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湖湘文化的主要代表与高端标志——船山思想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问题，一直是近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早在1982年在衡阳召开的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国内学术界的一批著名学者，如冯契、方克、萧箑父等中哲史大家，都对王船山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其中对王船山哲学思想评价最高的要数已故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任先生在这次大会发言中指出：“王夫之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王夫之建立的唯物主义体系达到了封建社会哲学的高峰……宋明理学家称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家’其实，这个赞语，用于王夫之更恰当。”船山“所建立的哲学体系及见识的深度和视野广阔远远超过了朱熹。”任先生认为，船山不仅创造了中国哲学史的新高峰，而且，“纵观世界哲学史上的一切唯物主义流派，都没有达到王夫之所能达到的水平，更不用说超过了。”任先生以17世纪为坐标系，不仅从中国哲学史的纵向对比中，而且从世界哲学史的横向对比中，肯定了船山哲学是“世界封建社会哲学的高峰”，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王夫之在中国哲学史上地位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曾站在中国封建社会时代人类认识的最前列，正确地提出并解答了当时的哲学问题，达到了当时人们所能达到的最正确的认识水平。就这一点来说，他是伟大的，他的历史地位也是不朽的。”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国内大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船山思想研究已形成颇大的规模，有关学术成果也不断涌现，相映生辉。但与船山思想的崇高历史地位与巨大历史作用相比，仍有继续深入挖掘、研究创新，特别是广泛普及宣传的必要。为此，本文拟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新阐释。
　　
　　一、以船山思想为引领的湖湘文化代表了中国近代的先进文化
　　
　　在近30年来关于湖湘文化的热烈讨论中，国内学者大多认为湖湘文化具有这么几个重要特点与优点：即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重经世致用，务实践履，吃苦耐劳的“霸蛮”精神，敢为人先，等等。这一般来说都是对的，但尚不足以充分说明湖湘文化作为统一的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地域文化与中华其他域文化（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江浙文化等）的显著区别之所在，因为这些特点在其他中华地域文化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更不足以说明为何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出现了“惟楚的才，于斯为盛”、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历史奇现。现仅举“爱国主义精神”来说明这一问题。“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共同优秀品质，在20世纪初的中国各地却表现为不同的运动形式。以1900年为例，这是20世纪的开局之年，也是新旧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关头。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北方的山东、河北等省，表现为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南方的两湖诸省（主要为湖南的唐才常等人所领导）表现为悲壮激烈的自立军起义。义和团运动虽然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但喊出的口号却是“扶清灭洋”，表现的形式是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与盲目排外色彩，“霸蛮”地以旧式长矛大刀甚至血肉之躯去抵挡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这种缺乏统一组织与领导的自发的农民暴动，由于缺乏先进思想文化的引领，自然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只能成为封建顽固派争权夺利、以逐私欲的工具。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勇则勇矣，但却无救于中国败亡，反而招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使中国陷入更深重的民族灾难。而湖南唐才常等人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则是反映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前进方向。尽管自立军起义还没有完全摆脱改良主义的政治范畴与保皇色彩（如保光绪帝复辟），但却明确提出了“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树立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并宣布：“所有清国专制法律，一概废除。”明确地提出了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要求。自立军起义上承戊戌变法，下启辛亥革命，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历史前进运动中的重要一环。
　　
