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市船山学会会长 熊考核)

(衡阳市社科联主席 王柏新)

　　一
　　
　　民族复兴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宏大主题。回顾近世泣血悲歌、波澜壮阔的民族觉醒、民族抗争、民族崛起的历史，思想启蒙功不可没。“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引导作用。在探讨思想启蒙这一重大课题中，我们大多侧重“外来”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作用，而忽略本土早期思想启蒙的影响和作用。有一个不能忘却的历史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科学传播中国之前，中国早期思想启蒙的种子，就深埋在中国大地，一俟时代暴风来临，其便率先“破块启蒙”，成为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启蒙先声。
　　
　　伟大思想家王船山就是本土启蒙先声的卓绝代表。为中国近代变法献身的谭嗣同曾形容船山启蒙好比“昭苏万物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梁启超概述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启蒙“原动力”就在以船山为代表早期启蒙思想的“复活”；孙中山以“义声激越”标举王船山、黄宗羲、顾炎武等民族复兴的思想先驱……
　　
　　船山一生，忠肝义胆，风骨嶙峋，绝笔峥嵘，卓立千古。船山毕生“圆梦”，梦系民族复兴。早年“晓梦”求学报国，中岁“续梦”扶倾救国，晚年“圆梦”文化兴国。其一生历经磨难，却孤心独抱“中国梦”，以民族大义为重，潜心学术真理，经天纬地，立足六经，开新传统，批判理学，总结实学，揭橥新学，觉醒人心，“破块启蒙”。
　　
　　王船山既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批判总结者，又是一位开新传统的伟大启蒙思想家。
　　
　　船山生活在“大运倾覆”、“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总爆发和文化发展的内在危机孕育出一股冲击传统的早期启蒙思潮。这股“内生”的启蒙思潮呈现出批判总结和“破块启蒙”的双重特征。它是传统思想文化自我批判的历史总结，又是在批判总结中孕育出某些近代因素的思想启蒙曙光。
　　
　　正是船山的启蒙“先声”孕育出近代社会变革的思想源头。梁启超在言及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思想源头时说：“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梁启超是早期启蒙思想家，亲历过那个时代的启蒙过程，对启蒙的源头最为敏感。他见证了船山启蒙思想对中国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影响，所以他标举船山是中国近代变革的思想本源。
　　
　　梁氏可谓神契船山。
　　
　　船山一生都在做一个复兴中国、复兴民族的春秋大梦，船山38岁写《黄书》，民族复兴是贯穿《黄书》的主旨，他说：“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励精，士兆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足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氓，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民族复兴要从经济上强国，军事上强国，文化上强国；“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用文明的力量，开新中国之天下。《黄书》所表达的强烈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复兴思想成为其一生学术批判总结和思想启蒙的思想动力，也成为其一生学术追求的思想主线。船山在政治上救国失败后，走上更加艰难的文化救国的道路。他退伏幽栖，终身山野，潜心著述，绝笔峥嵘，志在捍卫民族文化，守住民族精神家园，他说：“以生以死，以荣以贱，以今以古，以治以乱，无不可见之天心，无不可合之道符。是故神农、虞、夏世忽徂，而留于孤竹之心；《周礼》、《周官》道已坠，而存于东鲁之席……是故历忧患而不穷，处死生而不乱，故人极立而道术正。《传》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圣人赞《易》以俟后之君子，岂有妄哉！岂有妄哉！”华夏民族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着伟大的文化传统。尽管王朝灭亡了，但民族文化还在延续、民族精神还在传承，只要守住文化传承的“东鲁之席”，中国就不会灭亡，民族就会复兴。船山借阐析学《易》之道，显示自己文化救国的良苦用心。他昭示后人，只有捍卫民族文化，守住精神家园，传承人文大义，民族复兴的历史春天就一定会到来！其用心之苦，用意之深，用力之著，启蒙之先，贡献之大，可谓光芒烛天，芳菲匝地。
　　
　　船山思想启蒙的先声意义在于：
　　
　　一是中国早期“破块启蒙”的最典型代表；
　　
　　二是近代社会变革和民族觉醒的“原动力”；
　　
　　三是自强中国、自强民族、推进民族复兴的思想旗帜。
　　
　　二
　　
　　章太炎在言及辛亥革命成功的原由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船山学术，实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议诸公，皆闻风而起，木本水源，端在于斯。”章太炎是同盟会元老，亦是近代启蒙的思想先驱，他认为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反清排满的民族革命，船山启蒙思想有“本源”之功，没有船山启蒙思想的发端，就不可能有“闻风而起”的思想解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成功的思想源头就在船山的启蒙思想。章氏的评价有着历史的独到性，他道出了船山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启蒙影响和作用。
　　
　　船山启蒙思想主要表现为：
　　
　　1、主张变化日新。
　　
　　船山启蒙思想在哲学观上的突出表现，是他的“主动”哲学，“日新”哲学。以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船山哲学达到古代哲学的顶峰。
　　
