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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常水:船山学社与湖南的社会教育

来源:红网 作者:向常水 编辑:程赛 2015-09-22 15: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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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向常水)

  船山学社成立于1914年6月14日,是民国时期湖南非常重要的学术团体。从成立之初,它就积极开展多种学术活动,既研究宣传船山学说,又积极回应时代议题,同时还热衷于社会服务,广泛参与社会教育。目前学界对船山学社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是重点考察参与社会教育问题的文章尚不多见。应该说,船山学社是民国湖南公共文化发展中代表性机构,研究探讨船山学社参与社会教育的情况很有必要,因为这可以启迪人们深入思考社团的角色扮演、学术服务现实的路径等问题。
  
  一、随时代沉浮的船山学社
  
  船山学社是一个学术社团,诞生于民国肇始之期,历经三十多年,到新中国成立时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机。民国初期,新政伊始,人们怀揣新期待、憧憬新未来,国家民族正处在社会转型、政治再生阶段。但是,美好愿景和残酷现实比照带来的极大反差强烈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人们内心的感觉,可谓是“大火焚室,空空无依,茫茫无所适,怅怅无所之,游魂太空,风雨飘摇之,雷霆或震,绝命是期。”
  
  湖南饱受战火煎熬,政局动荡,人心失范,秩序失纲。“在民国成立后的八、九年间,南北军阀在湖南的交替统治频繁,使湖南政局飘摇不定。1911年至1920年间,湖南都督(督军、省长)先后九易其手”。省会长沙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北军兴,湖为斗场,省城波浪跌兴”,轮番遭劫,文化无数次地被摧残。对此,刘人熙认为,“迩日权利之争,几危社稷,痛定思痛,皆以人才衰息、民德堕落为病原”,“非道德无以范围人心”。
  
  在刘人熙看来,王船山成了挽救人心、重建道德的求助对象。王船山“以前明遗老痛祖国之沦亡,发愤著书以期唤醒国民,其遗著大则可以激扬民族革命精神,小则可以维持世道人心于不坠。”曾国藩早已看到了王船山的价值,曾积极搜集、刊刻船山遗著,才使王船山的名字广为人知。在晚清,推崇王船山的代表人物是郭嵩焘。1876年,他专门奏请朝廷下旨谕令各地文庙崇祀王船山,但未得批准。1881年,他在长沙创办了思贤讲舍,专祀王船山。在清末民初,王船山在湖南读书人中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王船山之所以受时人推崇,关键是他身上那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经世致用精神。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民族救亡成为当务之急。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和誓死忠于明朝的气节,无不让人敬重钦佩。船山学说影响了湖南太多知识分子的思想版图,正如杨树达所说:“自王船山先生以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为最先。”
  
  在“排满革命”思潮冲刷下,王船山的思想气节更是大行其道,人气和名望节节高升。谁曾想到,几百年前的隐居学者能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呢,历史真可谓是最伟大的“编剧”!但在这时,传扬船山学说的思贤讲舍已“国变辍讲”,风光不再。在此情况下,一向推崇王船山的刘人熙认为很有必要创办新机构,接力传扬船山学说,帮助人们廓清是非、纯化心灵。他对王船山评价很高,说王氏“上继孔孟,下启后贤,自濂溪以来,未能或之先也”,能给后人的启迪和教育是“一曰砺廉耻,一曰明责任,一曰惩慆逸,一曰祛顽旧。”作为当时湘省重量级的士绅,刘人熙的人脉和名望都有助于他实现组建船山学社的愿景。
  
  完全可以说,船山学社是刘人熙一手办起来的,是他通过多方活动解决了选址和经费筹集问题。谭延闿任湖南都督时,应刘人熙之请,已同意拨定长沙东茅巷旧士学馆为船山祠和船山学社的选址,省议会还同意岁拨4000元予以支持。1913年夏,船山学社的筹组工作正式开始。随后,“二次革命”爆发,汤芗铭入湘。这时,刘人熙被聘为都督府政治顾问,他就分别致信袁世凯和黎元洪,寻求对筹建船山学社的支持。经过一番努力和周折,最后所得经费依旧只有省府此前允诺的4000元。社址则定在思贤讲舍和思贤书局原址。
  
