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日电（记者　刘斐）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转化而更趋向均衡，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更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与义务。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这是“制度性话语权”概念首次见诸公开的中共高层文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ＷＴＯ研究院执行院长屠新泉表示，这一提法显示中国将超越“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进入“在国际上铺轨”的时代。

　　屠新泉认为，这种变化是当前时代要求的必然。一方面，长期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发达国家实力下降，而广大话语权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正逐步崛起；另一方面，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因不适应形势发展而产生诸多现实问题，导致国际秩序失衡。

　　形象地说，在中国云南境内有一段长达４６８公里的昆河铁路，由法国政府在上世纪初修建，是云南至越南铁路的一部分。百年前掌握话语权的法国采用了窄轨，但随着时代变化，其无法与周边普遍采用的标准轨相接，于是新的“铺轨”需求就产生了。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维持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模式和规则，同样压制了新兴经济体的成长、更合理经济行为的运作。

　　屠新泉说，这套规则体系并非不好或不对，而是有不适应之处，需要调整，不是颠覆。

　　２０００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值比例从７％上升到３０％；在金融稳定理事会中，新兴经济体占比已从１／４上升到１／３。

　　在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的今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最大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在于，占世界总人口七成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与自身规模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９月下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

　　放眼看去，金融货币领域的世界银行大股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且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中国家货币代表性不足；贸易投资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胶着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角力，而区域贸易规则多为发达国家掌控。

　　屠新泉表示，中国有雄厚资本和广阔市场，在金融货币和贸易投资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根据自身发展经验，更能了解这些国际经济新兴力量的需求。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引进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早在２０１４年７月，习近平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时就曾表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

　　屠新泉说，中国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将同国际社会一起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完善现有国际经济金融领域规则体系，也会对发达国家起到一定制衡作用，使其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利益。

　　上月，中国首次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并将据此指导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金融货币领域更多以“建设性”体现，而在贸易投资领域则更多以“制衡性”体现。

　　中国已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出资设立丝路基金、签署协议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谋求在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组织里与自身贡献和能力相匹配的权力。

　　中国已与包括东盟、智利、瑞士、新西兰、韩国、澳大利亚等２２个国家和地区达成１４个自贸协定，并推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达成“早期收获”协议，还在与有关国家共同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升级等谈判。

　　屠新泉认为这些具体行动都是中国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部分，是为平衡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促使其更好发挥作用的负责任之举。

　　就进一步行动而言，屠新泉表示，明年中国主场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是很好的平台，这一“全球经济治理董事会”将为中国提供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舞台。

　　由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１９９８年草拟的多边投资协定未达成，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也未能将投资议题纳入多边谈判议程，因此国际上现今并无系统而统一的多边投资规则。

　　“国际投资规则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度性话语权有所为的突破口，”屠新泉说，“中国若积极推动金砖国家谈判签署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新型投资协定，将有效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