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校长、教授 石潇纯

　　辛亥革命后，湖南作为开风气之先的内陆省份，女学尤其发达。以周南女校为例，其为中国革命培养的女杰即有：杨开慧、向警予、蔡畅等人物。与此同时，坐落在曾文正公祠堂后花园浩园的艺芳女校在当时可谓名噪一时，虽规模不大，但办学特色鲜明，办学效果明显。
　　
　　艺芳女校：曾宝荪理想中的中国学校
　　
　　曾宝荪（1893—1978），字平芳，别号浩如。父亲曾广钧系曾国藩长子曾纪鸿之子。作为曾文正公曾孙女的曾宝荪，可谓曾家的一个另类，她在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儒家家庭率先放弃了婚姻，以终身不婚来全力投身女子教育，在她之后曾家又有多位女性受她影响选择了独生。她同时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其受洗的时间是辛亥革命当年的圣诞节。“曾家为耕读之家，其子嗣教育多受益于家塾、私塾，其所设私塾馆，先有‘利见斋’、‘锡麟斋’、后有‘前门义塾’、富厚堂私塾”。曾宝荪的早期教育便来自祖母郭筠主持的富厚堂私塾，此时已有了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基，后又在祖母和父亲支持下留学英伦钟情西学，成为我国第一个在伦敦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的女性。1917年回国筹办艺芳女校，自1918年招收首批学生到1949年离开长沙去香港，曾宝荪在艰难的三毁三复中坚持办学32年，艺芳女校育有弟子千人，家族中大多女性曾在此校学习或施教。可以说艺芳女校是曾家家教的转型，也是湖南近代女教的缩影，她承载曾国藩家族女性西学东用、独立自强、造福桑梓的鸿鸪之志，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办学模式，本文称其为艺芳模式。以其办学效果观之，艺芳模式于今天的素质教育依旧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1918年7月，长沙西园北里晚清名臣龙翰林家的宅子，这座曾经作为华兴会驻地，后为美国领事馆占用的私家宅院再次易主，这回它的主人是曾国藩的曾孙女，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曾宝荪女士。时年25岁的曾宝荪与她的英国导师巴义路女士、堂弟曾约农一道在西园龙宅开始了艺芳女校的筹办和首届招生。9月12日，艺芳女校正式开学，首批招收英算专修生5人、大学预科4人，教师除曾宝荪、曾约农、巴义路外，尚有教国文的曾广中、李慧芳、教音乐的费雅、教体育的何小姐、教手工的黄国厚女士。首届学生9人，教师达8人。
　　
　　西园虽小，却是曾宝荪“理想中的中国学校”。她在回忆录中说“西园规模当然远不如上海、杭州，但是正合我们意想的中国学校。”曾宝荪先生意想的中国学校，当然与其在家乡富厚堂家教馆一致，规模不甚大，师生关系和谐，家一般的感觉。
　　
　　曾宝荪幼年时在祖母郭筠身边接受家庭教育，对老家富厚堂的私塾生活印象深刻。富厚堂又称“毅勇侯第”，位于双峰县荷叶镇（古湘乡属地），建于同治四年，当时曾国藩被封一等毅勇侯。其弟在家乡为之择地建侯府，其式样仿“绊宫”（绊宫为周代诸侯之学宫），占地4万平米，建筑面积近1万平米，其中的精华部分为工记、朴记、芳记3栋藏书楼，合为富厚堂藏书楼，是中南地区最大私家藏书楼。这座在百姓眼里的侯府大院其实是曾氏家族后代的书院和学府，曾国藩之子曾纪鸿之妻郭筠主持曾家家政期间，两次携子孙居富厚堂设家教馆对家族子弟进行教育，曾宝荪是其中第一批学生。乡居生活的无忧无虑，翻越高墙偷看杂书的乐趣，弟兄姊妹共读三字经的往事让曾宝荪对家塾生活充满感情和留念。故她理想中的学校是家庭式的，师生之间有父母亲亲之爱。后来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西田学院优雅的校园环境和贵族式的教育方式对她影响亦是深刻。我猜测她办学校的潜在目的也许在复现自己幼年时的生活场景和留学生活经历，所以她推却了上海及杭州一些大的教会学校的聘请，选择了回湖南“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教会学校”。学校取名“艺芳”二字来自祖母郭筠的馆名。
