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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及之前的几十年，中小学生的上学和放学时间，基本上可以做到与父母的上班时间一致，或稍早，或稍晚，但总体上不影响中小学生在家吃早饭和晚饭，也不影响家长接送孩子上学和放学。
这之后，上学和放学时间，与上班时间开始出现更为明显的错位。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响应教育学界的呼吁，在中小学学校推行减负，缩短了上课时间，并逐步提高了对中小学生所留家庭作业的作业量、难度等的管理。特别是在大城市的小学，下午放学时间被提早到下午4点或更早。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上班族的择业选择范围变得更大，通勤时间也将变得更长，而下班后的加班在很多行业和单位也呈现出常态化趋势。
家长下班更晚，来不及接送孩子，就必须想办法确保孩子能安全回家。如果没有孩子的祖父一辈的家庭成员帮忙，家长就必须作出别的选择，比如找人帮忙接孩子。接回孩子还是第一步，家长还没有下班，从孩子放学到家长下班的几个小时里，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显然是不合适的。让孩子跟同学呆一块儿，没有老师带领引导，非但没法保证作业、复习，一些时候还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校园外的霸凌事件。
托管班、培训班广受欢迎，很多情况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家长下班时间与孩子放学时间的错配，而相关的培训机构、服务者抓住了学生家庭的痛点，发掘出了这方面需要并给予了匹配的供给。这是为什么教育部门和教育学者反复强调，培训班刺激了应试教育变本加厉，加重了学生学习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从学生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可能起到相反作用；很多城市的管理部门也认为托管班存在这样那样的隐患，但这些规劝统统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
上海市的政协委员此番联名提案，建议公办小学统一执行17点的放学时间，并安排适当的素质活动。小学放学时间过早，因此会造成学生家长不得不花费较多的经济成本，用于孩子上学日较多托管时间、培训课时间的开支。如果延迟学校放学时间，在学校内加开相关的素质教育课程，的确可能减少孩子上学日的托管时间和培训课时间，进而起到给学生家庭减轻负担的作用。
但这项建议，依旧回避了矛盾的真正焦点。因为“减负”考虑，提前放学时间，却使得孩子被投入到更多、压力更大的培训班课程，或成本负担更重的托管班课程。归根结底，这与相关教育改革在决策和推行时，缺乏改革效果综合评估或这方面评估停留于校园范围以内而没有顾及对学生家庭、学生家长的影响。
教育改革本质上也属于社会改革，需要注重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根据各方面社会成本的变化关系开展预估分析。教育部门及其他相关的改革主导部门，有责任最大限度地预估改革前的社会需求、社会“痛点”，以及改革会带来的问题，会制造出的新“痛点”，提早给出解决应对。如果这项改革当时在启动前，设置起点门槛，要求有关部门健全城乡社区公益托管机构，并组织科技、文化等部门为托管学生提供科普、地方曲艺文化等方面的公益课程，相信这项改革的负效果就会被控制到最低。
文/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