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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个孩子把不可承受的“被侮辱和被损害”倾泻于血刃之上时，一批全社会本该最新鲜的良知就此陨落于命途的苦海。近日，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一起“未成年人杀死女教师”恶性事件骇人听闻。3名均为00后的学生持木棒殴打一名52岁女教师，并用布条堵住其嘴巴，终致女教师死亡……由此，清点和正视这场“弑师悲剧”的“罪与罚”，想必难容踌躇。
从案发过程来看，三个孩子的杀人动机简单而直接，他们发现学校内只有一名老师守校，就动了抢劫钱财的念头，在逼问和挣扎的过程中将老师打晕、捂死，手段之残忍、技巧之阴毒让人震惊。最终，警方抓获他们的地点是网吧。
而在案发后几天的进一步调查中，孩子们的身份逐渐清晰，三个孩子中有两名是留守儿童，父母分别是在外打工和监狱服刑，另一个虽有父母相伴，但其亲生母亲早已离家出走。这里，我们无需用太多语言去描述孩子们的“生命苦行”。
先问平等之罪，这虽是最为宏大、遥远的话题，但也是不能变更的方向。在城乡二元背景下，被扭曲了的不平等意识带来了不可逆的推拉力，可以说只要乡村有一天“留不住人”，留守儿童的问题就有一天得不到根治。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被消解，人的商品化婚姻越来越被强化。
再问教育之罪。失去了父母的儿童教育在根本上就已经不是完整的教育，甚至成为异化的教育，这也就进一步佐证了“乡村留人”的必要性。在根治思维的指导下，我们也要从缓治策略上入手，也就是尽可能的通过“模拟策略”，实现家庭、学校教育的内涵回归。方案绝非难行，包括教育机构建立监护人培养制度，培养好家庭成员中的其他监护人的教育能力；也包括对于留守儿童进行有针对的档案收集、心理干预，通过社区活动、寄宿制等实现社会化的学习。但是，如果教育不能突破应试的窠臼，鲜明的竞争和排他的人才评价，就会成为异化心理成长的因子。
三问救济之罪。对于三个孩子的家庭窘境，包括癌症、穷困，地方政府的救济工作应该还算是长期工程；但是，父母双方入狱这种特殊情况，就已经基本决定了孩子的成长存在较为明显的教育、心理双重危机。特殊性关怀的缺位对于这场悲剧的产生来说，责任难以逃脱。
最后，反思“罚”之正义。对于本案的追责问题，有律师称，“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这样的说法结合本案的案发实际过程，让人们对刑事责任认定的问题产生了反思的欲望。本案中，从杀人动机、作案计划、操作手段等方面看，孩子们的行为独立性、主观目的性均已明确体现；且从找准时机、清理血迹、藏尸等细节来说，他们或许已经具备了对犯罪行为的认识水平。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两个月前，刑法修正案（九）中废除“嫖宿幼女罪”的一大进步举措。在97年修宪中，由于考虑到部分幼女心智已经有所成熟，且存在反向引诱、谎报年龄等现象，因此设立“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不同，本罪中的幼女被认定为“卖淫幼女”，存在生理或现实利益的趋向性。但是，由于民法中也认定14岁以下的幼女不具备“身体处分权”，因此这一法条争议了近20年。
当嫖宿幼女罪终成一纸废令，污名化幼女的法律一去不返，这是对《联合国公约》中“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回应。但是，出自于相同理念的“儿童保护”，在本案中却呈现了另一番滋味。我们是否可以开始重新反思儿童心理、认知的成熟边界，是否可以给予“儿童保护”以最大的现实均衡，又是否可以终止保护之名下的伤害行为？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还偿杀人之罪靠的是一场皈依基督教的苦行。而对于这些本就身怀创伤的00后孩子而言，若不采取有效行动，这场弑师悲剧的阴影恐怕将如黑洞般吞噬他们的一生。十几岁绝非承担得起“罪与罚”的年纪，改造心灵与重塑尊重的话题，不能就此停歇。
王可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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