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陈力祥)

　　王船山（以下简称船山）乃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船山一生颠沛流离，特殊的成长经历、生活阅历，成长环境等铸就了船山梦。“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即是说船山梦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船山梦的产生与船山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密不可分，船山梦的产生系船山对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或不满、或衰落、或僭越、或愤懑的心理寄托。梦是现实生活的映射，船山梦亦是船山对明末清初社会现实的映射。船山梦的产生，是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无赖、无助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寄托。船山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成为船山梦产生的激励源。船山之诗歌、遍注群经是船山梦产生之载体：诗以言志，船山表达梦的载体在于以诗歌传梦；此外，船山还通过遍注群经，将自己的梦想孕育于群经当中。无论借诗言梦，还是以经传梦，均是船山当时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
　　
　　船山作为哲学大家，一代学术大师，虽然研究船山学术思想屡见不鲜，但研究船山梦的不可多见。到目前为止，有关船山梦的研究有如下几个层面：其一，探讨船山词中“梦”的内涵。通过探讨船山“词”中的“梦的作品的产生契机与丰富内涵进行梳理和解析，昭示他对理想、人生和世界的由衷感悟：理想如梦，人生如梦、世界如梦，为其词作笼上了一层感伤、凄美的色彩，营造了一种虚幻、缥缈的境界。”其二，对王夫之“词”中所蕴含的“梦”的意象的探讨。认为船山梦以“词”会意，船山“写梦词生动地记录了他最真实的思想情感，映射着船山的坎坷人生……寄予了他报国无门的孤寂悲愤情绪”。此类船山梦的研究，在很大层面上从文学层面阐释梦，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目前从哲学层面探讨船山梦的是熊考核先生，他主要围绕着船山梦的内涵与现代价值探讨了船山梦的三层意蕴：“一是忠于明王朝，志在维护‘中国之天下’一统江山；二是忠于华夏民族，志在‘族类自固’的民族自强和民族复兴；三是忠于华夏文明，志在坚守精神家园，捍卫民族文化，复兴华夏文明。”熊先生关于船山梦的研究可谓是另辟蹊径，摆脱了纯文学探讨模式，从哲学层面阐释了船山梦。综括船山梦的研究现状，学术界或从文学、或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船山梦：学术界或研究船山“梦”的内涵、或研究船山“梦”之意象；或倾向于研究船山梦所蕴含的逻辑层次。学术界关于船山梦研究的成果颇丰，值得肯定，但关于船山梦与中国梦相契合的问题，学术界缺乏必要的探讨。
　　
　　船山梦与中国梦在如下三个层面高度相契合：船山主张大贾富民的商品经济政策使国家富强与中国梦的国家富强相契合；船山主张凸显华夏民族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复兴与中国梦的民族复兴相契合；船山主张“以人为依”与“依人建极”的人本哲学与中国梦之人民幸福相契合。以下就船山梦与中国梦相契合的三个层面展开，以就教于方家。
　　
　　一、船山商品经济富国之梦与中国梦之国家富强相契合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鲜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此乃中国梦之雏形，奠定了中国梦之根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梦想的共通之处便构成了中华民族之中国梦。船山作为一名有识之士，一位有担当的豪杰人士，他也有着自己的梦想，他的富国之梦与中国梦之国家富强高度契合。
　　
　　船山身处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异常艰难的生活。身处这个时代的船山，他的梦想是发展经济以圆国家富强之梦。只有发展经济才能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因为在马克思开来，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没有物质生活的充裕，何谈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因之，船山主张发展经济，以大贾富民而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政策使广大老百姓富裕，强国富民。
　　
