提供了世所瞩目的中心舞台。短期来看，中国应该把能源治理提高为2016年G20峰会的关键议程之一，延续前几届峰会对能源问题的重视并争取有所突破。中长期来看，通过推动G20的顶层设计和框架建设，中国与其他成员一起可以将G20改造成为全球能源与气候治理最重要的指导机构与协调中心。
在成为G20轮值主席国期间，中国可以考虑将G20下的能源与气候治理与下列几个重大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推进，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中国制造2025”。在签署了新的《国际能源宪章宣言》后，有研究建议中国可以考虑推动达成“跨国能源投资协议”，以推动在能源发达地区的能源项目投资，同时提高安全性与透明度。该协议将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全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相呼应，使中国更好融入和改善世界治理体系。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行动计划与G20推动全球发展的核心议题目标一致，因此可以整合成为G20全球治理框架的一部分。另外，中国也可以与其他主要倡议国家一起合作，利用当前低油价的契机，为推动取消低效的化石能源补贴，制定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时间表。(作者：何建坤，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教授；王韬，第一财经研究院助理院长；縢飞，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