　　
　　学校自1918年创办到1949年大陆解放，32年间因时局和战事，三次停办、三次复校。第一次停办系学校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让出地盘。1919年，曾宝荪借助湘绅的力量，使占领曾文正公祠堂的北洋军退出，艺芳女校从西园龙宅迁入曾家祖屋后花园——浩园。1926年秋，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协考虑到艺芳与农民自修大学（设船山学社）毗邻，来往方便，利于开展农运工作，便商借了校址。在此情况下，学校于1927年上半年暂时停办。马日事变后，大革命失败，学校成为国民党军队驻扎营地。1928年，学校开始恢复，校董会考虑时局的艰难，经费有限，决定将艺芳办成六年一贯制的中学。1930年春，长沙战争频繁。8月，学校被被桂系军队占据，学校再度被迫停办。1931年经多方奔走，才把军队撵走，学校再次复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长沙的形势日趋紧张，日寇飞机常来轰炸。在1938年8月17日上午9时的轰炸中，艺芳一共中了15枚炸弹，校舍被毁严重，幸喜师生平安。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决定将学生寄读于迁往沅陵的福湘女子中学。此后长沙沦陷，校址被占，学校三度停办。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1946年春，曾宝荪来长沙重开学校，这时学校房屋严重被毁，财产设备洗劫一空，复学上课，困难甚多。但在许多老校友努力下，1946年秋天学校又正式开学，这是第三次复校。1949年长沙解放，曾宝荪、曾约农去香港后去台湾。艺芳女校成为长沙第三女中由政府接管。
　　
　　艺芳模式之：中西合璧、诸教合一
　　
　　曾宝荪留学前经历了人生的低潮。她尽管生于侯府，衣食无忧，同时得祖母垂重、父叔关爱，但生逢乱世，大厦危卵，家国命运的堪舆和个人前途的未卜使少年曾宝荪深感“人生的短促，到底人生在世有何意义？”悲观、失望、彷徨、徘徊，曾宝荪与同时代的青年一样患上了时代病。直到在导师巴义路女士的引导下接受基督教才渐渐走出低谷，此后对基督教义的阐释研究和实践成为曾宝荪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年轻的曾宝荪看来基督的博爱与与儒教的仁爱是一致的，而西方的科学主义运用得当更可为救国之法宝。曾宝荪以为在中国“办一所中国人主持的基督教学校”，藉着基督教的中国化，可以向国民普及科学文化，实现教育救国。而回国后正赶上维新派力倡女学救国。于是有了在长沙办艺芳女校的想法，曾家长辈非常支持曾宝荪的计划，他们无偿拿出曾文正公祠房地作为校址，她的父亲、二叔、七叔出面邀请社会名流米菊尊、汪颂年、王莘田、龙萸溪、胡子靖等组成第一届董事会。由此，曾国藩家族办学传统由私塾而发展扩展为私学（私立现代学堂），此后，曾约农先生还担任台湾地区第一所私立大学——东海大学的首任校长，东海大学校园主道命名为约农路。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艺芳女校是曾国藩家族后人所办的结合了东西文化因素，又兼容了儒家和基督教教义的新式学堂。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由曾宝荪作词的艺芳女校的校歌可以明显感受到：
　　
　　“衡岳高兮云溟，洞庭阔兮波澄，毓秀钟灵，恩光来兮西极，教化兴兮南服，始滥觞兮楚泽，溢洋中国。
　　
　　伏女学传遗经，班姑才续汉青，往范堪钦。文兼佉梵沮仓，术崇儒墨管庄，裁成南国琳琅，粤唯艺芳。”
