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茶陵县委党校校长、高级讲师侯苏勤。)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两会”安徽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鉴于目前政治生态中有的人拉帮结派，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等问题较严重，笔者认为，讲规矩、讲原则问题在“三严三实”教育中非同小可，是个基本的核心的问题。
　　
　　所谓规矩是指一定的标准、法则或习惯。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所谓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为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规矩与原则有点些微的差别，但总体上是一致的。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该站在时代和党的利益的制高点上，站在公平正义的高度上，强化规矩意识，寻找原则性的路径。
　　
　　（一）提高认识，是强化原则性的启动器
　　
　　由于一些同志对党的历史缺乏系统的了解，缺少辩证法，缺少理论修养，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充塞头脑。江泽民同志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1]。因此，加强思想教育是克服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强化原则性必不可少的措施。
　　
　　一是要加强学习党史。特别是要加强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认识我党的历史，消除模糊认识，充分认识坚持原则和开展思想斗争的必要性，防止陷入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偏激和曲解的泥潭里，从而走中庸平和苟且之道。
　　
　　二是加强党性教育。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应该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服私心杂念，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敢于批评坏人坏事。列宁说：“任何非党性，任何削弱或模糊党性的做法，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2]。“而正因为我们要维护党性原则，从而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使我们摆脱各种资产阶级的影响。使阶级界限非常明确。……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力求使党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能见诸行动”[3]。
　　
　　三是要加强正面典型教育。解放初期，毛泽东同志的一些亲朋好友向他提出要官要工作的请求，毛泽东同志严厉地批评说，我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我不能为你们谋取私利。云南保山原地委书记杨善洲公私分明，两袖清风，女儿生孩子用了公车，他执意要缴376元车钱。杨善洲即使在生活小事上，也把守原则的闸门，一点也不含糊。通过这些正面典型的宣传教育，那些（不是所有的）儿女情长，拿原则作交易的人，一定会脸上羞愧，良知震撼。
　　
　　（二）严明执纪，是强化原则性的催化剂
　　
　　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是强化原则性的组织手段。“严”字不立，原则性难行，反之，原则性不强，“严”字难立，两者是互为关联，互相作用的。习近平同志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中央政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4]。要使“严”字立起来，要使原则性强起来：
　　
　　第一、要在全社会上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改变那种坏人不臭，好人不香的社会风气。在舆论上要大力歌颂那些敢抓敢管、一身正气的党员干部；要公开批评和鞭笞那些丧失党性原则的人和事。
　　
　　第二、有关部门要改变执纪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状况。据某市纪检部门调查，有一个县处理24名党员干部，处理不恰当的14名，占58.3%，其中有12名畸轻，该开除党籍而没有开除的有7名，有些犯错误的干部，不仅没得到处理，而且还被评先进、晋级。纪律和法律一旦有了弹性，便会由铁的变成海绵的，海绵的纪律和法律，不会有什么约束力。因此，对那些违背原则、违犯纪律的人，不能迁就袒护，不能搞以下不为例、易地为官了事，应该严肃执纪、执法，该杀鸡的杀鸡，该杀猴的杀猴。
　　
　　第三、组织人事部门应该把能否坚持讲规矩、讲原则作为考察、考核党员干部的一个重要内容。敢于坚持原则、扶正祛邪，是对每一个领导的起码要求，也是衡量党员干部党性的标准。为了强化原则性，我们应该作一个规定：怕得罪人，不讲规矩和原则的干部不准评先进，不准提拔。
　　
　　（三）加强监督，是强化原则性的兴奋剂
　　
　　不受约束的权力最容易产生非程序化，非理性化，也最容易产生腐败现象。因此，有效的监督是医治腐败现象的良策，也是根治原则性弱化的良方。“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5]