　　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水平也随之不断发展。明清之际，正处于国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号角是否催醒了中国明末清初经济发展的步伐。“明清之际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否具有不同于以往历代商品经济的新气象、新特点这是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商品经济发展之新气象、新特点的出现，深化了船山对商品经济改革的思考。船山商品经济改革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经济学有着天壤之别：“无论王夫之有多少重农的言论，抑或有多少重商的言论，二者又如何自相矛盾，但他毕竟在使社会经济运作摆脱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是他的经济思想与传统的经济学之间划出了一道比较明显的界限，从而初步具有了近代经济思想的特征。”国家富强首先是经济上的富强，没有经济上的富强，文化强国等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船山提出了商品经济改革的思想：大贾富民之策略。船山提出商品经济改革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发展策略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单纯地依赖为政之人，依靠自己则能更好地发展经济，以实现经济强国梦。船山曰：“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则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的发展，富国强民指日可待。船山认为：行政权力的干涉，往往会阻碍经济发展。政府的行政干预不能管得太多、太死，否则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为“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如果政府管得太多太死，则必然导致人们的生计困窘，生计困窘则直接导致国家的财政乏力，致使国家贫穷、民不聊生。船山在当时即一针见血指出政府计划的制定不能太多、太死，否则必将导致国家经济的落后。船山梦中之富国之梦，强调政府不能管得太多、太死，如此方能实现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的振兴。船山以生动的例子论证了政府的计划经济对价格调整的危害。船山曰：
　　
　　乃其当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汆，则愈腾其贵；当其贱，不能使贵，上禁之弗贱，而怀金者不售，则愈腾其贱；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
　　
　　商品价格应由市场来定价，而不是有政府强行定夺。船山远见卓识的商品经济富国梦想，难能可贵。中国90年代所执行的市场经济政策，可在船山商品经济思想中找到影子。因此，船山梦中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梦即是他的商品经济梦。
　　
　　船山发展商品经济，目的在于推动发展经济以圆强国之梦。船山认为：发展经济必须挣脱政府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律促进资源和市场的合理配置，如此方能更好更快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提升经济腾飞的速度。船山甚至提出商品经济乃立国之本，如若不采用商品经济，则必将窒息经济发展速度。船山曰：“据地以拒敌，画疆以自守，闭米粟丝枲布帛盐茶于境不令外鬻者，自困之术也，而亦有害机伏焉。”船山认为：多余的日用产品如果不能及时运送出去卖掉的话，即是违背了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系自己害自己。只有“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天下之物必须互通有无，互相交流，才合乎“物尽其流”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如此，经济才能真正发展起来，从而达到富国裕民的根本目标。为此，发展商品经济的具体途径显得尤其重要。船山曰：
　　
　　余于己而待售之货，得以转易衣被器械养生送死之具者，为立国之资，而金钱去彼即此，尤百为之所必需，以富国而裕民，举在是乎！
　　
　　船山主张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通过商品经济的运作，将自己多余的东西交换出去，而通过金钱的中介作用，又能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船山认为此乃富国裕民之策。可见，船山强调通过发展商品经济以实现国家富强之梦。船山乃商品经济发展之先驱，提出发展商品经济以促进国家富强，这是船山富国之梦。中国梦的提出，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当前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发展经济以实现富国之梦，与船山发展商品经济以富国裕民是相契合的。