　　同一时间中国南北两地（两湖地区与山东、河北地区相比较）的社会运动为何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这自然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原因。如果从思想文化方面来分析，说明此时的湖湘文化已领先于同一时期的齐鲁文化与燕赵文化。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社会心理层面来分析，湖南士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精神及自发表现的排外情绪，并不亚于同样可以说，没有先进的思想文化，就不会有先进的社会运动。从1840年中国步人近代以来，从魏源开始，先进的湖南人始终站在中国历史变革的最前列，始终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挥了历史前进火车头的作用。仅以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与自立军起义进行比较，即可以看出这种地域文化在当时发展水平的高低之分。从民风、民气、民心、民俗等低水平山东、河北等省的士民。从1860年到1910年，湖南就发生大小教案达30余起，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888年周汉所发起的反洋教运动，使湖南成为外国传教士心目中的“铁门之城”。这说明，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中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南北各地都一样强烈，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南北两个运动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思想差异，主要是这两个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具有不同的文化素质与政治目标，领导自立军起义的唐才常、林奎、秦力山等人是已自觉接受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主张用“西学”、“西政”、“西法”、“西教”来改造中国的“旧学”、“旧政”、“旧法”、“旧教”的激进知识分子；而义和团运动的领导人大多是一些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或无业游民，他们以“扶清灭洋”为号召，以愚昧、落后的宗教迷信为精神武器，如用“画符”、“念咒”、“请神”的方法来炼就刀枪不入的“神拳”，驱使团民用血肉之躯去抵挡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在这种愚昧落后的思想文化引领下的群众运动，只能演出中国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历史悲剧！
　　
　　再从高层次的精英文化层面来看当时的义和团与自立军运动。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发源于山东，兴盛于河北，蔓延于山西、河南、内蒙等整个北方数省。山东是我国孔孟儒家学说的发源地，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稷下讲学之地，在这里集中产生了最灿烂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哺育了疆域辽阔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种地域文化，是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中国各种地域文化的共同源头。为什么这时山东、河北社会运动的思想纲领却比两湖地区社会运动的思想纲领显得愚昧、落后？这主要是因为：河北（当时称直隶）是中国首都北京所在地，而北京却是当时中国封建统治的中心与顽固保守派的大本营，他们顽固地拒绝与扼杀一切进步新思想与新事物的萌芽与成长。这些封建顽固派打着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死命困守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落后最腐朽的封建性糟粕，布下了维持“三纲五常”、“一姓之私”的天罗地网，使本来文化一直发达领先于全国各地的京畿地区及附近各省成为中国文化的落后之区。而远离封建统治中心的南方各省如湖南、广东等省，反而成为中国思想最活跃、最开放的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人才之渊薮”。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从来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文化中心与永恒不变的先进地区。这种文化中心与发达地区是随着各种复杂的原因不断转移和变化的。而且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又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一般来说，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文化也相应较为发达，但二者并不一定永远同步。历史上有许多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却超过了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如18世纪末，经济上落后的法国在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水平上却超过了当时经济最发达的英国，产生了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这样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19世纪中叶，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裂的德国，却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最伟大的思想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文明最先进的思想文化体系。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自唐末、五代特别是两宋以后，随着北方少数游牧民族不断大规模地南侵，中国文化就开始出现了不断南移的现象。而且随着两宋以后私人讲学的兴起与大批书院的建立，文化也开始出现从官方垄断到大量下移、扩散、普及的情况。尤其是北宋灭亡之后，大批士人南渡，中国文化中心已经移到南方，在南宋初年湖南长沙出现了极一时之盛的湖湘学派，成为中华文化传承扩散的一大重镇，使湖湘文化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开始在中华文化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对湖南以后几百年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南宋时期产生的湖湘学派在中华文化丛林中开始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话，但她尚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最高峰，更未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如果要找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标志性高峰的话，那只能是居于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其最新发展成果——“程朱理学”，亦称“宋明理学”。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则不仅代表了儒家思想发展的新高峰，也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新高峰，成为统治中国思想学术界几百年的官方哲学。
