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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上午，有网友发布了一条视频在微博热传。视频里，几名男子疯狂殴打一个小男孩，不仅用树枝抽打，还将其捆绑起来扔进水洼里。7日下午据广西灵山县通报，6日下午，灵山县公安局接警称：一名男童被怀疑偷窃手机被几个男子殴打，要求派员处置。接报后，警方立即介入调查，将涉事5人全部控制。（1月7日《南方都市报》）
最开始看到这则视频时，公众心中的那份怒火迅速被点燃，对于殴打男孩“取乐”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围观者都恨不得动用严酷的私刑，来惩罚打人者。然而，随着事件信息的进一步被披露，当人们知道男孩有可能是因为盗窃被打时，那股原本升起的怒火又迅速被熄灭。
“不管怎样也不能这样打人啊”，这句话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心声。公众的这种认知，乍看起来真的很值得欣慰，毕竟法治社会不允许动用私刑，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必须要恪守。换句话说，不管盗窃者再怎么穷凶极恶，也应该由司法机关来定罪和处罚，任何公民都无权对其施加惩罚。但舆论的这种认知，却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刚发生不就的村民打死偷狗贼事件，可别忘了，彼时代表舆论声音的可是“打得好”。
但要看到，不管是偷狗贼，还是新闻中这个被打的男孩，就目前公众的认知而言，他们在本质上都是盗窃，令人憎恶。但当他们同样遭到殴打时，人们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偷狗贼都被打死了，舆论还拍手称快；而男孩比起偷狗贼所遭受的暴力侵害，程度要远远不及，但却不被舆论所容忍。这背后的原因，颇值得我们玩味。
或许有人会认为，小孩作为未成年人，可塑性较强，可以通过接下来的教育，来改掉诸如盗窃这些类似坏毛病，不应该为此而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说实话，这种观点恐怕站不住脚。因为对于偷狗贼来说，监狱也可以达到教育的目的，为何就需要提前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以至于还未经过司法程序，就先丢掉自己的生命呢？而在我看来，之所以对于同样性质的行为，舆论反应却大相径庭，恐怕仅仅是因为两者的身份差异。
是的，这种身份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而与作为成年人的偷狗贼相比，男孩就是弱者。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作为弱者，男孩被打时的身体承受能力较低；作为弱者，男孩不该在受到惩罚的基础上，再付出别的代价。因此也就不难发现，当初舆论对打人者的谴责，并非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仰，而仅仅是出于对弱者的保护而已。
更进一步来讲，这其实也从反面证明了“弱者有理”的逻辑，在现实当中还有很大的土壤。而在这里，它主要表现在对于暴力和对个体的惩罚，具有很大的弹性和拿捏度，它可以因为施加对象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如果是弱者，本该施加的惩罚可以被“豁免”；而对于相对而言的强者，他们就活该去“享受”，而且施加惩罚者还是相当地理直气壮。
但要看到，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中，对于法律的信仰，不应该搞双重标准，不管是存在盗窃嫌疑的男孩，还是令人憎恶的偷狗贼，他们的行为都需要放置于法律的框架内来打量。那么在经历了这则新闻之后，假如下次又碰到偷狗贼被殴打的新闻，公众还会拍手叫好吗？
文/张松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