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创新让曹勇脱了“贫”，并非言过其实。

　　41岁的曹勇，在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已属比较年轻的，他的经历十分传奇——

　　生于农村，中专学历，一毕业就到四川一家工厂做技术工人。不少人以为他会一辈子待在那里。他却来到江苏，加入苏州一家规模颇大的碳制品公司，任研发经理。他研发的一项技术，每年为公司增加产值近2000万元。

　　一切显得那么不可思议，却最终有了他所说的——创新让他脱了“贫”。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 ”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在人民大会堂时，曹勇听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讲到这句话，他拿起笔，在下面划了一条线。

　　身在“闯”的时代，更是“创”的时代

　　那段时间，不管是干什么事，曹勇脑子里总会时不时蹦出试验现场的画面——“逼着你去思考，不停地去想究竟该怎么办”。

　　试验现场是他的事业转折点，最终，他研发出近2000万元产值的设备。在近两年的“闯关”中，没日没夜的试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紧接着曹勇调整心态，去创造一次又一次看到希望的可能。

　　曹勇终于闯了出来。尽管他看起来沉默寡言，却有一股闯劲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闯”的时代，也是一个“创”的时代，这两个字不仅音似，而且意似——“鼓励我们年轻人敢于拼搏，敢于创新”。

　　在成年之前，曹勇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当时，家里父母除了照顾他和弟弟，还要养着外公和舅舅，六个人都要靠务农来糊口。“那时，父母唯一的期望，就是走出农村。”

　　毕竟，创新，不是坐享其成，也不是靠着现有的东西去过活，而是带着好奇和激情不断去探索，曹勇如是说。而这样的“工作”，最适合处在最好年华的青年。

　　这，也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上海团审议时强调的“要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

　　创新大河已浸润了一个个新兴产业的技术大咖。回首当年创业往事，全国政协委员、盛大网络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陈天桥，不由羡慕如今的融资环境。

　　彼时走上创业之路，没有融资，“只有卖身给国外的投资者，到美国上市，到了美国上市之后不被理解，又选择下市”。而现在，似乎什么企业都可以有100倍PE，“你不觉得这已经太好了吗？”

　　陈天桥四五年前还写过“草根创新”的提案，放在今天来看，这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义词。尽管认为“创业不一定代表是创新”，陈天桥还是希望真正的创业者能从创新的角度创业，而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不要一模一样做一个，甚至从别人的企业里出来，一模一样再做一个。

　　“创新”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高频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创业创新氛围正如火如荼。

　　陈天桥觉得，创业者证明他们价值的时候，已经到来。

　　给年轻人营造怎样的利于创新的环境

　　多年前，科学界掀起过一场“中国本土为何再没出过第二个陈景润”的讨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数学会理事长袁亚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年轻时，有幸经历过陈景润的年代，那时的科研环境，虽然经费不够充足，条件设备也不如现在，但学术环境却相对“好很多”——“至少不会为了论文数量的考核而头疼”。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潘建伟所说，牛顿引力提出好几百年，才被真正用到计算人造卫星的轨道，电动力学刚建立似乎没什么用，等到赫兹发现无线电波后一百年，互联网才为我们做出重要贡献，“不管是对待基础研究，还是对待年轻人，都要多点耐心”。

　　“要从这些大家的成长规律，和成长环境来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反思我们现在给年轻人营造的环境，究竟是否有利于创新。”袁亚湘说。

　　他喜欢看武侠，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方：真正的武林高手，并非是打擂台赛打出来的，很多时候是藏在深山老林里，或是在某个寺庙里做隐士，一方面不必为了繁琐的尘世发愁，另一方面以此也能修炼出高修为的道行来。

　　袁亚湘所在的中科院数学研究院，定下一条规矩：不看短期的论文数量，更看重长期的研究成果。如此一来，每年到毕业时，研究院几十个博士毕业，但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连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

　　“这就考验领导的耐性了，究竟是为了培养人才，还是看重每年那点统计的论文数量。”袁亚湘说。

　　如今，尽管已经当选院士五年，袁亚湘依然坚持上课，甚至给本科生上课。在和一些年轻学生接触过程中，他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是：年轻人的压力太大。

　　他所指的压力，并非是指学业或科研带来的压力，更多的是当下非合理考核评价，以及浮躁学术环境，带给学生的压力——“动不动就要求学生要发几篇文章，等到最后总结的时候，一看数字很漂亮，但这种漂亮的数字，真的能够培养创新型人才吗，能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吗?”袁亚湘不无担忧。

　　创新不足的背后是创新人才的缺失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句关于创新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已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的部分。

　　报告宣布，到2020年，国家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创新，创新，还是创新——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小组会议上，这成为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跻身为国家战略布局献计献策的关键词。

　　潘建伟委员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这是一个专门服务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组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创新，“如果能把各种各样的创新人才培养出来的话，就可能有很大的改变。”

　　潘建伟所想要改变的是一个尴尬的现状——去日本买马桶盖，从国外进口圆珠笔上的“钢珠”，等等。

　　这些民众热议甚至当玩笑来看待的现象，却在很大程度上暴露我国科技创新不足之处，而创新不足的背后正是创新人才的缺失。

　　创新降临到了信息不如东部发达的西部地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副主委曾蓉发现，西部电商等创新创业活动屡遭瓶颈，其实，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在西部省份建立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更好的信息指导和服务。

　　她特别提出，人才、技术缺失，是西部在创新上的短板。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也感到，西部区域的信息不如发达城市快捷，应该提供给西部青年更多的行业导师，“有龙头企业带头，示范性的企业指导他们，这样能在产业链上延伸，避免青年创业的经验不足和盲目性，也有好的项目合作。”

　　“创新是高度不确定性的，实际上是试错的过程，创新也是概率的问题，强调试错的概率。”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坦言，创新不是强调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政府要做的，是营造好鼓励创新的环境。

　　在这位经济学专家眼里，政府应该多保护产权，减少泡沫因素的捣乱，促进公平竞争，还要稳定预期，使得企业家可以安心地干，并让科研人员的“能力资本”得到承认。

　　未来五年，年轻人，创新，使命所在。

　　（实习生杨书源、宋雅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