　　
　　但是，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湖南却产生了一位创高峰的伟大思想家——王船山。王船山在明末清初历史鼎革时期，在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复杂、尖锐搏斗时期，览古鉴今，“坐集千古之智”，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伟大创新精神与忘我奋斗精神，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孔孟儒家到老庄道家、申韩法家、孙吴兵家，以至于墨杨、阴阳、纵横、医农、格致、天文、地理等百家学说，都进行了一番“入垒袭辎”、“穷深研几”的研究与阐发，“创立了一个以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以辩证分析为思想方法，以民主启蒙为重要特征，以民族至上为核心内容的空前博大的思想体系”。可以说，船山学说代表了三百多年前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代表了中国古典哲学思维的最高峰，代表了中国古典文明的优秀思想精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没有自己的长处，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智慧、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那么中华民族早就被异常强大的东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所征服而彻底沦为它们的殖民地，而衰老的中国文化也将被“全盘西化”而失去自己的“球籍”。但是，在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与东方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一系列野蛮侵略战争中，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被征服，而是通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而英雄般地站起在地球的东方；同时，在这场“西学东渐”的中西文化大碰撞、大冲突、大交流中，中华文化也并没有被“全盘西化”，而是实现了中西文化的空前交流与融合，实现了中国文化从古代到近代与现代的转型，实现了中国优秀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空前结合。特别是在彻底改变中华民族悲惨命运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与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与代表者毛泽东，又正是产生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地灵人杰、群星灿烂的湖南人才群体之中，成为中国近几百年来最辉煌耀眼的巅峰级人物！
　　
　　为什么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只产生在中国的湖南，而不是产生在中国的其他省份？毛泽东思想产生的伟大民族根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湖湘文到底有什么渊源关系？对此，我在《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一书中已作了颇为全面详细的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再去翻阅此书。我在此书中指出：“从整个中国文化宏观系统来考察，毛泽东思想产生的伟大民族根源，自然应上溯到《周易》、孔孟、老庄、孙吴、诸子百家。但是，从更直接、更密切、更现实的300多年湖湘文化的思想发展线索来看，其最直接的逻辑出发点，其掀起近代一系列思想变革的总阀门，无疑是‘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的船山思想。”这就涉及船山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问题。
　　
　　关于船山学说传承与发展中国古典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巨大作用，早在王船山生前，在汉族人民遭受满族入侵与残酷摧残的历史灾难时期，就已经有人看到并明确指出来了。这就是顺天大兴人刘献廷，他曾经游历湖南，结识船山并认真研读过船山的一些手稿本，并在其所著《广阳杂记》中高度评价船山学说道：“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刘献廷把船山学说看成是“洞庭之南”即整个中国南方地区保存民族生气（“天地元气”）、传承华夏文明（“圣贤学脉”）的唯一生命线（“仅此一线耳”），表达了对船山学说复兴中华文化与大汉民族的巨大希望。这可以说是在船山生前对其学说的最高评价。近二百年后的清朝同治年间，湘军首领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邓显鹤之后再次大规模刊刻《船山遗书》，从封建立场上结予船山学术以很高评价，从而使《船山遗书》得以在全国广泛传播。其中特别指出的是湘军的核心幕僚人物，中国近代第一位驻英、法大使郭嵩焘，他从新的时代需要出发，给了船山以更高的历史评价。他认为，在船山这位大师面前，“汉宋诸儒齐退听”，即“汉学”．“宋学”的那些大家们没有一个比得上船山的。他还说：“至于析理之渊微，论事之广大，千载一室，抵掌谈论，惟吾朱子庶几仿佛，而固不逮其精详。”即论学说的深渊博大，只有朱熹可与船山相仿佛，但朱熹也比不上船山论事说理的“精详”。郭嵩焘对船山的史论著作更为推崇，认为“船山王氏《通鉴论》、《宋论》，通古今之变，尽事理之宜，其论人与事，务穷析其精微，而其言不过乎则”。并认为“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可见，在郭嵩焘的心目中，王船山是继孔、孟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郭嵩焘是中国近代第一位驻欧使节，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批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从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全方位地学习与引进）的杰出思想家。郭嵩焘出使英法归国之后，尽管他此时已亲眼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远远超过中国，但仍然一如既往地推崇船山、弘扬船山学说，这说明，此时的郭嵩焘已是从中西文化对比与交流的高度，看到弘扬船山学说与复兴中华文化的内在价值。