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巴黎气候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将就“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机制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30日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明确强调“恐怖主义阻挡不了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追求美好未来的进程”，敦促大会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提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探索“人类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

　　首先，对“巴黎协议”提出四点希望，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为大会谈判指明方向。

　　习近平强调“一份成功的国际协议既要解决当下矛盾，更要引领未来。”巴黎协议应着眼于强化“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也要为推动全球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一是应有利于实现公约目标，引领绿色发展。协议应遵循公约原则和规定，推进公约全面有效实施。既要有效控制“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即2%的上限），又要建立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推动各国走向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双赢”。

　　二是应有利于凝聚全球力量，鼓励广泛参与。协议应在制度安排上促使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除各国政府，还应该调动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全社会资源”参与国际合作进程，提高公众意识，形成“合力”。

　　三是应有利于加大投入，强化行动保障。获取资金技术支持、提高应对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前提。“发达国家”应落实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的承诺，2020年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还应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帮助其发展绿色经济。

　　四是应有利于照顾各国国情，讲求务实有效。应尊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政策、能力建设、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不搞“一刀切”。应对气候变化不应妨碍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合理需求。要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

　　其次，对全球治理的未来提出三点主张，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巴黎协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是对未来全球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

　　一是应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巴黎大会应摈弃“零和博弈”狭隘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

　　二是应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应对能力”都不同，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区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得到遵守。

　　三是应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应加强对话，交流学习最佳实践，“取长补短”，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共同发展，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要倡导“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

　　第三，阐释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贡献”与“中国行动”。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有诚意、有决心”为巴黎大会成功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是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是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二是中国未来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重要内容，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实施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交通、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三是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在今年9月宣布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将于明年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

　　综上所述，习近平的巴黎气候大会讲话高屋建瓴、激浊扬清，不仅统筹了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而且兼顾了维护自身权利与承担国际责任，对大会乃至构建“2020年后气候治理新秩序”起到了引领与示范作用。（陈向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