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近日,一则“郑州一对老夫妇住在某高校地下空调机房蜗居数年”事例经媒体曝出后,引起舆论热议。值得注意的是,舆论中有一种声音格外“引人注目”,责怨记者不应该对此现象予以曝光,而导致老夫妇将会面临被赶出甚至开除的“厄运”,这种声音还不小。好在该高校明确表态,学校绝不会开除他们,否则报道此新闻的记者一定会被舆论口诛笔伐。这在让人松着一口气的同时,又引发另外一层思考,即记者究竟应不应该对弱势群体“蜗居”现象予以曝光。
近些年此类事例并不少见,应当说,该新闻中的老夫妇情况还好一些,学校为他们安排的有免费的职工宿舍,只是为图省事以及方便工作而住在地下机房。最典型的当属“2013年北京市朝阳区井居者”新闻,该事件被媒体曝光后井口被相关部门封死,随即引发舆论的质疑。依据人之常情看,如果不是实在贫困,恐怕没有哪个人愿意“蜗居”在不足3平米的简陋深井中。而经媒体报道后,这些人变得无“家”可归、居无定所,着实令人心疼。这板子自然而然就打到记者身上,其大致遵循的逻辑依据是,倘若不是记者曝光,相关部门就不会注意;相关部门不注意,这些蜗居者就不会“无家可归”。
要想辨清这个逻辑的谬处,则需先厘清记者的责任是什么。
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赠给《焦点访谈》编辑记者四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笔者以为,这四句话当是对记者权责的最好诠释。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倘若一名记者由于担忧这些弱势群体蜗居者因为自己的曝光而被相关部门驱逐,从而“流离失所”,而选择不予以报道。那么笔者只能说该名记者是一名好人,但并不是一名好记者,对于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来说,好心往往是不够的,甚至会办成错事。记者的曝光一方面是让民众得知此情况,更多的意义则在于监督政府重视此现象,促使政府提供救助乃至完善相关制度,至于政府怎么做那是另一回事。记者不予以报道,看似高尚的心灵无形中充当的却是“恶”的纵容者。故记者的曝光与蜗居者的“流离失所”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将之归咎于记者,显然是打错了板子。
不过,对此事的思索并不能简单停留在“打错了板子”层面上,而是要深究下去,读懂民众抱怨背后的深层次心理机制。
每个城市都存在着这样的极端贫困者,在高房价房租的逼仄下,无奈生活在常人所不能想象的简陋场所。但他们同样怀揣着城市梦,孩子的教育梦、甚至一家人的落居梦,从这点说,他们和年轻的奔赴城市的年轻人有着一样的梦想,并无什么本质差别。
应当说,他们身居的“住所”往往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安全隐忧,记者的曝光客观上可以让他们的生命权更有保障。遗撼的是,事例被曝光后多发生的是相关部门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比如井口一封了之、将其从原有“居所”驱赶出去。那么,细细追问,封堵之后他们不会去其他同样逼仄简陋,同样常人所不能想象的“居所”吗?而依据新的救助管理办法,自愿受助成为基本原则,救助对象也主要锁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包括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但“蜗居”的弱势群体显然不在此救助范畴之内,他们并不属于流浪乞讨群体,他们生活得虽然不体面,但工作有着规律,同样自食其力。况且即使能够得到救助,救助站人员也只能提供一段时间的食宿,对安稳的居所同样无能为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类群体是国家传统城镇化的牺牲者,他们虽然也身处城镇中,或许已经被泛化为城镇化人口,但归属于他们的繁华城市只是B面。可以预见,在贫困尚未摆脱之前,他们仍然将处于长期的困顿状态,记者的曝光非但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甚至可能让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这在短时间内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即便一些“蜗居“之处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但最起码在巨大的城市中,还有着落脚之处啊。从此角度说,民众还不如狠狠心,咬咬牙,跺跺脚,抱怨一声,记者兄弟啊,还不如你别曝光。细思这分抱怨,其背后显露着一股深深的“寒凉”之感。
记者的曝光曝出了贫富差距的过大,曝出贫穷的深度,曝出了繁华城市的另一面。与其说是民众对“记者曝光”的埋怨,还不如说是民众对此现象的震惊和心疼。有句话讲得真好,如果没有富裕的机会,请给我们贫穷的权利。相关部门要读懂民众抱怨背后的“寒凉”,以此为鞭策,在执法时不要只图城市的表层光鲜,为这些贫困者多着想一下;各地政府要读懂民众抱怨背后的“寒凉”,在推进城镇化时切切实实以人为核心,不要一味追求城镇化所带来的快速上涨的GDP数据,同时大力推行“进城农民工技能培训”,让弱势群体蜗居者生活得更有尊严;我们每个人要读懂民众抱怨背后的“寒凉”,当走在繁华城市的霓虹灯下时,想一想、霓虹灯下无法照及的阴暗处、或许还“蜗居”着我们连房子都租不起的兄弟姐妹。
文/温琼
读懂抱怨“记者曝光”背后的“寒凉”
来源:红网
作者:温琼
编辑:夏熊飞
2015-12-21 0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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