其后，戊戌变法的杰出思想先驱谭嗣同同样高度评价船山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认为“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把船山思想看做是中国近五百年思想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在接踵而来的辛亥革命中，船山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从戊戌维新中的改革先驱到辛亥革命中的革命英杰，几乎无不敬仰船山，几乎都是在船山爱国主义与民主启蒙思想的启迪与激发下，积极参加维新变法，接着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辛亥革命。所以，民主革命思想家章太炎高度评价船山思想说：“船山学术，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原木本，端在于斯。”可见，中国近代的一些思想想大家，从湘军领袖人物，到戊戌变法的思想先驱、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都对船山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致认为船山思想是中国明清以来学术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对中国近代的社会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与引领作用。这充分说明，以船山思想为核心内容与高端标志的湖湘文化，成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近代最先进的文化。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全面涉及船山的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下面准备略为介绍一下船山的哲学思想。
　　
　　二、站在世界哲理思维最高峰的船山哲学思想
　　
　　在船山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最灿烂辉煌的是他的哲学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船山的唯物论、认识论与辩证法思想
　　
　　首先，在唯物论方面，船山通过对“理气”、“道器”、“名实”、“体用”、“能所”、“神物”等范畴的全面剖析，多层次、全方位地批判了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主、客观唯心主义思潮，牢固地建立起“气—元论”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特别是他所深刻阐述的“即事穷理”、“即物穷理”，“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唯物主义哲学命题，直接开启了近代湖南“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想的先河。船山在论述世界物质性的同时，还首次揭示了物质不灭原理。船山以“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炎、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以及“一甑之炊，湿热之气”与“汞见火则飞”等实验事实，充分论证了客观世界的各种物质形态只有“聚散”、“幽明”的变化，而其本身没有“生灭”，其数量也不会增加或者减少。船山提出的这一物质不灭原理，“比俄国的罗蒙诺索夫要早80多年。”
　　
　　第二，在认识论方面，船山既深刻批判了朱熹的“圣人生知”与“知先行后”说，也尖锐驳斥了陆九渊、王阳明等人“销行以归知”的“知行合一”说，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力行第一”的实践观：“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并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兼行”；“行焉可以得知之效，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知行始终不相离”，并特别强调了在“学”、“问”、“思”、“辨”、“行”这一认识过程中的五个环节，“第一不容缓，则莫如行。”通过这些精辟的哲学命题，船山全面论证了“行”是“知”的来源，也是“知”的目的和发展动力；同时也论证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和“行”对“知”的检验作用，深刻地揭示了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知行并进”、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循环往复，“日进于高明而不穷”的发展过程。“船山的知行统一观，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产生以前，可以说达到了世界历史最高水平。”
　　
　　第三，在辩证法方面，船山首先提出了“太虚本动”的哲学命题，并以“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等精彩命题，深刻地揭示了运动的绝对性与静止的相对性的辩证关系。而这种运动、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就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内部所固有的“阴阳”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互相依存、互相斗争、互相转化的结果：“盖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动静者即此阴阳之动静。”“阴阳充满乎两间，而盈天地之间惟阴阳而已矣。”这实质上是说明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充满着阴阳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这种阴阳互为矛盾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自太和之气而推之，阴阳之分自此而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故独阴不成，孤阳不生”；“天地之化，人物之生，皆具阴阳二气……阴亦有阴阳，阳亦有阴阳，非判然二物，终不相杂之谓。”极其精辟深刻地论述了客观世界阴阳矛盾的普遍性。同时，船山也通过“一万”、“同异”、“常变”等范畴的阐述，多层次、全方位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及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即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从思想方法上提出了一整套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同异分类论”，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水平。例如，船山在论述客观世界矛盾的特殊性时，提出了这样一些精彩的命题：“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并作了这样生动的譬喻：“大木之叶，其数亿万，求一相肖而无毫发之差者无有也。”