  1914年6月14日,船山学社宣告成立。船山学社的要旨是:发扬民族精神、昌明国学和扶翊风教。刘人熙对船山学社也提出了两点期许,一是不涉门户之见,二是运用现代学科理论重新诠释船山学说。船山学社章程规定,“公推总理一人,总持社务。设哲学政学二科。”刘人熙被推举为总理和社长。但刘人熙不愿专负社长之名,便决定哲学科和政学科的主任皆为社长身份,实行多社长制。船山学社创立后,“附设船山学校,讲学之盛风被三湘”。
  
  兹后,船山学社“遭遇世变,未能发展。社章所拟发行学报、补校遗书、设立图书馆诸项,皆以款绌中止”,1918~1919年,船山学社“迭经变故”,社员名册尽行散失了,继任职员无从查考。1919年,刘人熙去世,船山学校校长贝允昕辞职。6月,补举石广权为政学科社长兼校长。但石广权就任没几个月就因病就医,只好由彭政枢代任社长兼权校务。10月,彭政枢在报刊登载启事,“不与闻社务”,此前,石广权也登报宣布与船山学社脱离关系,至此,“社务中断”。1920年3月,经社内同人挽留,石广权才“回社恢复校务”。当时湖南政争复杂,石广权复职后立即声明,船山学社不参与政争,“专以讲学为帜志,设校育才,注重道德,凡关时政,概不与闻。无论何人,不得假借本社本校法人名义或校长个人名义涉及时事”。
  
  但在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船山学校学生发起了一场驱逐校长石广权的运动,终使其离职。1920年7月上旬,船山学校李若谊、吴芳等人以全体学生名义致电谭延闿,指控石广权“豺狼成性,鬼域其心,人面兽心,甘心作安福贼党之走狗,朝秦暮楚,惯使其腾挪口闪之技能。”“生等拟请将该校长等退后,组织自治会,以维敝校之秩序,而校长一席则请钧座委任贤能。”7月9日早晨,船山学校召集教职工开大会,宣布驱逐石广权校长理由,公布学校维持现状办法,并决定自即日起实行自治。《船山学校自治公约》称:“本校校长石广权,仰张敬尧之鼻息,甘作安福系之走狗,惟利是视。虽玷污吾湘神圣教育界之名誉、丧失吾等学生之人格,亦不少顾。非仅以学校为营利之场而已,对吾等处于积威之下时,含垢忍耻,亦莫如之何。……惟败类被逐后,校内秩序应由吾等任之。”《临时自治公约》内容共六项,主要内容是自即日起在校生不得离校、出入学校得请假等。学生还向石广权发出公函,骂他是“卑鄙苟残、人格全无、老不自爱的败类”,并说“凡教育界中稍有身份的人,对于你的人格,莫不唾之如遗,闻之欲呕了。”在这次风波过后,船山学社即于7月17日开会予以改组,会议接受石广权辞去社长兼校长职务,并选举新社长和校长。此次会议“采取近世潮流,多数赞成学生加入选举。”选举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最后,仇鳌当选总理,郭开第、帅守明当选社长,彭国钧当选校长。
  
  1921年,毛泽东等人利用该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把船山学社变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这一做法直接若怒了当局,招致勒令停办的结局。1923年,被迫关张,“将社产拨归他校,幸社友力争乃恢复一部”。1925年,老社员石广权、刘岳峙、周逸等又呈请当局恢复社务活动,得以批准。1926年春,刘人熙之子刘伯远被推接办船山学社,不久改为船山中学校。工农运动高涨时期,船山学社的房舍被用于改办省农会,社务停办,社友星散。大革命失败后,房舍虽已恢复,但省政府无力倡办复员事,“主其事者(指彭清藜——引者注)又绝不知社为何物,创社者为何意,甚至社之名且不存,遑论其他。”开初,“彭清藜尸名社长,专办一小学校,敷衍从事,已失社初旨”,在款项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又添办中学,但“经济状况如何,旨趣如何,旧有社员无与闻者”。
  