　　
　　二、船山力推华夏特色的民族复兴梦与中国梦之民族复兴相契合
　　
　　船山不但力主发展商品经济以圆明王朝富强之梦，他还力推华夏文化之特色的华夏族复兴梦。船山毕生追寻民族复兴，不过，他所提及的民族复兴是指明王朝主导之下的华夏族的复兴，更为精确地说应该是明王朝统治下的汉民族的复兴。明王朝覆灭后，船山出行总是脚穿布鞋，手撑布伞，意味着他不顶清朝天，不踩清朝地，以彰显船山对明王朝的忠贞不二。船山一生均梦想着明王朝的复兴，虽然这种民族复兴梦似乎指向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回归到船山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可知船山的民族复兴梦是明王朝统治下的大汉民族的复兴、也即华夏民族的复兴，主要是汉族的复兴；而当下民族复兴，主要是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相对于国外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可见，船山视域下的民族复兴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历史境遇不一，所处的历史环境不一，不同民族的时代意蕴不一，但船山的民族复兴梦与中国梦的民族复兴是相契合的。
　　
　　船山的民族复兴梦主要是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相对于当时存在的满清王朝而言的。船山受过正统的儒学教育，儒学对他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因此，当以汉族统治为主的大明王朝被以满族为主的大清王朝所取代时，船山心中充满了忧患意识，梦想着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光复大明王朝。船山以诗寄情，表达他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他创作了《捣练子·晚春》：“云似梦，雨如尘，花泪红倾柳黛嚬。也算人间春一度，明年莫更不还人。”船山对明王朝的眷恋凸显了他对复兴华夏民族的强烈愿望。实现华夏民族复兴，船山凸显出华夏族与夷狄之间的区别。鉴于明王朝之政权为满清王朝所替代，船山所提及的“夏”即为华夏民族，夷狄即为满族，船山视域中的民族复兴即华夏民族的复兴。
　　
　　船山首先指出了华夏与夷狄之间的差异：“关节点”在“章服”。船山曰：“人之所以为人而别于禽兽者，上下之等，君臣之分，男女之嫌，君子野人之辨，章服焉而已矣。”船山之民族复兴梦，由文化复兴开始，华夏与异狄之间的区分非常明显。船山认为穿着合乎儒家礼仪，合乎华夏族传统的，凸显华夏族特色的是华夏族；反之，“无冠裳之饰，则禽狄而已矣。”穿着怪异，不合乎华夏民族礼仪的，则为夷狄。船山非常注重夷夏之辨：认为不遵守儒家正统文化，则不合乎儒家礼仪思想，船山将之归结为禽兽一类。船山之民族梦即是恢复华夏族之民族文化，而不是贯彻执行满族文化。如若没有华夏族的民族文化，则人言禽兽之言，行禽兽之行。船山曰：“以其近小者推之，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駤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由于时代变异，夷乘夏，导致“禽行猖，人心灭，其祸烈矣”。船山认为：华夏文明几近丧失，使儒家礼仪文明受到重创，整个社会混乱，其害大矣。一方面是当时人们对华夏文明的不传承，另一方面却是儒家文明的“礼崩乐坏”，一直由道统而来的儒家典章制度又无法承继，这使华夏族以儒家文明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复兴成为空中楼阁。“世降礼坏，夷狄之习日移，而三代之法服几无可传焉。”由于夷乘夏，清朝的满族政权欲摈弃作为华夏文明的儒家文化，特别是摈弃作为华夏文明的特色文化，淹没华夏文明。为了实现华夏民族复兴之梦，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船山着手考察了作为华夏文明特色的“礼”，认为“礼”乃华夏民族之特色。同时，船山对华夏文明的复兴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船山曰：“夫之生际晦冥，遘悯幽怨，悼大礼之已斩，惧人道之不立，欲乘未死之暇，上溯《三礼》，下迄汉、晋、五季、唐、宋以及昭代之典礼，折衷得失，立之定断，以存先王之精意，徵诸实用，远俟后哲，而见闻交诎，年力不遑，姑取戴氏所记，先为章句，疏其滞塞，虽于微言未之或逮，而人禽之辨，夷夏之分、君子小人之别，未尝不三致意焉。”船山心中的民族复兴，主要是以“礼”为特色的华夏文明的复兴。在大清王朝侵占了明王朝的政权以后，船山对民族复兴表现出深深的担忧。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华夏文明，船山欲通过注经的方式延续以礼为特征的华夏文明，因为“礼以维系人道而别于禽狄者也”。“礼”乃华夏文明的象征，故此，实现华夏文明，就是要振兴以“礼”为特征的华夏文明，因为“礼”乃华夏民族区分于其他民族的“试金石”。