　　船山哲学启蒙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哲学方面有着诸多卓识，其以“主动”哲学批判佛老、宋明理学的“主静”哲学，开启了近代思想变革之门。船山认为宇宙世界的本质特征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一切生命的本质特征也在于运动变化，他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动静皆动”，“静者静动，非不动也”。船山认为运动变化是宇宙世界的本性，是宇宙万物矛盾运动的普遍性，正是立足于这个哲学基点，他把“变化日新”的观点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中。他说：“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宇宙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是不会改变的，而宇宙万物每天都在“日生日成”的新生变化之中。船山深识易学的变易之道，视“气化”运动是宇宙世界变化的根本动力。“气化”运化产生天地万物，“气化”运动永恒不息，天地万物变化日新，人类社会变化日新；宇宙世界在运动变化中永远充满生气，人类社会在发展变化中永远充满生机。船山把“日新”观落实到社会人生层面，他说：“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动者，道之枢，德之牖也。”他还发挥《周易》“日新之谓盛德”的思想说：“知其富有者，惟其日新。”立足“变化日新”，阐发社会和人生的“富有”之道，这是船山的卓识。船山以“日新”思想去揭示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把“新故相射”，“推故而别致其新”，“趋时更新”，“变必通，穷必变”，“与时偕行”，“趋时应变”看作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生命活力所在。船山更强调社会历史和人生的进步，是势之必然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人类社会发展每个时期有着各自的发展之道，历史发展没有一成不变之固有模式，远古洪荒之时没有尧舜时代的“揖让”之道，尧舜时代没有后世的争霸之道，汉唐时代就没有今日社会的发展之道，社会发展要道随器变，“与时偕行”、“趋时应变”，所以船山讲“道莫盛于趋时”。社会历史的道器之变，人生人性日生之成，都在变化日新之中，唯有“变通以成乎可久”，“穷必变”、“变必通”、“通而自成”，事物的自我更新，社会历史的变革发展，人生的创造发展，一切事物的生命活力都在“日新”之中，船山的“日新”哲学为近代社会变革提供了“内生”的思想动力。
　　
　　2、民族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船山启蒙思想对社会变革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他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
　　
　　船山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的思想家，他一生大义至上，坚守和继承华夏文化的爱国传统，反对卖国主义，反抗满清政权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矢志维护华夏国家和民族利益。历史上，传统爱国主义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特点，封建社会的爱国主义主要是以忠君爱国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夷夏有别”为基本内容的。船山在继承传统爱国主义基础上，又冲破了狭隘的忠君就是爱国的封建藩篱，把传统爱国主义提升到历史崭新高度，为近代民族爱国主义产生和民族复兴开辟了道路。
　　
　　大义至上，贯穿船山人生奋斗和学术著作中。船山一生高扬民族爱国主义旗帜，在行动上践行民族至上，在理论上探寻民族大义。船山民族爱国主义思想集中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提出“三义”说，坚定捍卫民族利益，民族“大义”高于一切。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正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大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时而合，有时而不能交合也，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以一人废天下。”在“三义”中，君主利益是私的，国家与民族利益是公的，前者所因为代表“一姓之私”，所以历史地位是“轻”的；后者代表的是整个民族和民生，所以历史地位是“重”的。船山强调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君主利益，主张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任何背叛和出卖民族利益的人，都是历史罪人。二是保卫民族文化。船山探究历史，认为王朝可以更替，但民族文化不可改变。尤其是在明清大变局中，他悲愤自己失去了祖国，他泣血扶倾，失败后，“埋心不死”，从未失去民族复兴的信心，以“自埋”的方式去潜心著述，去守卫精神家园，去保卫民族文化，去播种人文觉醒的历史春天，这是亘古罕见的文化救国的思想先驱。三是以文明进化和文化自觉来提升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主要是讲忠君爱国，船山当然有传统的一面，但更有超越传统的一面，这就是他以文明进化和文化自觉来主张爱国主义，他说：“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仁而已矣；中国之所以异于禽兽夷狄，仁而已矣……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盖将舍是而无以为立人之本，是《易》、《诗》、《书》、《春秋》之实蕴也。”仁与义是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文明和文化是中国立国之本，是民族的人文本根，船山高扬民族“大义”本质是高扬文明进步和文化自觉。四是严夷夏大防。船山面对明清易帜的历史悲剧，坚定捍卫民族利益，提出“三维”说，用文明决定论对传统夷夏之辨进行时代改造与提炼，他说：“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不能自畛以绝其觉，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船山以“三维”论夷夏，目的在于把华夏民族利益看作是天地间的最高利益。既便是在今天，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高无上，这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基本原则。
　　
　　船山爱国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是船山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
　　
　　3、批判“一姓之私”。
　　
