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近日，邯郸市交警拒绝向被查车主出示执法证件一事被曝光后，一篇为警察叫屈的文章《中国警察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候》在朋友圈疯转，阅读量达10万以上。该文认为，“中国警察再次被舆论绑架”、“舆论则以消费民警荣誉来占领所谓道德至高点。”
　　
　　在警察的威严与荣誉逐渐被网民解构的当下，作者看到了舆论一边倒的现象：无论是在灵宝公安局副局长拔枪事件，还是在邯郸交警拒绝出示执法证事件中，警察都被舆论谴责，成为舆论场中的弱势。
　　
　　但警察作为政府机关的成员，其行使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人民通过舆论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对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不当行为进行谴责，是很自然的事情。
　　
　　上述事件中，警察处于弱势地位，正是强势监督的必然结果，也是应该的。与普通民众不同，作为公权力的代表，警察本身就像是个利维坦，很容易肆意妄为，不受控制。所以，警察要更多地接受监督，对舆论要有更多的容忍，哪怕自己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是法治社会的进步，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欢呼喝彩。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起诉《纽约时报》。沙利文认为该报的一篇广告对其构成诽谤，要求赔偿300万美元。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后，布伦南大法官指出，政府或官员要容忍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即使是发布不实之词，也应免于诽谤诉讼，除非是确有恶意。
　　
　　该案从此确立了“沙利文规则”，虽然这个规则不一定要完全搬到中国，但对公权力的监督，美国与我们还是一致的。美国的州长、将军甚至总统在沙利文案后，可以忍受媒体的各种批评，我们的人民警察也应当可以做到。
　　
　　当然，对警察的批评与监督是有一定界限的，如不恶意诽谤、不侵犯其隐私等。回到事情本身，我们可以发现，舆论并非空穴来风，对警察的批评并没有跨越监督的界限。
　　
　　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九条：“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因此，在事主的要求下，邯郸交警至少要出示自己的“警官证”，而不是回赠一句“你香港电影看多了吧！”。这一句看似开玩笑的话，其实反映的是对民众权利观念的漠视。
　　
　　如果没有对民众权利的尊重，那时不是“中国警察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候”，而是“中国人民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候”。
　　
　　文/董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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