这一哲学观点，比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世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黑格尔的“凡物莫不有异”、“天地之间没有两个彼此完全相同之物”等同类命题，至少要早30年至50年。船山还以“合二以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的哲学命题，全面展开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这一哲学命题，实质上已包含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哲学界所曾发生的“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两个口号之争的基本内容，但船山并没有将“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截然分开，尖锐对立，而是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认为“合二以一”是“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的，是一个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充分说明了世界既是无限可分、千变万化的；又是高度统一、综合有序的：“合者，阴阳之始本一也，而因动静分而为两，适其成又合阴阳于一也。”船山既高度肯定了矛盾的斗争性，特别是爆发式飞跃在事物发生质变时的革命性作用；肯定在社会变革中“汤武革命”、“当革之时，行革之事”的正义性、必要性与必然性。同时也肯定矛盾斗争性的结果必然形成新的平衡、统一与和谐，即新的统一体。船山亦用“相反相仇则恶”来说明矛盾的斗争性，用“和而解则爱”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认为“爱”与“仇”的相互作用，即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对立统一，是推动世界不断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存神以合湛，则爱恶无非天理矣。”“乃其究也，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然终不能不取物以自益，和而解矣。”“和而解则爱。”在解决矛盾的方法与途径中，船山辨析与批判了“物极必反”这种单一的刻板的形式，创造性地提出了“未极而反”、“反者有不反者存”等多种形式，高度肯定了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与聪明才智，控制矛盾的恶性发展，促进事物的良性发展，妥善解决矛盾，以形成新的和谐统一体的极端重要性。船山在论述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时，还提出了“天地之化日新”、“新故相资而别致其新”、“由其致新而言之，则死亦生之大造矣”等哲学命题，论述了“新陈代谢”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并深刻论述了事物的量变与质变、渐变与突变、必然变化与偶然变化、宏观变化与微观变化、前进性变化与后退性变化、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质日代而形如一”）等一系列关于“变”的哲学问题，使从《周易》所开创的“变易”哲学生发出新的万丈光芒。船山这一系列别开生面的精辟论述，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我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同样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那么，同样可以说，船山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民族思想来源之一。我在《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的《哲学篇》小结中就已指出：“本篇从实事求是、知行观、矛盾观三个方面，分析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王船山哲学思想之间内在的历史与逻辑的联系。从中国哲学史来看，无论在船山之前或之后，没有任何哲学体系在以上三个方面，与毛泽东哲学体系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与内在的逻辑一致……‘自然科学经典著作的生命力，恰好表现在整个科学的历史进程之中。它的进步是以‘大盒子’套进‘小盒子’这种方式进行的。’作为哲学思维的理性成果也是如此，它也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是不能被消灭的东西’，‘它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果——船山哲学，同样没有被消灭、被抛弃，而是作为‘小盒子’被套进了毛泽东哲学这个‘大盒子’之中。我们今天能够将船山哲学思想的精华，从其浩繁难懂的著述中集中地发掘出来，主要还是依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把钥匙，才能打开船山哲学宝库的大门。”“从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确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哲理思维的光辉结晶，凝聚了无数民族先哲与亿万人民三大实践的智慧，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这是外在的民族语言形式与内在的历史逻辑联系的奇妙的统一。从唯物论方面来看，中国古代的‘气—元论’，经过从王船山到毛泽东的发展，升华成为‘实事求是’的崭新的科学辩证唯物论。从认识论方面来看，中国古代的‘知行观’，经过从王船山到毛泽东的发展，一跃而成为‘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从辩证法方面来看，中国古代辩证法中的阴阳并立，相反相成；整体把握、执两用中；强调内因，刚建主动；一分为二，阴阳互补的传统思维模式，经过从王船山到毛泽东的发展，一跃升华为崭新的唯物辩证法，成为中国人民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一飞跃的过程，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话的灵魂彻底改造和更新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过程。这既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一次最成功、最辉煌的结合，从而结出了中国近代100多年来第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胜利之果！我们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既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民族特色融合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彻底改造、代谢更新的过程。”