　　船山启蒙思想在政治观上的突出表现，就是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否定君主“一姓之私”。
　　
　　早期启蒙思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能下之笔”（颜元语），他们总结历史，辨析天人，大胆否定私天下。普遍认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反对天下为一人私有。船山指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主张“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在以船山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视野中，天下之所以动乱，王朝之所以衰亡，根本原因在于帝王以一姓之私私天下，而置人民生死于不顾。“天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语），甚至指出君主专制是祸乱天下之大害，“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语），“凡帝王者皆贼也”（唐甄语），大胆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顾炎武语）以“分权”限制君主专制，这种初始的否定封建专制的民主意识的觉醒，成为以船山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的亮点。船山对历史的结论是君权、君纲不是绝对的，如果违背了历史潮流是可以改变的，“可继、可禅、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封建礼制也不是万古不易的，“礼有不可变者，有可变者”。以船山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对封建专制及其弊政的集中批判，为近世变法和革命埋下历史伏笔。
　　
　　4、倡导文明进化。
　　
　　船山启蒙思想在历史观上的鲜明表现，就是否定“正统”论，提出文明进化思想。
　　
　　船山以“文”的自觉去认识人的起源，以文明进化去揭示人类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文明进步去弘扬爱国主义，呈现其历史哲学颇具近代意义的启蒙思想。
　　
　　船山对人的起源有着独特的认识，他说：“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全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文之不备，渐至于无文，则前无与识，后无与传，是非无恒，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船山的论述涉及历史学二大问题：一是人的起源，一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对于这二大问题，船山都有惊世的见解。关于人类起源，船山大胆宣称人类祖先是“植（直）立之兽”，确认人类祖先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进化的标志是“文”（文明）的自觉。这一创见，标志中华文明史的一个历史性突破。
　　
　　船山对历史的真知灼见，更突显在他的文明史观中。人由“植（直）立之兽”变成人，这是人类进化的一个基本标志，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根本前提。船山分析判断人和社会历史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文明”。在船山文明史观中，人类文明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是一个由低级文明不断向高级文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植立之兽”到“文之不备”的野蛮人、再到文质皆备的文明人的进化过程。船山以中国社会为例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历经了由“禽兽”——野蛮——文明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太昊以上”远古洪荒时代，人类祖先“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自然生存的原始人类与禽兽没什么差别，尚处于“茫然于人道”的自然生存阶段；二是“轩辕以前”半自然半社会的野蛮阶段，这一时期人类虽然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禽兽自然之“质”，但并未彻底改变原始的野蛮状态，这一时期是文未兴、伦未明、礼未定，人类处在半自然半社会的初始文明阶段；三是轩辕以后的文明阶段，文明自觉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这个阶段出现了国家，国有“共主”，“文教日兴”，“伦已明，礼已定，法已正”。船山认为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经过的三个阶段，一个比一个文明，一个比一个进步。船山深刻认识到人类历史是在不断进化的，社会历史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这是船山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真理性洞察和规律性揭示。
　　
　　在船山的论述中，中国从黄帝以来就成了一个文明的国家，文以兴国、礼以立国成了中国的文明传统。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高尚的文明。在船山的心中，华夏（中国）是文明的代名词，夷狄则是不文明的称呼，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文明较之华夏文明而言要落后许多，因此，船山从文明这个角度把文明落后的民族或地方称为“夷狄”。这是船山超越传统夷夏观之处。华夏文明是神圣至上的，因为它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高级形态，是人类文明成熟的代表。船山分析历史，也沿用了传统的“夷夏”之辨，这既有他承传“华夏中心”的历史片面性，但他又努力摆脱这种历史局限去探究文野易位、夷夏互变的社会历史。尤其是在明清易帜、满清入主的惨烈现实中，船山面临的是“生民以来未有之祸”，面对的是血腥的暴力征服和民族压迫，他认为满清的暴力征服，是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暴力蹂躏，是野蛮对文明的武力征服，是在开历史倒车。家破国亡，生死当前，船山却大义至上，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奋起抗清，泣血扶倾，表面上他是在拯救大明王朝，实际上他是在捍卫华夏民族，捍卫华夏文明。明亡清兴既成事实，船山也不仕清，终身荒野，潜心著述，决意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去捍卫华夏民族捍卫华夏文明。船山的民族大义思想包含着深刻的文明决定论。