  1930年春,遂有改组船山学社之倡议。1931年8月12日,船山学社社员雷铸寰、张炯、石广权、彭兆璜等19人联署呈文省政府,申请改组湖南船山学社。他们说明了需改组的缘由,“迩年共产谬说,炽遍青年,省会为士林风气之源,多一营业学校,于教育文化毫无毫发之增,少一讲学机关,于世道人心有陵夷之感,”同时强调接续民初开办时的宗旨和精神,“遵照民二以来刘畏庐先生设社立案原章,切实改组,以重贤绪,而正学风。”对此,省主席何健在8月22日批复说“船山学社办理不善,准予令行教厅依法改组。”8月24日,奉省府命令,国民党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令派萧度、傅绍严、彭兆璜、方克刚、张定、任福黎、周逸、石广权、刘伯远(刘君今春物故)等九人为改组船山学社筹备员并审定社章”。
  
  1931年11月8日下午,9位发起人在中山堂发起谈话会,议决遵照《文化团体组织法规》相关规定,呈请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批复如何推定筹备员及筹备员法定人数。发起人得到的指示是“准予填发许可证一纸,并派彭运斌为该会指导员”,并令由发起人萧度等九人为该社负责改组人,负责拟具章程草案、登记社员,再提交党务指导委员会核夺。
  
  1931年12月2日,在长沙中山堂成立了船山学社筹备会,推方克刚、周逸、彭兆璜三筹备员起草社章。1932年6月,船山学社董事会成立。9月,召开了社员大会,选举产生正副社长。结果赵启霖当选社长,陶思曾当选副社长。大会投票通过了船山学社章程,规定设立编辑部、研究部和讲演部,确定周逸为编辑部主任兼秘书,颜昌峣为研究部主任、石广权为讲演部主任。至此,经过近两年努力,船山学社改组任务完成了,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船山学社位处小吴门铁路线,全面抗战爆发后,被敌机轰炸的可能性极大。周逸等人事先就开始做转移的准备,将所有书籍打包随同学社不断迁移,竭力保护,这种延续文脉的壮举实属令人钦佩。抗战胜利后,周逸为重新择定社址(原来的社址已被日机炸为废墟)和恢复社务,不停地在长沙与湘潭间奔波。1945年冬,周逸领得教育厅复员建设费国币68万元。除举办船山冥诞祭祀用去8万元外,将剩下的60万元修建房屋三间,作为船山学社临时办公之处。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船山学社从此进入了发展新时期。
  
  船山学社曲折跌宕的行进过程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影子。它既坚持原有追求,又适时调试策略。一大批湘籍硕儒钟情于船山学说,为船山学社的存续四处奔波,同时船山学社也是他们以学术服务社会的介质和平台。
  
  二、矢志不渝参与地方社会教育
  
  船山学社成立伊始,就紧紧围绕宗旨,规划活动,以多种形式传播船山学说,服务社会需求,只不过时局不平、经费难措,很多原定计划打了折扣。
  
  第一,定期会讲,传扬学术。请名家会讲,是船山学社一以贯之的活动内容。在刘人熙主持社务时期,“讲学之风被三湘”。当初专门制定了会讲规约,规定每周举办一次讲座,讲演人须是船山学社社员,“同人互相师友,为讲学之会”。会讲的内容主要是阐发儒家典籍和王船山学说,即“发挥经籍之微言大义,内求之身心,外达之天下国家之故”。刘人熙、廖名缙、彭政枢、王瀚声等人的讲座,既阐述学术,又联系现实、针砭时弊、宣传抗敌,吸引许多人前来聆听,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何叔衡、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常去听刘人熙的讲演。1918年,张敬尧督湘后,会讲中辍。
  
  20世纪30年代,船山学社改组后,最重要活动依然是组织会讲,只不过讲演内容与何键倡导的读经运动紧密相连。当时制定的《会讲规约》规定,“每周于日曜日集社会讲”,讲友为该社社员,“遵照社章于哲学、政学、文学三科中各自认定一科,其讲题临时自定之”,但国内外名人莅社则延请为临时讲友。讲演比较灵活的,内容不限予预定的讲题,听众不限于本社社员,“但初至者应自行登记姓名及职业住址”。从1932年到1937年,船山学社举办的讲演不下百余次,全面抗战发生后,船山学社依然坚持主办了经学讲习会。
  
