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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看到过一种说法，哲学家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他们看透了世界的本质，是荒诞。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顾城举起斧头，海子横陈冷轨，又该作何解？或许将哲学家换成知识分子，才更妥帖。这样，王国维、顾城、川端以及江绪林等人的死，都能被纳入统一的解释系统。
很多人认定江绪林与林嘉文的死是因为抑郁症，但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们终究是因为自己与外界的格格不入，走入了精神世界的死胡同。而生理因素，或许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他们都是有精神洁癖的人。江绪林从来不肯降低自己的学术要求以迁就职称评价体系，“他渴求的理想之光如此夺目，以至于自己被屡屡灼伤”；而林嘉文也对校园里等级森严的“校园政治地理学”厌恶至极，并且活得高傲，“你们只会学习，而不会研究”。
这种独善其身的态度，于他们而言，着实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他们既会因此写出沾溉学林的大著作，却也可能因为与现实之间巨大的隔阂，伤害到自己。理想主义的火种一旦与现实扞格，他们面临的或许不仅仅是被视为异数，更可能是精神世界的坍塌。
这也正印证了涂尔干关于“自杀”的论断：当个人与社会团体或者与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换言之，当他们内心的精神需求得不到外界的有效呼应，看不到活着的希望时，他们便不会再眷恋肉身。死亡，才是解脱。
世道并非没有责任。江绪林在社交媒体上不止一次地表达对社会的失望，林嘉文的日常也是眼高于顶，孤傲自持。现实种种压抑人性之怪现状，是永远不入他们法眼的。他们毅然决然地与这个他们不喜欢的世道诀别，拥抱自己的理想主义。
于此，他们的死，竟然有了一种殉道的意味，而这在江绪林的身上尤能验证。在自经之前，他曾在微博上写到：本身没剩下值得捍卫的美好之物，公共正义也没有燃烧我的心灵。所以，有人从两者之死，想到了王国维。1927年，王国维投湖自尽，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一个技术层面的病症判断，很难解释一个人复杂的精神世界。要知道，不论是江绪林，还是林嘉文，都是饱读诗书之人，相较于一般人，他们对现实更敏感，对世道人心的体察也更细致，对生与死，看得也更比一般人通透。对他们的选择，我们最好的态度，或许不是喟叹甚至惋惜，而是应该借此观照自己的言行与事功，并思考，这个世道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病变。
文/王言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