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给周素园的回信。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因为工作原因，我较多地研究了红军长征队伍中的传奇人物——周素园先生的事迹。

　　“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省毕节县城，他幼年生活在封建书香门第的环境中，长于辞章之学、思辨之理。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使周素园人生旅途开始了第一个转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早早地植根在他的心里；他是乌蒙深山中颇有才华的封建末世的秀才，却成了“贵州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黔省第一报人和新思想的播火者”；他在辛亥革命中成为贵州革命党人的智囊文胆，他的姓名曾被列入贵州巡抚秘密诛杀的黑名单；他参与领导了辛亥革命贵州起义，手写了许多革命施政措施，封建顽固势力曾险些将他枪杀；他是民国初年军阀割据下寻找光明的苦苦求索者，漂泊无定、贫病交加，险些转死沟壑；他在失意和彷徨的困惑中无意间接触到马列主义，而在着意的研究中初步认识了共产党。

　　1936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快到黔西北重镇毕节时，红军战士一度将他当作“土豪劣绅”。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到他家后，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王震和夏曦同志，他们马上去找周素园，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周素园向王震、夏曦坦然地讲述了他的思想，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夏曦又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不赞成？”周素园连声说：“赞成，完全赞成。”此后，王震、夏曦经常到他家里同他交谈，宣传和解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必要性。二、六军团领导决定以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及反蒋地方武装席大明部和周质夫部，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请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欣然允诺。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军运委员邓止戈任政委,改编席大明部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周质夫部为第二支队，阮俊臣部为第三支队，并从红军政工干部中抽调三人担任三个支队的政治委员。1936年2月1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在毕节城关小学操场上隆重召开，周素园正式就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

　　此后，在短短的10多天时间里，周素园与红军指战员和贵州抗日救国军的领导们一道，不仅对抗日救国军在组织上、思想上进行充实、提高，还协助红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毕节农村建立了乡农会30多个，动员5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

　　“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1936年3月10日，周素园告别故乡、亲友，随红六军团一道离开毕节，开始了艰险而光荣的长征。长征前后，周素园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及与滇军上层人士的故旧关系，开展统战工作，给龙云、孙渡等滇军上层人物写信，这些信件，对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实行分化瓦解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所说：周素园的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国民党追击军主力从东面向我进攻，但孙渡纵队在西面按兵不动的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20天，休整补充”。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云南，渡过了金沙江。

　　周素园由于一生坎坷，体弱多病，参加长征时只得乘坐滑竿随红军转战乌蒙山中。黔西北、滇东北一带气候恶劣、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部队经常在雨雪纷飞中行军。3月11日，周素园随红军到达云南镇雄县境之牛场时，他的身体更显衰弱。任弼时、贺龙、王震等领导人担心他不能经受长途跋涉的劳苦，在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准备拨出一笔黄金送他到香港，一方面治病，一方面做统战工作，并派邓止戈去做周素园的工作。周素园听后，激动地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我不愿离开红军。”

　　周素园坚持与红军指战员一起，历时9月，行程近万里，于10月9日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以后的情形令周素园十分感动。他在《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中说：“我们从饥寒绝境中走出，一方面军的部队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有房子让我们住扎，有敌人给我们掩护。一种阶级友爱，令人感到十二分的兴奋。”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多次接见。在参加长征年长的人中，周素园仅比徐特立小两岁，比谢觉哉大5岁，比董必武大7岁，而他并非共产党员，仅是一位民主人士。他为了实现自己追求光明的理想，为了抗日救国，“行其心之所安”，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终于由贵州到达陕北，在完成长征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转折。

　　“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光明到来了”

　　周素园在延安时期，党组织和同志们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贺龙夫人和肖克夫人经常去看望他，帮助他缝补洗涮；组织上在物资奇缺的情况下，给予他生活上的各种优待。但由于他年事已高，体质很弱，从1937年8月起，两足红肿，流血流水，不能着地，生活亦不能自理。虽然医护人员悉心护理治疗，但却久不见好。周素园感到自己不唯不能工作，反而“坐享优待”，成了组织上的累赘，于是产生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毛泽东。

　　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给他回了信。

　　素园老先生：

　　……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六日

　　临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设宴为周素园饯行。毛泽东说：“周先生，你虽然没有入党，总算红军的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的写一点留给我。”次日，周素园将自己的自传送给毛泽东。周素园还应毛泽东之请，写下临别赠言：“政权一定是你们的。共产党是吃苦耐劳，国民党是贪污享乐，醉生梦死。共产党是命令贯彻；国民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拿这两点作一个比较，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判断最终胜利属于谁。但我希望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不要变质。”

　　1937年10月23日，周素园带着毛泽东给国民党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信离开延安。他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带着毛泽东、朱德的亲笔函，走访西南各省当局，要求履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开始了他的抗日统战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周素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影响，为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默默地作出了奉献。

　　1949年11月，毕节解放。周素园立刻致电给毛泽东。他曾担任毕节县和毕节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抱病组织群众支援解放军进军四川和肃清敌特土匪，建立人民政权。1950年1月，他在自己命名的《光明日记》的扉页上题词：“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光明到来了！”

　　同时，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从1950年到1958年，他认真研读过的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多达30余种。阅读时，每有心得体会，就记录下来，并结合自身经历撰文在报刊上发表。一生中留下的著作达300多万字，部分代表性著述辑录在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素园文集》中。

　　正是由于在历史和人生的重要节点上，选择了正确的信仰，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周素园才得以走出一条非凡的人生道路。周素园在长征中的表现以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忠诚朋友的令人敬仰的事迹，恰恰反映了爱国救国、奋斗牺牲、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长征精神，他身上所表现的长征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不可缺少的精神。

　　（唐 霞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