可见，船山之民族复兴梦之路径是实现以礼为基础的华夏文明。在船山看来，“言禽之言，行禽之行，而窜入于心性，则弥近理而惑天下后世不已”，现实的骨感让他感觉到华夏民族的复兴梦任重道远，故此，复兴华夏民族梦，首要的是重振华夏文明，船山梦想着为政者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继续传承华夏文明的典章制度。“世降礼坏，夷狄之习日移，而三代之法服几无可传焉。有王者起，修明章服以为典礼之本。”船山试图恢复以华夏文明为基础的民族梦，为政者的努力尝试必不可少。只有为政者努力践行民族梦，才能真正实现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为政目标。只有实现华夏文明，以华夏文明规约夷狄之行为，化夷为夏，才能实现船山梦之华夏民族的复兴。
　　
　　船山华夏民族复兴梦与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梦是相契合的。船山视域中的华夏民族与中国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复兴有着诸多内在的一致。首先：华夏民族与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心理素质：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使心态文化成为人们内心世界一种稳定的内在要素，成为华夏民族梦与中国梦之民族复兴的心理根基；其次，华夏民族与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语言，这使华夏民族梦与中国梦的民族复兴有着共同的语言根基；再次，中国传统文化的制度文化或多或少的影响了船山视域中的华夏族与当下中华民族，这也为船山的华夏民族的复兴与中国梦的民族复兴奠定了制度升华根基；最后，船山视域下的华夏族行为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行为文化具有连续性。综上，鉴于华夏族与中华民族在文化层面的一致性，可以断定船山梦中的华夏民族复兴与中国梦之民族复兴是高度契合的。
　　
　　三、船山梦之“依人建极”以提升人之幸福与中国梦之人民幸福相契合
　　
　　船山梦与中国梦的相契合不仅表现在经济富裕、民族复兴层面，还表现在船山梦与中国梦在价值指向上的高度契合：契合点为提升人之幸福。
　　
　　船山生活的时代为明末清初，是“海徙山移”（王夫之语）、“天崩地解”（黄宗羲语）之时代。处于动荡时代的人们，民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何谈幸福。为了实现民之幸福，船山梦因之诞生，包括前文所提及的经济富国之梦、民族复兴之梦。无论是船山梦之经济富国，还是民族复兴，均是为了提升人之幸福，这与中国梦的价值旨归——提升人之幸福是相契合的。
　　
　　船山是典型的人本主义者，我们可从船山哲学之本体层面管窥船山梦是以人的幸福为价值旨归的。在船山文献中，虽然没有直接的有关船山梦与提升人之幸福为目标的阐释，但通过阅读船山原典，解读船山之“以人为依”与“依人建极”之思想，可以管窥船山梦之终极价值为提升人之幸福，与中国梦的价值旨归——提升人之幸福是相契合的。在船山看来，为政者继天立极，必然要具有一定的价值目标。船山曰：“尔之继天而立民极也，必有执焉”。“执”，意蕴着为政者统治天下，执政有目标、有方向，用实际行动去完成“民极”，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目标，即人之幸福。
　　
　　那么，缘何统治者必须“立民极”而必有执呢？在船山看来，天地生化万物，系“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天地生化万物的过程中即以心生物、以仁生物。因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在宇宙这个大生命场中，为政者亦为生命场中的万物之一，作为有仁爱之心的为政者，必然具备“立人极”之为政目标，以提升人的幸福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与价值旨归。船山梦旨在提升人之幸福为目标，虽然船山原典中没有出现现代语境中的人之幸福的直接话语，但船山通过统治者的施政措施抬升人之价值，提高人之地位等来实现人之幸福。事实上，在船山哲学思想中，多次提及人是宇宙生命场中的万物之灵的提法。船山曰：
　　
　　“人与物皆生于天下，其并生而不相亲久矣，乃其俱生而易以相杂亦久矣。天下之生莫贵于人，人全其人而物不干之则治，物杂于人而害与人则乱。”
　　
　　“天地之生，以人为始。故其吊灵而聚美，首物以克家，明聪睿哲，流动以入物之藏，而显天地之妙用，人实任之。人者，天地之心也。”
　　
　　在船山看来，人是宇宙这个生命场最为珍贵的东西，因为人是天地之心使然。既然人在宇宙中最为珍贵，那么何以保持人在宇宙万物之中心地位，船山认为有两种基本途径可以实现：其一，从本体层面来说，人所禀赋的气是“二气之良能”，从而决定了人在宇宙的主宰地位，也决定人在宇宙中的中心位置；其次，从现实层面来说，为凸显人之尊贵，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要以人为中心，以实现人之幸福为最高目标。故此，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要以人之幸福为中心。其三，为实现这个目标，作为统治者，施政纲要的制定必须以实现人之目标为中心，以人为目标，而不是将人作为手段，也即船山所说的“以人为依”。
