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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往已有着官员通奸案例，但“网曝四川绵阳法官与女庭长开房”的新闻想必还是会吸引诸多目光。当然，现在能够断定的只是两人在上班时间违规开房，并不能够判定他们之间是否发生了性关系；况且，传统意义上的“通奸”具有长期固定性特征，对此也须慎用。不过，我也不惜用最暗黑的心思想，即使两人谈论机密案件也不至于挑选宾馆这个地方。
通奸，按照我们通俗的讲法，就是婚外恋。现在法律中并没有“通奸”这个罪名，但是在以往是有着具体的“通奸罪”的。最早关于通奸罪的说法见于《尚书》：“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而随后大多朝代，捉奸在床是可以动用私刑的，这种思维到现在还有沿袭，例如被捉奸后强制游街示众。
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很不耻这种行为，但是我也极反感“通奸”这个词眼，总感觉听着有些粗鄙刺耳，在封建社会有多少追求自由恋爱的行为却被打上“通奸”的罪耻；尤其是再往前推个二三十年，这个词语近乎和“破鞋”相联系在一起，对女性名誉的损伤力更强一些。在现实话语范式中，我很少听到有人讲通奸，只会说“某某道德败坏，不正经，乱跟男（女）人搞”。
如果将“通奸”换置成“婚外恋”，或许大部分人对其愤恨程度就骤然降低。随着所谓“性自由”的泛滥，爱情婚姻关系的利益量化，人们对这种现象逐渐司空见惯；而且坦诚说，在坊间话语姿态中，包养情妇的行为多少要比嫖娼有面子，这意味着你要么有权，要么有钱。在这种态势下，自然对“通奸”的道德批判力度也弱了许多。但不管怎么讲，毕竟公序良俗还在，这种行为始终不会得到正面认可，故对于公务员这类公众怨气较大的群体，一旦发生了这种行为，“通奸”的定性无疑加剧了其“罪恶”的程度。
去年10月21日，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是，原《条例》中的“通奸”的字眼在新《条例》中被删除，可以预料的是，曾饱受社会舆论争议的党员领导干部开除党籍情况通报中的“通奸”二字将成为历史。
诚然，在我印象中，“通奸”最早进入中纪委的违纪通报、约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案件，随后“通奸”更是频繁出现在通报上，而山西省晋中市委原副书记张秀萍的“通奸”通报、由于其女性身份，更是掀起舆论对“通奸”的一阵热议。那为什么对“通奸”字眼要予以废除呢，依据我的猜测，最起码有着两层原因：一是“通奸”的定述掩盖了实质的权色交易问题，将违纪违法的严峻程度停留在轻率的绯红色意蕴上，这无疑消解了反腐本应有的庄重严肃之义，也容易引起舆论质疑。官员看似与情妇的你侬我侬，实质是权力与肉体的媾和。试想，就雷政富那样的相貌，若是没有手中的权力，年轻貌美的女子怎会甘愿被他压在身下，那场面想想都是醉了。
二如中央党校党史部谢春涛主任的解释，从“与他人通奸”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以前太具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了空子。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因此讲，单就这个新闻来说，其主角明显是被“摆了一道”。不过，就两人职业身份看，我倒不觉得存在着明显的上下级关系。换种思维讲：有没有可能双方并不存在着权色交易，而只是单纯的、偶尔的婚外性行为。若此，我们应当怎么看？
倘若两人真的不存在权色交易，只是单纯的、偶尔的婚外性行为。显然，两人此举并不违法，恐怕也构不成传统意义上的“通奸”。如果按照旧版条例的“通奸”条款，这种行为的党纪处理确然是个难题。说处分吧，却没有针对性具体性的条款；说不处分吧，却显然有着这方面生活作风的问题，民众对此不免会议论纷纷。
新《条例》在修订后的表述为：“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依此看，假设新闻中的男女法官确实存在着通奸行为，处分自不必多言，“正当性关系”自将通奸囊括在内；而倘若只是偶尔性行为，尚达不成传统意义的“通奸”程度，按照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有着充分的依据对其进行党纪处分。这不免使得民众更好地理解“史上最严党纪”中的“最严”含义，也更好地理解党纪严于国法。
文/温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