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12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原站长毕国昌发文称，在三亚天涯区海边游泳时，载有衣物的自行车链锁被城管剪断，致使其仅身穿裤头，徒步去三亚市政府，最后犯病回家，前后长达4个多小时，身心受到羞辱。当地回应称，“城管人员在文明执法和人性化执法方面存在不足，责任人已经停职检查。”（12月7日《法制晚报》）
　　
　　说实话，就这则新闻来讲，无疑再次诠释了当下舆论场中争论问题的一个逻辑，即很多不存在的伪问题，是如何通过强调事件主体的身份而派生出来的。不信你看，假如平淡地描写这则新闻，只说执法对象是“候鸟”老人的话，就再正常不过，无非就是一个城管执法人性化的问题；但现在的情况是执法对象的身份“厅官”被刻意地强调出来，就使得一个简单的事件变得极为复杂，平添了很多本不该有的伪问题。
　　
　　按照常理来讲，人们最容易将“厅官”与普通百姓相比，那么最直接的问题便是，假如受辱的是普通人而不是厅官，当地相关部门会如此认真地道歉吗？而自己在维权的时候，能够有如此大的底气吗？说实话，基于平时对城管野蛮执法的认知，这些类似的追问都再正常不过。但问题就在于，这样的假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其已经剥离了具体的事实判断，而还预设了“城管执法一定有问题”这一前提。
　　
　　当然，就事论事来讲，此次三亚城管的执法确实也存在问题，因为其不仅缺乏程序正义，也确实欠执法的人性化考量。但也应该看到，这位“厅官”把自行车停放在凉亭，能用“法无规定皆可为”来开脱责任吗？我看也未必。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当地完全也没有必要开辟专门的停车区域，而既然划定区域供人们停车，就说明车辆不能随意停放。那么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显然不能就想当然地预设，执法对象总是站在正义一边的弱势群体，而执法者则向来是粗暴野蛮的立场，来判断每一次与城管的冲突。
　　
　　如此一来，本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城管执法事件，却只因为里面裹挟了“厅官”这一执法对象，而变得极为特殊。有了“厅官特殊对待”这样的暧昧联想，那么接下来则不管是执法对象还是执法者，他们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可以往上面靠拢。因为此时此刻，对于事件本身的真相，想必公众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去厘清，而只是借助“厅官三亚受辱”这一事件为载体，表达着对城管野蛮执法的谴责，以及对特权的不满。如此争论下去，则注定是一地鸡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那么，“厅官三亚受辱”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到底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这一公共事件的实质性意义何在？我想，触及到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城管执法的程序正义问题和人性化。要看到，假如城管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严格恪守这些基本原则，那么也就不存在对“特权思维”的暧昧联想了。而对公众来讲，则还需将事实判断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将涉事主体给标签化地剥离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去预设立场，凭空提出一些压根儿就不存在的伪问题。
　　
　　文/张松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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