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３日电（贺斌、陈连鑫、马艺）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道路也更加艰险。抢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又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行动。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中央红军是否会成为“石达开第二”。

　　１８６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３万多太平军在此被清军剿灭。其实，当时中央红军同７０多年前的太平军相比，形势更加严峻。因为红军到达的时间比当年太平军到达时间晚了半个月，河水上涨，河面宽达３００多米，渡河非常困难。从上游泸定桥至下游安顺场渡口间数百公里，国民党军布防严密，并提前将所有船只、粮食和其它一切可用物资统统搜走。

　　为什么中央红军的处境更为险恶却能绝处逢生，没有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红军战术指挥得当

　　作为太平天国杰出将领，石达开当年在大渡河边由于没有及时抢占铁索桥，往西北方向夺取泸定，也没有趁大渡河北岸没有清兵时迅速渡河，贻误了战机，最终兵败命陨于此。中央红军吸取了石达开的教训，灵活机动而又快速高效地应对敌情。

　　１９３５年５月２１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冕宁后，从地下党那里了解到凉山地区的敌情，中革军委当即决定在泸沽兵分两路，主力为左翼，经彝族走廊前往安顺场渡口，抢渡大渡河；红５团为右翼，伪装成主力部队向大树堡挺进，以迷惑和钳制大树堡对面的敌军。

　　到达安顺场后，中央红军一部在此渡河，过河后沿河东岸朝北前进，主力则沿河西岸前进。两支部队夹河而上，抢夺泸定桥。

　　红军官兵英勇顽强

　　太平天国靠拜上帝教维系人心，但“天京事变”后这种信仰已经动摇。石达开虽不像洪秀全那样迷信“皇上帝无所不能”，但也不能用新的思想凝聚官兵意志，因而士气低落，内部矛盾重重。

　　长征中的红军虽处境艰难，但广大官兵都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红军高昂的战斗精神，英勇顽强的作风，超越极限的拼搏，使之常常在“死地”得以化险为夷。

　　安顺场距离泸定桥１６０公里，崎岖的山路盘绕在山腰间，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行走十分困难。担任前锋的红４团艰难行军几十里后，接到上级命令，要求他们第二天必须夺取泸定桥。

　　时间十分紧迫。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等边行军边研究战斗部署，提出“要桥不要命”的口号，然后分头到各营连去作战斗动员。官兵们坚定地表示：“足可疾，身可劳，衣服可烧，头颅可掉，什么都不要，只要泸定桥。”

　　红４团先头部队急行军翻山越岭，一昼夜疾行２４０里，然后又组织２２位勇士手攀桥栏、脚踩铁索向对岸猛冲猛打，最终飞夺泸定桥。这样的速度和意志力、战斗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民族政策深得人心

　　兵民是胜利之本。当年石达开覆灭于大渡河，这与他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有极大关系。

　　石达开把少数民族看成“蛮夷”“异族”，动辄恐吓威吓，在其发布的布告中公然宣称：“逆我者亡，顺我者昌”“各处山寨，胆抗天兵，当时剿灭，一致荡平”，把当地民众放在自己的对立面。而红军之所以顺利渡河，与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关系极大。

　　中央红军长征到凉山时，同样是５月，同样数量的军队，同样的行军路线，同样被围追堵截，所不同的是，这支军队在长征沿途历经苦难，仍真心实意站在民众立场上为民众做事，因而感动了沿途的广大民众。

　　进入彝民区后，尽管红军遭到了一些彝民的追打，甚至被抢去武器、扒去衣服，但官兵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不作还击，而是反复向彝民宣传“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你们的军阀”。在红军的感召下，彝民首领小叶丹与刘伯承歃血为盟、义结金兰。随后，他派人帮助红军与彝民武装沿途设置的关卡交涉，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小叶丹给红军做向导，为红军快速通过彝民区节约了宝贵时间。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红军穿过彝民区比当年石达开的部队快了８天。正是这宝贵的８天，红军得以摆脱追兵，从容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此外，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符合民心，国民党军内部的派系矛盾和红军内部的坚强团结等因素也促成红军顺利渡河，而这些都是石达开的太平军所不具备的。因此，大渡河最终成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