  第二,刊刻船山遗稿。搜集出版王船山的著作是传扬其学说的重要手段。王船山著作众多,需要不断搜罗分类整理。尽管曾国藩兄弟曾为船山著作的出版贡献甚大,但刘人熙认为曾氏已刊布的《船山遗书》只是“经史子集搜辑略备”,依然还有遗漏,需要继续搜集整理刊刻。1915年,船山学社刊印了王船山的《搔首问》和《愚鼓词》,将二者合刊出版,书名为《搔首问愚鼓词笺合刊》。1917年,船山学社与湖南官书报局合作刊印了《船山古近体诗评选三种》(十八卷),这是首次公开刊行。此外,船山学社还在《船山学报》第1-8期上连续刊登了《尚书引义》与《四书训义》。这些著作,有的是首次面世,有的是合并刊印,有的是重新点校。但后因经费不足,时局颠沛,刊印遗著的工作未能照常进行下去。抗战结束后,搜集刊刻船山未刊稿的工作得以继续。
  
  第三,举办祭祀船山的仪式。祭祀王船山是船山学社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祭祀仪式一般会选在夏历九月王船山的诞辰日进行,这也是召开学社社员大会之期。每年定期祭祀船山的活动是弘扬优良传统的文化仪式,对社会大众有所教益。1920年王船山诞辰日前,船山学社预先通告,“本社社员均当与祭,……以重祀典。”1922年10月20日,船山学社上午举行纪念大会,并商酌社务,备筵招待。当然,在时局云波诡谲的年代,这项活动也未能完全按预定计划进行。1930年就没有举行祭祀活动。1932年9月30日,船山学社在改组后首次举行祭祀仪式,非常隆重。日敌犯湘后,学社四处播迁,祭祀就无从谈起。抗战胜利后,船山学社回迁,当年就恢复了祭祀船山的仪式。船山学社在王船山诞辰日举行祭祀仪式,是对自身存在价值的重申,是强化成员社团意识的有效方式,也是教导民众尊崇国学的好方法。
  
  第四,发行《船山学报》。这可以说是船山学社扩大影响,宣传船山学说最直接、最有效、最广泛的形式。1915年8月20日,《船山学报》创刊。创刊号上刊发了刘人熙撰写的《船山学报发例》和《船山学报叙意》。刘人熙开宗明义地指出:“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愤政府之昏暗,悲列强之侵凌,人人有亡国之惧,因以导众人之忧,令国家危而不亡。”1917年刘人熙出任军政职务后,“本社学报失其重心,亦遂至第八期而中辍。”此后长达13年,船山学社没有发行刊物,直到1930年,又发行《湖南船山学社杂志》。两年后,船山学社改组并续刊《船山学报》。《湖南船山学社学报章程》规定,“本学报继续本社民国六年以前学报办理,仍名曰船山学报,”续刊《船山学报》在1935年后出版面临极大困难,稿件不足,无奈只得转载别的刊物之稿件。全面抗战爆发后,《船山学报》停刊,直到抗战结束,才重新刊印。船山学报刊发的文章以国学研究为主,它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第五,创办各种学校。刘人熙等人创办船山学校,旨在培养新式人才,服务社会需求。民国初立,百业待举,新型人才的缺口很大,既然“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民国重要之问题,未有过于得人者也”。为此,船山学社于1916年春创办了船山学校,总理为刘人熙,彭政枢兼任校长。船山学校制有详细章程,总计九章192条,内容涵盖学生入学条件、学杂费额度、学生成绩考核、学生准则、教职员待遇、会议制度等。1917年,船山学校学生规模达300人左右。1919年6月,石广权任船山学校校长,1920年7月9日离职。年底,考虑到“本社中学即须停办,……嗣以现代学术日新,研究须与国内外各大学为学术上之沟通,因有自修大学之计划。”1921年暑期,船山中学停办,8月6日,湖南自修大学开始招生。8月10日—20日报名,24日分科考试,9月1日开学。初次分哲学、政学两科招生60人,入学者必须是中学毕业或,与中学程度相等,及高等专门各校毕业或修业者。《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自修大学设校董会,由15位校董组成,负责筹集经费、掌握办学方针。校董会推举贺民范为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另外,自修大学还附设了法文专修科、初级中学班和补习学校。1922年12月,李达受聘为学长。到1923年,自修大学共有大学、中学和补习三部学生200余人。
  
