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我第一次有机会访问船山先生的故居。当时我尚身为韩国延世大学研究生院的一名博士生，正在写博士学位论文，论文的主题正是船山易学。当时我认为为了准确地理解船山先生的哲学，参访先生亲自生活过的地方，对我非常有用。对我来说，先生的魅力是无以言表的，我很想了解先生生活过的痕迹。
　　
　　打定主意后，通过各方打探，我得知要访问先生的故居必须通过《船山学刊》。因为此次行程没有李安定先生的帮助是无法得以实现，而李先生当时身居《船山学刊》编辑。时到今日，回想起当年参访的情形，如果没有李先生的介绍与帮助，去访问船山先生的故居这件事，不会像当初那样一帆风顺。李先生给我提供了宝贵的车辆，还将冯玉辉博物馆馆长介绍过来当我的领路人。诸如此类，李先生为了我的访问顺利进行，给与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有了李先生的帮助，我作为一个素不相识异邦人，得以了却访问船山故居、去感受先生生前生活气息的愿望。据我所知，李先生后来出任《船山学刊》社长，为《船山学刊》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去访问的当时，船山先生的故居所在的曲兰乡是一个特别落后的地方。通往那里的道路都是土路，而且那里地处偏僻的乡下，交通和其他各方面都特别不方便。在那里我们很难买到所需的食品和其他的东西。可是，我总觉得那个地方并不陌生。可能是由于我对船山先生仰慕已久，使得我对那里的一草一木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再说，我的家乡也是韩国湖南地区的一个乡下。乡下的风景，我自小很熟悉。湘西草堂所在村子外围环绕的群山，和我的家乡几乎没有不同之处。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到处探访。我去了湘西草堂、茱萸塘、观生居，还爬了石船山，还亲自去先生的坟墓进行祭拜。我还和船山先生的后人见面，如果我的记忆没出错，那人的名字叫王鹏。在先生遗物展示厅，我亲眼目睹了船山先生外出时所穿的木屐和所带的雨伞。这些情形，我至今仍旧历历在目。我还特意坐在先生生前使用过的椅子上留了影，我感觉那把椅子上仿佛还存留着先生的一点气息。我在自己的专著《王夫之的周易哲学》的扉页中使用了这张照片。
　　
　　我和《船山学刊》结成的因缘，至今已有22年了。期间，我通过船山先生广涉东方哲学的精髓，也似乎领略到了学人应有的态度。这些经历又激励我在船山易学研究方面不断精进，使得我顺利完成博士期间的学习，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已有专著出版。之后，我以船山哲学为主题撰写了10余篇论文，发表在韩国和中国的学刊上，这里当然也包括《船山学刊》。现在我还登上了大学的讲台，为后学们讲授知识。所有的这些，和船山先生是分不开的。先生是我的私淑老师，又是我的学问上的恩人。我这一生的学习和专研，都在船山哲学里头。
　　
　　2002年，衡阳市主办船山先生去世31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我第二次去访了先生的故居。此时的我已经升为大学教授，我作为一名专家受邀参加了活动。活动期间，我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自己带去的论文（论文的题目为《王夫之哲学的东方逻辑运用》）。这第二次的去访，也使我感到了无比的幸福。我对船山先生的尊敬之心与日俱增。
　　
　　不久前，我完成了先生《周易内传》的韩文翻译，共6卷。这项翻译工作开始于2011年，时隔三年，现在终于完稿了。过去的三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十分艰辛的时光，不过，终于完成这项工作的现在，我感觉很充实。但在一方面，一想到我对这部在三千年东方哲学史上出现的杰作之中的杰作，在翻译当中到底破坏了多少原先的面貌，又不无惧怕的心里。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完美的翻译只是译者美好的愿望而已，越往后我就越强烈地感受到那真的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作为译者，我不得不接受这种令人沮丧的现实。不过，虽然做不到完美翻译，且因此而不得不破坏某些东西，但是，我想比起一个韩文文本都没有，有一个译本，总归是好的。我以这样的想法，来为沮丧的自己鼓足勇气，完成这项工作。
　　