　　
　　船山是中国思想史上以文明进化观去认识中国历史的伟大思想家。在说到船山的爱国主义思想时，人们似乎看到船山极重华夏民族、华夏文化，而轻视其他民族和民族文化，其实，从文明进化去认识社会和民族进步才是船山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本点。船山爱国主义是强调夷夏之别的，但船山夷夏之别，根本在文野，在文明与野蛮的分别。在船山看来，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由野蛮向文明进化的历史，人类也是由野蛮向文明进化的。在文明进步的历史中，中国文明进步早，进化程度要高，所以夷夏是有别的，但文明发展又不是永恒不变的，如果文明国家不“与时偕行”，先文明发展的国家可能变成野蛮落后的国家，落后的国家可以变成先进的国家，夷夏互变、夷夏易位就会发生。船山主张“夷夏之大防”，既有民族和国家不可混乱之大界限，民族和国家之间不可互相侵犯，更有文明中国的历史发展，文明是唯一出路。
　　
　　5、主张人欲即为天理。
　　
　　船山启蒙思想在人性论上的突出表现，就是解放人欲、解放人性。
　　
　　儒学本质上讲是人学，是做人的学问。但孔子的人学传统在宋明理学的重构中却遭遇了人性的阉割。船山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就是从人欲这个基本问题入手的，这既是对宋明理学的纠偏，也是对传统儒学的突破，可以说船山人欲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破暗”，“人欲即为天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思想解放意义的命题。
　　
　　程朱理学大讲“存天理，灭人欲”，导致传统文化对人的全面压抑，对人性、人生的全面禁锢。
　　
　　理欲关系是宋明理学探讨的基本问题，它涉及天人、义利、知行等诸多传统命题，它的实质却是儒学的根本——人的价值。理学的基本取向是主张存理去欲，以天理排斥人欲甚至否定人欲，这就形成了传统文化发展中的禁欲主义思潮，并从理论上为封建专制扼杀人性、禁锢人生提供了思想保证。船山强烈意识到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严重危害性，不仅偏离了孔孟人学的人本价值，而且严重破坏社会人生的和谐发展。船山说：“孔颜之学，见于‘六经’、‘四书’者，大要在存天理，何曾只把这人欲做蛇蝎来治，必要与他一刀两断，千死不休？……异端所尚，只挣到人欲净处……圣贤学问，明明有仁，明明须不违，明明可至，显则在视听言动之间，而藏之有万物皆备之实。……岂可诬哉！岂可诬哉！”船山认为孔门圣学不仅讲天理，也讲人欲。人欲不是洪水猛兽，是“人之大共”是天生之大“仁”。孔子之学的本质在仁人之道，而仁人却要从人欲做起。为了存天理而去人欲，这才是儒学的异端之学。船山批判锋芒直指宋明理学的要害，割裂理欲，只存天理不要人欲，这恰恰是违背天理的诬言邪说。
　　
　　在宋明理学中，天理与人欲基本是割裂与对立的，要讲人欲就会忽视天理，为存天理须去人欲，天理与人欲是对立不容的。朱熹言：“圣人千言万语，只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大多数理学家也大讲存天理去人欲。船山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理学把道理讲偏了，理欲不是对立不容的，而是并立相通的，人欲也是一种天理，是天之生人之理。人欲是人生的基础，天理的基础在人欲，他说：“有欲斯有理”，“随处见人欲，随处见天理”，“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船山也重视天理，但天理的基础在人欲，船山认为人之道德理性源于感性生活，精神生活产生于物质生活，船山视人欲为道德发生的基础，是人生和社会的基础。这是他重“生”的宇宙意识在社会伦理层面的展开，是其“仁生”思想的时代新说，他说：“行天理于人欲之内，而皆欲从理，然后仁德归焉”。
　　
　　船山以“人欲即为天理”为基点，进一步在人性论上提出了“理欲合性”和“性日生日成”论。他说：“天以其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而互为体也。”船山认为人性是理（仁义礼智道德理性）和欲（声色臭味感性生命）两者的有机统一；理是人性、人生的内在道德要求，欲是人性、人生的生理物质条件，理欲是人性、人生不可分立的两个方面，有机统一就是人性、人生的完善发展，对立割裂就会扭曲人性、人生的发展。船山以理欲合性之说，别开儒学生面。
　　
　　三
　　
　　船山启蒙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船山启蒙思想对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具有思想揭橥意义和历史破暗作用。恩格斯曾评说但丁是西方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如果借用这句话评价船山，船山则是批判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最后一座思想高峰，又是把传统思想文化推向近代的早期启蒙的思想巨人。梁启超认为早期启蒙思潮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对传统旧思想的批判和“破坏”。船山“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梁启超所言之“破坏”，是指船山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总结；所言之“建设”，是指船山以启蒙思想开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生面”。船山思想在晚清的“复活”，正是其启蒙思想适应了近世民族复兴和社会变革的时代需要，成为近代启蒙运动和民族复兴的思想“原动力”。
　　