　　
　　只有坚持有效的监督，强化原则性才能落到实处、才有振奋力量。有效监督主要指三个方面的意思：（1）党内监督，每季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不讲原则的人和事，开展认真的批评和帮助，对屡教不改的人要进行严肃处理，从而不断强化原则意识；（2）职能部门监督，纪检和监察部门每阶段召开一次党员干部党性原则情况分析会，及时掌握正反两方面的典型，适时通报那些不讲原则、刮人情风、搞关系网的人和事，给这些人敲警钟，亮黄牌；（3）群众监督，一是设立举报箱，让群众随时举报拿原则作交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人，有关部门应该作出积极而认真的处理；二是采取问卷和民意测验的方式，让群众来评估党员干部党性原则性的情况，使党员干部经常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四）规范管理，是强化原则性的固化剂
　　
　　所谓规范管理，主要是指决策的科学化，议事民主化，处事程序化。（1）决策失误，从政策、制度上给那些违背原则谋取私利的人钻了空子。众所周知，“文革”后期的大学招生，采取组织推荐为主的办法，那时“走后门，拉关系”的风气很厉害。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走后门”之风失去了生存的条件，招生风气迅速好转；还如价格上的“双轨制”，“高等学校接受委托培养学生”的制度，等等。这些都给一些不讲党性原则的刁滑之徒钻空子。因此，科学地制订政策很重要。决策前，要深入调查，充分研究，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不要匆忙出台，力争把漏洞和弊病减少到最低限度。（2）目前有不少单位议事专断性，处事随意性，大权掌握在一至二个人的手中，重大事件一个人说了算，条子胜过章子。到办公室里，“公事严办”，到家里有“意思意思”，则“公事好办、私事活办”。如果坚持议事民主化，处事程序化，这种弊端起码可以减少。一是重大事件必须经过领导集体讨论决定，用章子取代条子，防止权力的个人化，商品化；二是办事要按程序，循章办事，个人不准乱开口子，乱批条子，该放权的放权，该分权的分权；三是要坚持“公开”的原则，即凡不是涉及党和国家的机密，不会产生负效应的事，应该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过程，公开办事结果，这样既能够达到“双向沟通”，使群众知理知情，又能够约束“人情风”“关系网”的干扰，使违背原则的人和事有所收敛。
　　
　　（五）建立回避交流制，是强化原则性的清洁剂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6]。目前有些党员干部党性原则弱化，固然与思想作风有关，但与目前一些政策制度也有不可摆脱的关系。比如单位“一把手”权力过大，群众对领导的监督权虚化等等。单位人事日益亲近化，人事关系的近亲化，又导致了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此状况，要坚持原则，公正廉明，即使是包公也无可奈何。因此，要使原则性强化，必须清除杂草，理顺同志间的行距关系，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实施干部交流制。凡是在重要岗位任职或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实行易地为官，这样可以减少同乡、同学、亲戚、朋友等关系的缠绕，使我们的干部从人际和情感的圈子跳出来，回归党性原则之上；其次，要实行回避制。一是党员干部不能利用职权，把自己的亲戚朋友调到自己所在单位或下属单位工作，已在一起的也应调离；二是凡讨论自己亲戚朋友的福利、入党、奖励、惩处等事件，有关人员应自觉回避，不准找组织纠缠，不准托人说情。
　　
　　原则性弱化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它麻痹人们的思想，消磨人的斗志，促长了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它使党的政策得不到正确地贯彻和落实，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党和群众的关系疏远，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我们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党性原则性弱化的现象。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讲规矩，讲原则。
　　
　　列宁说：“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7]。
　　　　
　　注释：
　　
　　[1]引自江泽民同志《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一文
　　
　　[2][3]引自《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436页
　　
　　[4]引自习近平同志《谈治国理政》第386页
　　
　　[5]引自习近平同志《谈治国理政》第388页
　　
　　[6]引自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一文
　　
　　[7]引自列宁的《怎么办》

    （作者系中共茶陵县委党校校长、高级讲师侯苏勤。本文原标题为《践行“三严三实”，强化规矩、原则意识》，内容有所删减。原文系湖南省改革进行时的“思与行”暨第六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一等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