　　
　　以人为依，则人极建而天地之位定也。
　　
　　道之生人，以人为依，则人极建而天地之位准矣。
　　
　　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废，其道可知而不必知。圣人所以依人建极也。
　　
　　船山之梦，以实现人之幸福为最高目标，这是船山梦的内容之一。船山梦是富强梦、民族梦、谋求人之幸福之梦。如何圆梦，船山通过寄梦于传统哲学，从形而上层面阐释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又通过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关系，从正反两层面详细阐释了“以人为依”的根据与价值。
　　
　　船山“以人为依”的思想，是船山有梦之后为圆梦而凸显的精神追求。船山梦的价值旨归为“以人为依”，这只是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尚未上升到提升人之幸福的价值地位。事实上，船山梦要实现“以人为依”，就必须“依人建极”。船山曰：
　　
　　继天而立人极。
　　
　　广天地之德而立人极。
　　
　　以至仁大义立千古之人极。
　　
　　船山梦，在实现人之幸福层面，船山提出“立人极”的方法。“依人建极”中的“极”本指房屋的脊檩、房脊。如“其邻有夫妻臣妾登极者”；在《诗经》当中，“极”指的是顶点、终极之意，如“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这里的“极”还不具备伦理道德之韵味。真正具有伦理意义的“极”应该是在《尚书》中“作汝民极”中的“极”，其意乃中正、准则之意。“极”的这种含义，后来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所继承与发挥。他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此处之“极”已经蕴涵“极”前面所说的两种含义：即“极”既有顶点、终极之意，同时也有中正、准则之意，而且也在伦理层面确立了“极”的含义。在周氏那里，“极”更为精确的含义应该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准则。这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准则即是人之幸福为准则。“立人极”中的“极”乃最高的原则与标准，这种最高的原则与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即可理解为人之幸福，因为只有人之幸福才是最高的原则与标准。
　　
　　船山梦中，船山渴望人们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船山通过彰显人在宇宙的地位，彰显人在宇宙的价值来实现，这即是船山之人学思想。船山梦：其终极价值旨归即是人之幸福，船山之修明路径为“依人建极”与“立人极”以实现之。可见，船山梦之价值旨归与现实的中国梦的价值旨归——实现人之幸福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船山梦之价值旨归为增进人之幸福，以人之幸福价值目标，故此，船山曰：“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废，其道可知而不必知。圣人所以依人而建极也。”可见，不论是明末清初的船山梦，还是中国梦，二者在价值旨归层面均以实现人之幸福为最高目标，船山梦与中国梦在实现人之幸福的价值旨归是相契合的。
　　
　　四、结语
　　
　　梦是社会现实的映射，船山梦的产生也是明末清初社会现实之真实映射。船山梦可以分解为三部分，即国家富强梦、华夏族振兴梦以及人之幸福梦。船山梦与中国梦在三个层面是契合的：船山力主发展商品经济，摈弃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弊端，因此有船山商品经济富国之梦与中国梦之国家富强相契合；其次，船山力主弘扬华夏文明，彰显华夏文明之礼乐文化，以区分华夏与夷狄，因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礼以辨别华夏与夷狄。船山所生活的时代，虽然华夏文明被夷狄湮没，但船山力推华夏文明以实现华夏民族的复兴，故此，船山力推华夏文化特色的民族复兴梦与中国梦之民族复兴相契合；船山梦之价值旨归为“人”，“人”是船山哲学的核心，也是船山梦之核心。船山从本体层面凸显人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同时阐明为政者要“依人建极”，实现路径为“立人极”，其本质为实现人之幸福为价值旨归。故此，船山梦之“依人建极”以提升人之幸福与中国梦之人民幸福相契合的。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博士后。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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