　　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与民族复兴互为表里，相互呼应。民族复兴和近代启蒙运动是在主权危机、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空前爆发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新民主义革命，一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都可视为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国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贯穿着民族复兴的这一主题。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矛盾，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不一样，各个历史时期启蒙先驱提出的启蒙思想又各有不同各有侧重，但强盛民族、强盛中国的启蒙主题始终贯穿民族复兴的历史过程。象洋务运动，提出“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开启向西方学习之门，以求富国强兵，以图强盛大清王朝；戊戌变法以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为武器，引入西方政治改革中国封建政体，以图存强国，巩固封建政权；辛亥革命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制度，仿效西方制度文化，建立民国，以恢复中华；“五四”运动以西方民主和科学为旗帜，批判和否定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传统文化，以期新民强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反帝反封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以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变革史，尽管不同时期变革的政治内涵不同、方式不一样，思想启蒙的内涵和效用不一样，但民族复兴的启蒙主题却贯穿历史的始终。
　　
　　历史发展的逻辑清晰显示，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是从思想启蒙开始的，思想启蒙的先声又是从船山启蒙思想为“原动力”的。
　　
　　魏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船山启蒙思想影响下开启中国近代变革的思想之门。
　　
　　曾国藩在扫除太平天国、发起洋务运动的同时，他又力倡船山学，刊行《船山遗书》，让船山学成为风行中国的“显学”，他既捍卫封建中国的利益，又在捍卫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曾国藩、左宗棠开创洋务运动，也表现出强烈民族主义。他们的矛盾性既是历史的两难选择，也是时代悲剧精神的折射。由于曾国藩力倡船山之学，船山启蒙思想成为晚清中国一道独特思想风景。“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段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民族危机，救亡国存和民族独立，成为近代启蒙的共同目标。在主权危机和民族危机重压下，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有了新发展，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时代内容。
　　
　　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便是对船山启蒙思想“作很热烈的研究”的杰出代表，可以说谭嗣同是在船山启蒙思想直接影响下走向变法道路的。谭嗣同少时就服膺船山之学，日夜与船山遗书为伴，他深受船山民族思想、“日新”哲学、文明进化思想、人欲解放思想等的影响，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只有船山思想最具启蒙意义，“文至唐已少替，宋后几绝。国朝衡阳王子，膺五百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他视船山启蒙思想为“春雷”，中国要从封建专制的黑暗冬夜中解放出来，必须要以船山启蒙思想轰响昏睡的中国，他泣血呐喊：“昭苏天地万物曙，要凭南岳一声雷。”他怀抱大义至上的船山精神，义无反顾走上断头台，成为为民族复兴的“第一烈士”。
　　
　　继谭嗣同之后，在船山思想影响下杨毓麟、陈天华、唐才常、蔡锷、黄兴、宋教仁、杨度等一大批革命斗士，他们前仆后继，革命救国。戊戌变法，湖南最先；辛亥革命，湖南最力。湘人在近代中国的崛起，湖南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巨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思想觉醒之根就在船山启蒙思想。
　　
　　戊戌变法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变法虽然失败，但却为更大更猛烈的社会变革准备了思想前奏。
　　
　　近代启蒙运动有一个显著特点，无论是维新志士，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都高扬船山启蒙思想的旗帜，尤其是船山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成为民族觉醒的聚焦点。他们先后吸取和高扬船山民族爱国主义和启蒙思想，并镕铸为各自的批判武器，去冲决传统网罗为民族复兴寻找新路。
　　
　　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启蒙先驱的大力弘扬，船山启蒙思想已经“灌输到国民‘下意识’里头，碰着机遇，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
　　
　　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辛亥革命，船山思想启蒙“其力极猛”。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高扬船山这面思想旗帜，因为船山启蒙思想集中体现了强烈的民族爱国主义。在近代主权沦丧、国运衰败、民族存亡的危难时期，唯有强烈的民族爱国主义才能唤起民心、觉醒民族，以图复兴中华之伟业。
　　
　　孙中山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革命领袖，在他看来反清排满、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强盛中国，首务是高扬民族主义旗帜。1905年，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发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宣言就以船山等人的民族精神作为民族复兴的思想旗帜的：“维我黄祖，恒恒武烈，戡定乱祻，实肇中邦，以遗孙子。有明之世，遭家不造，觏此闵凶，蕞尔建虏，包藏祸心，乘间窥隙，盗窃神器。沦衣冠于豕鹿，夷华胄为舆台，遍绿水青山，尽兽蹄鸟迹，盖吾族之不获见天日者二百六十余年。故老遗民如史可法、黄道周、倪之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人，严春秋夷夏之际，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族，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或遭屠杀，或被焚毁，中心未遂，先后殂落。而义声激越，流播人间，父老遗传，简在耳目。”这是近代民族复兴的第一部政治宣言书。