　　
　　校歌将西方文化视为“恩光”，但也只是以其为用，其终极目的还在培养传统文化推崇的有社会担当的才女，体现了对中西文化兼容并包的方针。
　　
　　在教学实践中，曾宝荪用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观念来消解基督教的排他性，她不要求学生做礼拜，更注重以人伦之爱来感化和关心学生。她在回答为什么独生时说过一段话：“如出嫁，仅能教养子女数人而已，不嫁。则可教育千百子女以造福社会我若结婚，可得儿女数人，我办学校则可有儿女数千人”。在其内心深处家庭义务、社会责任已为一体两用。对于女子教育，曾宝荪可谓用心良苦，针对女孩身心发育特点，她施以伦理的教育方法，让学生深处学校却无时不体验着家庭的温暖，无时不感受着来自师长父母般的关爱。对于生病的学生，曾宝荪亲自配药送水，病重的还能享受在校长家疗养的特权。淘气的有心理毛病的学生会被校长约谈直到解开心结。我2013年采访90岁的尹纪新校友，她说，学校当年最调皮的一个女生被校长约谈两次后，奇迹般变成了好学生。曾宝荪自己也曾例举过一调皮女生，父亲是名校的教务主任，拿自己的女儿没辙，送到艺芳女校时跟曾宝荪说，“只要曾先生能把她在贵校毕业，我就感激不尽了”。在艺芳三年间，曾宝荪与她两次推心置腹长谈，站在学生的角度与她分析家庭、经济，或婚姻有关的问题，解开了她的心结，此后学生安心学习直到毕业并视校长为亲人。按曾宝荪自己的说法：假如我们用家人父子的感情待学生，她们也会用同样的感情待我们。在这里，中国传统的亲情伦理升华为师生之爱。
　　
　　艺芳模式之：小班制和六年一贯完全中学
　　
　　1918年9月，艺芳女校首次招生仅学生9人，教师8人。后来随着规模的扩大，有更多师资充实进来。艺芳有当时长沙女校最好的师资，其中多人留学归来，其学历和水平足以开出大学课程。例如教育家李剑农、刘洪度、熊菊如、陈天倪、李肖聃、徐绍舟、席鲁斯等先后来校任教。由艺芳女校出钱保送至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学习的左景馨（左宗棠后代）、陈昭炳、徐少英三同学，毕业后均回母校服务。湖南省名教师袁鹤皋(全国人大代表)、曹赞华(解放后任湖大师大数学系主任)、曾宪楷(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等都曾在艺芳任教。学校还聘请了多名英籍教师教授英语，如巴路义女士及英国伦敦大学博士生顾罗兰等。
　　
　　随着办学影响的扩大，当时长沙有钱人家都想把女孩送艺芳女校就读。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特别是保持学校“家”的特征，曾宝荪严格限制班级数量和规模。学校招生按一年级六个班，每班30人以下的人数，一年级招生，不超过30人，等到4年级，即使因为有离校学生而补入插班生，也决不超过30人。因此到六年高中毕业，人数很少，最多不过二十四五人，甚至少到只有九人。学生一律住校，每日三餐，师生同在一个食堂，有如家庭父母子女。据艺芳校友回忆，校长和学生同吃同寝，校长熟悉每个学生的个性，甚至能凭学生的咳嗽声叫出名字。
　　
　　1928年，经湖南省教育厅许可，艺芳女校办成六年一贯制完全中学。初升高可直升。按曾宝荪的意图，学生初中毕业不用经过会考直升高中，即有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和学习方法，也有利于教师熟悉了解学生而因材施教。
　　
　　艺芳的教学模式也很个性化，当然这里的先决条件是小班制和宽裕的师资。艺芳很多课都没有统一的教材，都是教师自编讲义，老师们都很负责，各自有一套深入浅出，叫学生记忆深刻的招数。如教地理的左景馨老师，给每个学生一本地图，讲一个国家绘一个国家的地形、地貌、位置、特产，学生亦依葫芦画瓢，一门课结束就有了自己绘制的地图册。曾宝荪教英语也不用统一教材而是读英语短篇小说或名人传记。先预习，上课时即叫学生朗读或用英语答问题。上课不一定在教室里。天热则各搬椅子坐在树荫下上课；天冷有太阳，则围坐一圆圈坐在太阳下上课。
