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处雾霾重灾区的北京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除北京外，全国多地都频发雾霾，南京“玫红雾霾”更一度在微博热搜榜居高不下。网友掀起的新一轮晒霾潮，让“雾霾”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再度品尝了一次爆红的滋味。
　　
　　据新京报报道，23日24时，北京持续89小时的红色预警解除，24日车辆尾号限行恢复，中小学、幼儿园复课。这是北京在今年拉响的第二次雾霾红色预警。在预警制度下，部分污染企业停产、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等措施终于换来了PM2.5浓度的下降。但红色预警是一种非常规手段，需要公众更多地分担雾霾治理成本。红色预警也是一种应急手段，是祸到临头的被动防治，人们的健康、社会的运行仍无法避免受到损害。
　　
　　四天来北京共有11.28万余机动车违反单双号限行规定，限行罚款达到1128万余元。如此巨大的数额充分反映了机动车在北京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民众是理性的，在估算各项成本后，仍有大量市民愿意冒着罚款风险违反限行规定。那么，机动车与雾霾的关系究竟有多大？此次预警行动中，单双号限行措施对PM2.5的下降做了多大贡献？人们只有在充分掌握知情权的情况下，才能心甘情愿让渡自己的部分权益，信任政府采取的行政手段。可惜在警报解除之后，官方暂未公布任何这方面的信息。
　　
　　不过，当前量化评价各项措施的实施效果，意义也并不大。因为直到今天，各部门仍未对雾霾成因达成统一口径。以北京等地近期的重度雾霾为例，环保部门专家认为与采暖燃煤排放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密切相关。住建部门有关官员则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汽车尾气，不是供暖。中国气象局专家认为，主要是外来输送。而北京市环保局不久前刚发布报告认为，雾霾成因中北京本地产生约占七成（12月6日新华网）。人们对雾霾成因莫衷一是，缺乏权威说法，这成为各部门间推诿责任的说辞，也是治霾成效不大的重要原因。
　　
　　平时治霾不力，遇到紧急情况就把治霾枪口对准普通人，这已然成为政府处理雾霾问题的常态。2014年，北京政府拟投入7600亿治霾的“生死状”轰动一时，但现在看来，市长王安顺当时治不好就“提头来见”的玩笑话真的变成了可悲的笑话。拿预警来说，整个2014年北京没有一次红色预警，2015年却出现了两次，这是不是意味着治理方案的倒退？如此庞大的治霾资金究竟有没有合理分配、用到实处呢？我想，反思自身管理、治理问题是政府当前首要的任务，而不是让普通老百姓为政府的无力作为背锅。
　　
　　这样看来，单双号限行可以算是一种懒政行为。在没有将雾霾成因，以及每一个原因的影响比重下定论之前，机动车作为最不触及核心利益、最容易控制的对象，将长期成为政府治理的主体。媒体的集中报道也好、网民的吐槽狂欢也罢，对政府的警醒作用都是暂时的。当雾霾散去之后，公众能否继续对政府治理保持关注和监督才是最重要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公众现在连监督的对象都不明确。雾霾成因为何，具体负责部门为谁，治理措施是否合理，没有人给我们答案。茫茫雾霾下，前方一片朦胧，就像治霾一样，看不清方向。
　　
　　文/姜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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