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视船山等人为民族复兴精神先导，以其民族爱国主义为号召，他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旗帜，反清排满，鼓吹革命。章太炎是同盟会思想家，他对船山推崇和宣扬最力。他认为明末三大儒都有启蒙思想，三人都对近代中国变革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影响最大、最有“光复之绩”的，只有船山一家，“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愞，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矣。”。当年的辛亥志士后为新儒家的熊十力在分析船山启蒙思想对辛亥革命影响时，就慧眼独识以文明进化来其提升民族爱国主义，他说：“清季学人，都提倡王船山民族主义。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响极大。然船山民族思想，确不是狭隘的种界观念。他却纯从文化上着眼，以为中夏文化是最高尚的，是人道之所以别于禽兽的，故痛心于五胡辽金元清底暴力摧残。他这个意思，要把他底全书融会得来，便见他字字是泪痕。然而近人表彰他底民族主义者，似都看做是狭隘的种界观念，未免妄猜了他也。他实不是这般小民族的鄙见。须知中夏民族原来没有狭隘自私的种界观念；这个观念，是不合人道而违背真理、且阻碍进化的思想，正是船山所痛恨的。”熊十力认为船山的启蒙之功，不仅在于其卓绝民族爱国主义思想，更在于其超越的文明进化思想。船山启蒙之功居功至伟，就在于船山民族爱国主义是建立在文明进化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这就具有了永久的力量。这是熊十力对船山启蒙思想的深度发掘。
　　
　　辛亥革命后，船山思想的影响也从单纯的“光复之绩”转向“新天下”思想启蒙和学术建设。湖南为弘扬船山思想，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以船山命名的“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刘人熙在创办《船山学报》时，开宗明义阐明以承继船山民族复兴之志，以船山精神去革新天下，振兴中华，他说：“《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黄帝四千六百九年，武昌一呼，南北响应，此岂一手一足之烈，亦岂适逢其会之数十人所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哉！民国已创建矣，继自今幸而建设日新，奠槃石苞桑之固，凡我同胞，皆食数圣人之旧德与历代逸民遗耉忧患之所饷遗也，故曰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居不幽，志不广，思不深，志不远，众人不忧而圣人忧之，有圣人之忧而火尽薪传，得多数之志士仁人以分其忧，而因以导众人之忧，令国家危而不亡。”刘人熙看到辛亥革命后政局混乱，外强欺凌，政府昏愦，民生凋蔽，民国的理想并未实现，反而为袁世凯等篡夺革命果实，中国依然危机重重，民族兴亡的矛盾更是突出。他以独到的历史眼光，认识到中华复兴大业远未完成，一切仁人志士应高扬船山的忧患意识和“独立精神”，忧国忧民，“多难兴邦”，他坦明心迹，中华民族要自强于世界、中国要独立于世界，有必要大力弘扬忧国忧民的船山思想，他说：“独立之国，不可无独立之教育；独立之教育，不可无独立之学术；独立之学术，不可无独立之精神。不侫湘产也，在湘言湘，顾与湘人士昌明正学，以新吾湘；又民国之一分子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刘人熙视船山精神为自强民族之“独立之精神”，船山学术为自强中国之“独立之学术”，希望通过研究和推介船山之学和船山精神，去实现“新天下”的目标。
　　
　　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与社会变革历经艰难的过程，始终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艰难地探索前行着，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碰撞结合在一起时，民族复兴才呈现出东方日出的壮丽景象，呈现中国梦的世纪绚丽景观。
　　
　　四
　　
　　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世纪，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崭新世纪。
　　
　　历经一百多年民族复兴的艰难奋斗，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自信，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
　　
　　民族复兴从本质上讲是文明的复兴、文化的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需要强大的文化内聚力的。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使命。
　　
　　船山思想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范式，船山思想与现代文明接轨是当下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任务。自“五四”运动以来，批判传统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由于向西方学习，“西化”也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船山思想，都在“西化”冲击和挤压下成了一种文化遗产，也仅仅是具有历史价值，而失去现实意义了，这对于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三千年儒学传承的文明国家而言，是一个十分令人纠结的事情。历史不是死去的过去，而是活着的未来。历史是一个传承过程。用船山话讲：“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叠叠以此而生。”从“过去”到“未来”，这就是历史，“过去”与“未来”联结在“现在”，这需要传承。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历史的传承。当然传承不是固守传统、死守过去，而是批判继承，创新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今世界，我们既要打开国门，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善于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更要坚持文化自信，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精华。弘扬船山精神，光大船山思想，是传承和复兴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应有之义。船山精神与民族精神根脉相通，船山魂与中国梦息息相连。我们弘扬船山精神，就是要弘扬其民族至上的爱国精神、力行求真的求实精神、“埋心不死”的奋斗精神、“变化日新”的创新精神。我们弘扬船山思想，就是要与时俱进弘扬其立足传统又超越传统的思想精华。