  湖南自修大学学生入学不收学费,只收膳费,“每月收膳费光洋3元5角,每月收杂费光洋2元,预缴6个月费用方许入校”。它要求学生全面发展,“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脑体并重,“求知识与劳力两阶段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湖南自修大学在教学方法上以自学为主,“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以图书馆为研究之中心,而辅之以函授。”此外,自修大学还于1923年4月创办了校刊《新时代》,它在发刊辞中声明:“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
  
  1923年11月中旬,省主席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明令“着即取消”。1926年春,船山学社恢复活动后只保留了办学部分,干脆改为船山中学校。大革命时期停办。1928年后,船山中学校续办。1932年船山学社改组后,在《湖南船山学社章程》中明列了一项工作就是“设立补习学校及两级小学校”,但成效并不显著。
  
  “五四”之后,赴法勤工读思潮在湘盛行,“多少人已经赶着游法勤工;还有些人,正在学习法文,预备前往”。1919年冬,船山学校“派中学生六人,赴法国,加入勤工检学班,旋分赴英比各国。”为满足社会对学习法文的需求,船山学社专门开设了法文专修科。1922年4月4日至10日连续一周在湖南《大公报》上刊登招生广告,“本社为沟通华法文明、尽力华法教育事业起见,特于自修大学成立期前开办法文专修科”,船山学社法文专修科“定于4月9日举行入学试验,4月17日开学。”船山学社法文专修科此次共招生20多人。同时,平民教育思潮在湖南渐起,船山学校的职员和学生也在1919年11月中旬组织成立了平民半日学校,初期招得男女小学生三四十人。到1920年,增至110人,分为四个班,“每日由服务生教以国文、算术各科”。
  
  第六,创设图书馆。船山学社高度重视图书馆的作用,以致在成立自修大学时,明确提出要以图书馆为学习研究的中心。湖南自修大学宣布:“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学校“经费之大部,系用为建设并充实图书馆及试验室之用。”图书馆将“设置中外各种重要之图书、杂志及新闻报纸,以为学友研究参考之用。”
  
  船山学社中最先提出建图书馆的是廖名缙,他与刘人熙共同捐赠书籍200多种,在思贤书局旧址创建起来,予以倡导。但后来筹款维艰,廖氏离开后,只能暂时设图书室,添购200多种图书,“以资社员讲习之用”。到1916年春,图书室共有书籍500多种。后来,随着刘人熙离任,因款支绌,设立图书馆事项搁置了。1921年,湖南自修大学成立后,在1921年7月到12月添购了421种新书刊,共1004册,其中不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著述和报刊。此外,贺民范捐赠的私人书籍96种554册。1932年,船山学社改组后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就是筹设船山图书馆。抗日战争时期,“船山学社的财产,除图书先行转移未受损失外,其他所有留存于长沙的器具什物,全部被毁。”抗战胜利后,周逸和社友们以原有图书为基础,又筹集经费建了船山图书馆。
  
  船山学社办社会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专业性的学问探讨,又有通俗性的知识普及;既有始终不渝的传统坚守,又有关注当下的热点回应,都紧紧围绕弘扬船山学说、服务社会需求,都是在以社员们的专长来实现抱负和影响大众。不管时局怎样变迁,船山学社始终坚持创始时底定的宗旨和理念,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执着的信念力争做好一件事,这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实属不易,值得敬佩。
  
  船山学社几十年间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坚持发挥自身作用,在提升民众素质和推进社会文化中不缺席、不退缩,这与船山学社的经办者和普通社员在湖湘文化沐浴下那种敢于担当、积极进取的性格不无关系。船山学社顽强的生命力及其形式多样且富于成效的社会教育,是延续船山精神的最佳方式,也是湖湘文化氤氲绵延的很好例证,同时,它也启示着后来者怎样使一个文化学术社团履职尽责发挥作用。
  
  三、时间沉淀出的特性品格
  
  船山学社是民国时期湖南很有影响的文化学术团体,它时断时续存在了几十年,无论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还是社会教育方面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也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点。
  