　　
　　（二）船山的朴素唯物史观
　　
　　在历史观方面，船山同样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创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新史观与新的史学体系。嵇文甫先生认为船山史观是一种具有进化论思想的“新天理史观”。侯外庐先生则进一步认为：“船山的进化历史观，是近代启蒙学者的眼光……在欧西近代史学未输入中国之先，船山的创见可称为‘破天荒’。”任继愈、方克等著名中哲史专家都一致高度评价船山的历史观是一种“今胜于昔”的进化史观。而对船山历史观给予最高评价的是徐泰来先生，徐先生在198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船山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发言，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把历史安置在什么基础上（是安置在物质的基础上，还是安置在意识的基础上？），对船山史观与古今中外的各种历史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推翻了理论界一个相沿成习数十年的“权威”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极其大胆地提出：王船山史观是一种“唯物史观”，是一种“远远高于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历史观，而又远远不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形态，船山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雏型。”徐泰来先生在充分消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船山史学鞭辟入里的再发掘、再分析，从六个方面论证了船山史观所具有的唯物主义内容：（1）船山看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它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国家的治乱存亡都有其自己的规律，即使圣人也不能违抗，而只能遵循它。（2）船山把历史发展的动因归结为“天”，而“天理”即“人欲”，即人类共同的物质生活需要；“天之视听”即是“民之视听”，“民心之大同者”即是“天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把人类共同的物质生活需要，看作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因。（3）船山注意到人的物质生活方式对社会进步的决定作用，拿“火食”、“粒食”作为人类从野蛮蒙味状态进化到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与标志；他早于达尔文两百年认识到人类祖先是从“植立之兽”进化而来的，创立了一整套历史进化论。（4）船山论证土地所有制的变迁，最早是没有财产私有制的时代，从西周开始发展为建立了私有制的时代，到汉代以后是人民自己可以有私有土地的时代。土地所有制是古代社会的生产资料和财产，也是古代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方面。以物质生产资料和土地所有制区分时代，这就算唯物主义历史观了。（5）船山认为一切要以条件、时间和地点为转移，不容许有什么最高形态可以随心所欲，要求人们进行活动时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墨守陈规，不知改革，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设身处地以求其实，不可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功罪。（6）船山对先秦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唯心史观，如先秦的“王霸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汉董仲舒的“三统论”、北宋邵雍的“四会说”，以及宋明理学等，都以唯物主义为武器对他们一一进行了批判。同时，徐先生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船山史观还“远远不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之处：“他（船山）把唯物主义自然观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的多多少少的直观性；他没有马克思那种‘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明确认识；他没有建立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前行的一整套严密的体系；他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他借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理’、‘气’、‘神’、‘鬼’、‘道’、‘器’等等，而没有很好加以改造，他的历史观中还不可避免地残留着一些唯心史观的杂质。”
　　
　　关于船山史观的评价问题，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看法与争议，但我个人完全赞同徐泰来教授的观点，并在1984年发表的《中国朴素唯物史观的历史探索》一文中作了新的探析，该文指出：“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以外，关于船山是否懂得社会质变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我认为，船山不仅看到了自然与社会的量变，也看到了自然与社会的质变。他指出：‘盖天之大命，有千百年之大化，有数千年之时化，有一时之偶化。’认为自然与社会，既有千百年的宏观变化，也有一时一地的微观变化；既有符合客观规律的必然变化，也有一人一事的偶然变化。船山运用这种发展变化观，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行了这样的分期：‘由轩辕迄桀千五百年，禅让之消，放伐变之；由成汤迄汉千五百年，封建之消，离合变之；由汉迄祥兴千五百年，离合之消，纯杂变之。’他在这里所说的从轩辕到夏桀王的一千五百年，是从‘禅让制’过渡到‘放伐制’，实质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从原始部落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由成汤到西汉的一千五百年，‘封建制’逐渐消亡而过渡到‘郡县制’，实际是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从西汉到南宋祥兴的一千五百年，由国内的统一与分裂（合离）的斗争过渡到以民族（纯杂）斗争为主要内容。