　　
　　现代新儒家代表熊十力极力推崇船山之学，他认为船山思想的现代价值在于“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以“尊生”、“明有”、“主动”、“率性”提炼船山思想的现代意义。唐君毅则认为船山之学总括了中华文化学术传统，他说：“而在中国欲救清儒之失，不以考证遗编，苟欲民生为已足，而欲建立国家民族文化之全体大用，则舍船山之精神，其谁与归。”冯友兰、萧萐父、任继愈等国学大师都认为船山之学对传统文化作了批判总结，形成了传统文化发展的思想高峰。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重视文化传统的民族，五千年文明传统、三千年儒学传统，这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本根所在，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日新”发展命脉所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新文化，是当今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一大任务，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使命意识和创新精神，开出了一条传统文化发展的新生路。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事业一个重要课题。船山思想不仅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具有“日新”的当代价值。船山许多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既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现实价值。
　　
　　一是船山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是民族自强的精神根基。民族爱国主义是船山思想“大义”所在，也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民族爱国主义是对祖国、对民族的一种深深感情，是民族和国家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延续五千年文明、传承三千年儒学文化传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着爱国主义的精神传承。从屈原到王船山，这是传统爱国主义的典型代表，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魂。船山爱国主义的经典意义在于，他一生怀抱崇高的民族节气，忠于祖国、忠于民族，为民族复兴艰难奋斗；他一生大义至上，历经磨难，始终坚持民族气节，自觉担当复兴民族的历史使命，以世人难以想象的“贞固”与卓绝捍卫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以绝笔峥嵘的方式坚守民族精神家园，船山爱国主义立足传统又超越传统，他不仅在行动上践行爱国主义，更在理论上提升了爱国主义，以民族大义至上和文明发展至上总括爱国主义，使传统爱国主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认识，并成为近世民族觉醒的思想旗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贯穿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革命的主题，民族爱国主义是觉醒民族、聚合民心、集合民志的强大精神支柱。船山所代表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对于中国而言，永远不会过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民族爱国主义的精神支撑，否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会失去强大的精神动力。当然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文明进步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船山所代表的传统爱国主义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狭义性，其狭义的忠君爱国与夷夏观已与时代相悖，其中的封建糟粕理应抛弃，但船山所提炼升华的“民族大义”思想却可以构成我们现代民族爱国主义一块理论基石，传统爱国主义的现代转化，船山大义至上的爱国主义现代阐述，那就是国家利益高无上，民族利益至高无上，民生利益至高无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这种大义至上民族精神的历史呈现。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继往开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选择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我们需要高扬民族爱国主义这面思想旗帜，让东方辉煌呈现出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发展最壮丽的景观。
　　
　　二是船山“变化日新”思想是中国创新发展的思想动力。船山“日新”思想的本质就是变革发展，创新发展。船山之学贵在“六经责我开生面”，立足传统，又开新传统；批判总结传统，又超越创新传统。船山思想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主“动”、求“变”、贵“新”。中国近世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死抱传统，自我封闭，固守成法；中国现代之所以崛起，根本原因在于变革发展，戊戌变法是冲破封建传统的一次“量变”，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次“质变”，新民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变革的一次质的飞跃。可见变革创新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船山“变化日新”思想表现在宇宙自然规律，便是“与时偕行”，宇宙万物要与自然规律相合，顺应四时变化；“变化日新”思想表现在人类世界和社会历史，便是“趋时更新”，“道随器变”，历史发展不能死守传统，社会进步不能固守成法，社会是在变革中不断进步的。