　　
　　优秀的师资和小班授课六年一贯制使教学质量得到保障，1935年湖南省举办第二届中学毕业会考，(第一届为选优考试)全省不及格的学校30余所，艺芳不但全及格，而且半数成绩在80分以上。以后每年会考，均无不及格学生。
　　
　　艺芳模式之：“三不管理”和学生民主自治
　　
　　艺芳女校对学生相当尊重和信任，其“不斥责、不退学、不监考”的三不管理深得人心。所谓不管不是放任，而是管理的重心前置。学校训育工作由师生分任，各班举班长一人，每寝室举室长一人，分任指导与劝化的责任。如有一同学不能听从，可以告知训导主任，再不听从，则训导主任告知校长，校长亲自与她个别谈话。艺芳对学生从不记过或开除。功课不好的学生，各科教员亲自为她们补习，甚至校长也亲自补教，而不收补习费。训育的结果是使得学生行为修养和自我约束能力增强，夜间学生自习，不用派人监察，考试不用派人监场，而决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学生寝室抽屉不用上锁，园中花果无人攀摘，别人的东西决不擅用。
　　
　　艺芳的学生自治很有特色。学生有自己的自治组织——“艺芳学友会”。其组织法相当于艺芳的宪法，艺芳中学全体师生都是学友会成员，所有议案均为一人一票，按票数通过。因此，在决定该校更换教员、征收费用、学校财务等重大事务时，学生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且学友会的会长、书记、干事等职务，都由学生担任。对于学生有最好的民主训练。艺芳女校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可以过问，每两个礼拜，可以查学校的伙食帐一次，每学期也可查学校财务帐一次，出入对照，可以看出学校收入的学费、膳费、杂费，远不够学校的开支。曾宝荪、曾约农均不在学校领酬，其聘请的外来教员薪水由国外友人支持，也不支艺芳薪水。这才保证了收支基本平衡。办学经费尽管紧张，学校却不在学生的杂费中多取分文，有多余的均退回与学生（学生每人每学期缴学费二十五元，膳费二十元，杂费十元，均光洋计算。杂费包括电灯、炭、文具等，多退少补，中途退学，只退膳杂费，学费不退）。这样，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很清楚，也很信任。
　　
　　纵观艺芳女校办学历程，无论其办学理念还是办学模式，在当时的女学界都是先进的。其教育观念的开放和兼容、其中学六年一贯的办学体制和办学规模的控制对今天的基础教育仍有借鉴意义。今天的中国我们很难见到如艺芳女校那样小而精致，家庭一样的学校，学生也不能像艺芳的学生一样在太阳下围成一圈听课，在校园里开游园会、跟校长同寝同桌子吃饭。今天的校长要忙着征地、忙着争项目、忙着给教师涨工资，忙着处理校地矛盾。学生三年或六年中学读下来，连校长姓甚名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同桌子吃饭了。学校结构高度行政化，官僚层级越来越多，学校机关办事推诿、权责不明，教师无所适从，学生学无所获。我们有限的教育资源已远远不能满足无限的教育需求。教育究竟该走向何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研究和解答。
　　
　　（作者简介：石潇纯（1965-），女，硕士、教授，湖南女社科工作者协会会员，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校长；阳骁（1990-），男，泰国博仁大学教育管理在读硕士研究生。本文原标题为《论“艺芳模式”与曾宝荪的女子教育实践》，内容有所删减。原文系全省改革进行时的“思与行”暨第六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一等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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