船山虽然还不懂得按三种社会形态的不同进行科学的历史分期，但他已注意到这三种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时代内容，且在时间划分上也大体符合我们今天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他还指出：‘封建之尽革，天地之大变也。’他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穷则必变’之时，‘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之而后能有所定’。这里所说的‘大变’、‘大反’都是指的社会质变。他认为这种社会质变可以用‘风雷相薄’、‘汤武革命’的暴力手段来实现。他还指出，在这种‘质变’实现以后，社会又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变时期，这有如‘四时之将改，则必有疾风大雨居其间，而后寒暑温凉之候定’，即社会经历一个‘疾风大雨’的剧变时期以后，又进入一个正常发展时期：‘寒暑温凉之候定’，也就是船山所说的‘已变则因’。这就是船山关于社会的量变与质变相统一的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船山论述封建制之所以被革除的根本原因是‘民力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即人民的劳动力已不能负担这种旧制度的重荷。这说明他已触及到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他论述井田制、什一税、乡举里选、寓兵于农、肉刑等各种旧的制度法令之所以最终被历史的发展所革除，都是从这一点来立论的。”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船山作为封建时代的进步思想家，其政治立场虽未从根本上转移到代表贫苦农民利益方面来，但他总结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极其深刻地指出：“聚者有余，有余者不均也。聚以之于彼则此不足，不足者不均也。至于大聚，奚但不均哉？所聚者盈溢，而所损者空矣……土满而荒，人满而馁，枵虚而怨，得方生之气而摇。是以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贪人败类聚敛以败国而国为腐，蛊乃生焉。虽欲弭之，其将能乎？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一切矛盾、斗争的根源都是产生于土地和财产占有制度的‘不均’，都是由于封建统治者残酷的掠夺与剥削——‘聚”，特别是那些横行暴敛的‘大聚’，更加使社会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化，从而造成了‘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这是造成农民起义的最深刻的经济根源。王船山的这一精辟论述，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对中国社会矛盾经济根源的最深刻的近乎科学的理论总结。”船山关于社会历史的这一系列论述，“都是船山超越一切前人的地方，可以说船山的唯物史观已达到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王船山不仅在哲学思想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哲理思维水平的最高峰，而且在经济思想方面也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已经清楚地反映了中国明朝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船山在其史论著作中所提出让百姓“自谋其生论”、“金银富国论”、“通商互市论”、“市场竞争论”等经济主张，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生计自由之说，真若无毫发之差者。卓哉船山！其殆我国最大之计学家，而与斯密东西辉映者乎”！王船山（1619~1692）提出的这些经济思想比亚当·斯密（1723~1790）足足早了一个多世纪，不愧是“呼唤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思想先驱”。在政治思想方面，船山虽然未能达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那样的时代高度，没有像他们那样提出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人民选举”、平等、自由、民主的政治学说，但他却在中国封建专制的严酷统治下勇敢地发出了“天下非一姓之私”、“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君权“可禅、可继、可革”的呐喊，表达了“革故鼎新”、“别致其新”的强烈要求。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船山思想正是中国这种历史发展的思想反映。因此，也可以说，船山思想是一种推动引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内生文化，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最早呼唤资本主义出生权的“具有近代新世界观萌芽”的崭新思想体系。正是以船山思想为主要标志的湖湘文化，代表了近三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先进的文化。正是这种先进的思想文化，在近一个半世纪为湖南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风云人物，从而使湖南近现代出现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历史奇观。我们只有全面了解与充分发掘船山学说的宏富内容，才能真正认识湖湘文化的精髓与精华之所在；我们只有充分认识船山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才能正确认识湖湘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从而更深刻地了解，为什么在近代中西文化的空前大碰撞、大冲突、大交流、大融合中，中国文化并没有被“全盘西化”、失去“球籍”；而是在这种空前的碰撞、冲突、交流中，实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融合（通过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以船山思想为核心内容与高端标志的湖湘文化，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发挥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作用。
　　
　　（作者简介：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研究员。）
　　
　　（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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