　　下面容我介绍我通过《周易内传》发现并概括出来的船山《周易》的特点。总的来说，船山的《周易》对其读者要求一种深重。其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张载:《正蒙》,｢大易｣)，先生以此视作金科玉律。先生要求读《周易》的人首先要做到正人君子。如果没有具备这个先决条件，只是为了图谋自身利益而进行蓍筮，得来的挂、爻辞的解释就不会适合这个当事人。船山先生以《春秋左氏传》的穆姜为例强调这一点。这就意味着如果不是君子的人，想通过蓍筮而达到的目的，不是“义”而是“利”，这个人就不应该接近《周易》。从这种意义上，先生说到“占义不占利”，又说到《周易》的筮卜是“劝诫君子，不渎告小人”的。换言之，船山先生的易学表明了义理哲学的精髓。在这一点上，先生直接继承了孔子“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等教导。所以，不能不说是深重的。
　　
　　第二，《周易》里面融进了船山先生的一生。先生区分汉族和别的民族，其程度之甚，在我们现在的韩国人看来有些不无过分之感。在“夷夏之辨”上，先生不把周边的别的民族当成平等的人来相待，这一点也是先生比较突出的地方。先生素来持有这样的观点，当先生处在满人统治中原的耻辱中度过一辈子，其所感的挫败感是可想而知的。作为支持自己“夷夏之辨”的证据，先生想当然地提出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先生提出，汉文化的“礼”是人类不同于禽兽的重要标志和人类社会得以运行的重要体制;汉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积累了很多圣贤之教。那么，《周易》就是蕴含所有这些内容的代表。先生看到了恢复中原梦想的渺茫，认为被异民族统治是天意所在。先生在自己的书房挂了一副“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等字样的对联，并把自己余下的一生全部倾注到经典研究之中。《周易内传》就是这样诞生在世上的。所以，先生的《周易》要求读者对其肃然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船山先生对中国经典的渊博知识和造诣完全融汇到了《周易内传》之中。读到《周易内传》的人，马上就会察觉到先生文史哲方面渊博的知识全都融汇在这里。先生解释《周易》，引用了太多的相关内容。13经自不用说，以24史来囊括的中国的历史事件，不断被动员到《周易》的解释当中。因此，读者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背景知识，往往于先生的解释感到不知所云，又如同深陷浓雾当中，迷失方向，或留下隔靴搔痒之感的遗憾。由此原因，面对先生的《周易》，读者自然会感到一种沉重。
　　
　　第四，船山先生的文章，内容过于含蓄，词汇又极其丰富。先生在解释《周易》的时候，将浩瀚的经典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先生这份天才在他的《周易内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对学识不及先生的读者来说，读懂《周易内传》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据说，先生步入耆年，身上小病不断，又为多年痼疾哮喘所累，对其门下的学生已经难于进行亲自讲授《周易》。为此，先生写下了《周易内传》。由先生的天才写就的这本书，内容及其浓缩，语汇十分浩繁。天才、学识不如先生的普通人，读《周易内传》就难上加难了。先生的解释到底不是解释，为了理解先生做出的解释，我们还得学习和研究，以至反复推敲和揣摩先生所说的话。由此原因，船山先生的《周易》，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厚重。
　　
　　在东亚哲学史上，船山的易学蕴含了足够掀起“认识论体系大转变(paradigm shift)”的创意。因为在道气观方面，他改变一直以来的以道为主的世界观，主张气为世界之本体的世界观。先生将这个思想用以精致的逻辑进行演绎，将气哲学的精髓如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尽其一生专攻先生的哲学，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已经觉得很自豪，很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和《船山学刊》结成良好的因缘，得到他们热情无私的帮助，也是我自己三生有幸。《船山学刊》有恩于我，我将永远记在心里。在《船山学刊》迎接创刊100周年之际，我衷心希望《船山学刊》迎来更好的未来，也希望更多的像我这样的学人从《船山学刊》得到有益的帮助。衷心祝贺《船山学刊》创刊100周年。
　　
　　（作者系韩国教员大学校教授）
　　
　　（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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