“变化日新”思想表现在人生领域，便是“性日生日成”，是“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宇宙生命的活力在于自然的变化日新，社会发展的活力在于人类活动的变化日新。船山又以“日新富有”来概括人类变革创新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盛况。船山的“变化日新”思想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真知灼见，而且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在当代的崛起，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就是改革开放的变革创新的结果。如果我们还是照搬苏联模式，固守计划经济体制，甚至还“以阶级斗争为纲”，每隔七、八年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无法实现。中国的改革，是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创新。正是这个变革创新，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又与世界接轨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全面解放社会生产力，促使经济迅猛腾飞，为民族复兴打下强大的物质基础。今天，我们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创新激发活力，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观念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及全面创新引导中国转型发展，从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船山的“变化日新”到今天的创新发展，我们可以触感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脉跳，正是这种脉跳让中华民族有了永恒的生命活力。
　　
　　三是船山“人欲即为天理”是人的解放的生命动力。中国近现代革命从根本上就是人的解放。辛亥革命以“三民主义”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国，但民国不“民”，革命并未成功，人民依然遭遇三座大山的重压，普遍挣扎在极度贫困之中。新民主义革命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首次以土地革命的方式实现人民的大解放，但长期推行极“左”路线，实行计划经济，人民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全面解放生产力，人民迅速脱贫致富，国家迅速繁荣富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实质上是人的解放的巨大成功。中国人的解放，首要问题便是“人欲”的解放。解放“人欲”，通俗讲，就是解决人的吃饭问题，人的生存问题，本质上是解放社会生产力。计划经济产生的“短缺”经济，人民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导致人们普遍吃不饱、穿不好，“人欲”的正常需要受到普遍压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1978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从土地问题入手，目的就是要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也就是要解决最基本人欲（生存）问题。随后的商品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改革，全面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社会迅速由温饱向小康发展。中国社会从压抑人欲到解放人欲，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正如船山所言,“人欲之各得，天理之大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满足社会所有人的生活之需要，那就是“大同世界”，就是天理的意义所在，船山这个思想十分深刻。三百多年前，船山就认识到解放人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以“人欲即为天理”来肯定人欲的合理性，认为人欲本质上是人的生命权、生存权，这个生命权、生存权是天生的，是谁也不能剥夺的。这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近代启蒙价值的“人权”观。天之生人，即为天理，人欲是人之“生之理”，是天理生人的必然表现，是宇宙化生规律客观表现。船山把人欲上升至天理的高度，实质上是高扬人的解放，冲破中世纪禁欲主义网罗。我们可以发现，对合理人欲（公欲）的满足，不仅可以实现民生幸福，更能释放人的创造激情和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难能可贵的是，船山倡导人欲解放，有着明确的“存公理，去私欲”的价值导向，既明确反对禁欲，禁欲违背人性、有害人生，破坏天理大同；又坚决反对纵欲，纵欲放纵人生，扰乱人生与社会和谐。人生与社会和谐发展，理欲必须有机统一，相互协调。欲为基础，欲中见理；理在欲中，欲中求理；理以导欲，理欲协调。船山理欲合性、理欲协调思想对当代人的解放仍然具有理论借鉴意义。当今市场经济发展和受西方价值观冲击，中国社会面临诸多无法回避的消极东西，在金钱至上、利益至上、享乐至上的市场环境中，人欲横流、人欲泛滥正在严重影响中国的文明崛起。因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人文关怀与利益原则如何协调发展，成为我们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重要课题。
　　
　　此外船山的文明进化、文化自信、知行并进、义利并举等思想，同样具有超越传统的现实意义。
　　
　　船山是一位在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伟大思想家，在中华文明的思想传承中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船山精神和船山之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
　　
　　三百多年前，船山终其一生历经磨难，“续梦”难成，却“噩梦”不断，但他“埋心不死”，孤心独运，孤忠独抱，潜心著述，绝笔峥嵘，“圆梦”民族复兴，实为“中国梦”思想先声。
　　
　　（熊考核（1955-），男，湖南衡阳人，衡阳市船山学会会长；王柏新（1959-），男，湖南衡阳人，衡阳市社科联主席。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