  第一,声言不参与政治,但命运始终与政潮起伏紧密相连。船山学社的创立是坚持独立性、讲求气节、力主创新的船山学说在近代广受追捧的一种结果。刘人熙目睹民初政治变革后的乱象,希图文化救国、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希望从王船山那里找药方。既然重视文化的力量,他自然就不把关注重心放在政制变革方面,一心希望从长计议、大手笔谋划。但是当袁世凯正式开启历史倒车,独揽大权、复辟帝制的时候,刘人熙又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抵制帝制。1914年,他写了一首《竹枝词》:“去年今日忆长沙,袁兵袁将虎张牙,将军晋爵兵双饷,杀尽冤家做帝家”,这使武夫们甚感不快。张敬尧督湘时,百般刁难,对学社发展设置重重障碍,以致学社人事更换频繁,社务中辍。
  
  “五四”之后,船山学社在何叔衡、贺民范、仇鳌等的领导或支持下,工读主义、平民教育、社会主义在船山学社社员中得到传播。尤其是毛泽东等人在仇鳌支持下开办湖南自修大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早期的一批骨干成员。在谭延闿与赵恒惕的政治博弈中,船山学社的立场偏向谭延闿一边。国民大革命时期,工农革命运动深刻影响到船山学社,其社址一度作为省农协办公地方。抗战全面爆发前,湖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读经运动,船山学社作为研究传扬儒家思想的学术团体,更是鼎力支持、积极参与。抗战八年中,船山学社无法置身其外。抗战结束后,原本是要复员重建,但很快国共之争局势明朗,船山学社发展又面临着的生存发展环境。
  
  船山学社原本是希望潜心研究船山学术、传播船山思想,多次重申不过问政治,但根本无法如愿。动荡颠沛的时局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船山学社的命运。
  
  第二,宗旨明确且始终如一。船山学社发展道路坎坷,但始终没背离其最初的信念。应该说,观察一个社团的特质,理当看重其活动规划和稳定环境下的活动,而不能以非常时期的作为说事,毕竟很多时候会有不得已为之的事情发生。船山学社是因“尊仰船山先生之人格学术而设”,旨在研究传扬船山那种重气节、开生面、致实用的精神,以此来为挽救国运贡献力量。可以说,船山学社的目标是以保守的文化方式达到民主的政治目的。1936年,船山学社明确宣示,“本社研究事业除船山学说及近代哲学政学文学外,特崇孔孟,专重躬行,以明善复初之学,提醒天下之人心,严义利、重纲常、戒空谈、敦实行为主,观本社学报劄记栏恒心堂读书答问,便知作者忧时之切。”船山学社实质是在做发扬国学的事,只不过在时局万变、思潮澎湃的年代,其某些做法招致一些人的非议和诟病。刘人熙极力维护传统儒学,认为“孔子集群圣之大成,删诗订礼,正乐,赞易,作春秋,大义微言,挹之无尽。我辈幸生其后,时习默识,以日辟其新机,此乃无尽之藏也,故不必专贩异说以求新;温故而知新,则日新之盛德在是矣。”船山学社坚守信念、发扬传统的东西,这在思想激变时代,难免有“保守”之嫌。
  
  第三,规划宏大,但落实起来颇多艰困。船山学社的活动,紧紧围绕尊崇船山、研究船山学说、传播王船山思想进行。王船山每年冥诞,举行祭祀活动;建专祠予以祭奠;在船山学校开办时,特意从衡阳招进两名船山后裔,这都是缅怀王船山的具体举措。定期举行会讲、刊刻遗稿、发行学报、举办季课,都是为了研究船山学说。而开办学校、筹办图书馆,无疑是为了传布船山思想。这些计划围绕主题、规模宏大,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大打折扣,这关键是经费奇缺和局势动荡所致。
  
  船山学社在湖南坚守存续几十年,这本身就极具文化象征意义,对三湘大地的文脉延续和文化传扬贡献良多。它长期以来注重传播国学、传扬船山学说,通过办刊来传递文化,通过办学校来培养新人,通过办图书馆为自学者提供平台,它是以多重途径营造文化氛围、提供文化服务、实践文化理念,为推进社会教育,提升民众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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