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船山学社社长 王兴国)

　　内容提要：本人大学毕业后在学术上接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和参加196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前写论文、赴济南接专家、开会时任小组讨论学术秘书、会后整理专家学者讲学稿。文化革命后，我参与了船山学社的重建并且一直担任副社长、社长，参与了1982年以来一系列王船山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1984年至1989年担任《船山学报》主编，学报停刊后我曾力促其恢复，在《船山学刊》创刊后，又先后担任副主编、执行编委、编委会副主任等，长期为刊物进行编辑、审稿工作；在《船山全书》编辑过程中，我曾参与收集船山手稿、马宗霍校勘记，与中华书局联系船山著作校勘稿的转让，对全书的编辑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吾人生也有幸，1961年秋天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工作后，在学术上接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1962年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从此以后，我便与船山和船山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文化革命之后，重建船山学社，召开一系列船山学术讨论会，恢复《船山学报》（《船山学刊》），出版《船山全书》，我都躬与其事。回顾一生中与船山和船山学的关系，感到十分亲切和欣慰。
　　
　　一
　　
　　1961年10月，为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由中国历史学会在武昌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取得了很大成功。会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1890—1966，湖南永州人）与时任湖南考古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谢华（1894—1987，湖南衡阳人）经过商量，共同倡议1962年在长沙举行一次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此一倡议，得到了中共湖南、湖北两省省委的支持，以后又得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大力支持，于是由两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筹备这次会议。当时，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还没有单独建制，而是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个处级机构（只有两三个工作人员），所以湖南方面的筹备工作，主要是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属下的社联和哲学组的科研人员来承担。我在筹备和召开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过程中，主要做了以下4件工作：
　　
　　其一，为会议撰写论文。当时哲学组成立不久，科研人员大多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对船山虽然知其人，但缺乏深入研究。于是时任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兴久（所长是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方克兼任，王是唯一的副所长）便确定由年纪较长的王忠林负责，率领王兴国和杨际平，在开会之前一定要写出一篇文章参加学术讨论会。我们3人集中精力，认真研读太平洋本《船山遗书》。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原著和有关资料，确定研究王船山的辩证法思想。题目确定后，3人分头写题纲。分工之后，又进一步阅读船山所有的哲学著作，并且做分类索引。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初稿完成之后，交由王忠林统稿。此文最后定名为《试探王夫之的发展观》，共分五个部分，分别对船山的动静观、联系观、矛盾观、发展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我在写这篇文章时，虽然所占的篇幅不多，但确实是认真读了不少船山的原著，对船山思想的博大精深有了初步的体会，也为我以后的科研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这篇文章后来以“林国平”的名义提交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且收入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的《王船山学术讨论集》（上册）。后来有人问我，林国平与林增平（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是什么关系，我说林国平是一个笔名，即取王忠林、王兴国、杨际平三个人名字的最后一字。
　　
　　其二，会前赴山东济南迎接专家学者。1962年的船山学术讨论会预定开会时间是当年11月18日至26日。在此之前，山东省于11月6日至12日在济南举行该省第二次孔子讨论会，这次会议邀请了不少全国知名学者参加，而且其中不少人也是船山会已经邀请并答应到会的。可是正当湖南的会议紧锣密鼓地准备迎接京沪等地专家学者莅临时，从济南传来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的电话：一些专家学者在参加济南会议的过程中感到疲劳，不想来湖南参加船山会了。这时，作为会议筹备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王兴久便立即指示哲学组组长曹忠琨和我迅速赶赴济南，当面请求专家学者一定要到长沙来。同时指示我们顺便了解山东方面是如何接待专家和组织这么大型学术会议的经验。我和老曹坐火车连夜赶赴济南，这时会议刚好闭幕，专家学者第二天就要去曲阜孔子故里参观。当时长沙会议邀请的13名外地专家中，有7人在济南参加孔子讨论会，他们是：吕振羽、冯友兰、关锋、金灿然、杨荣国、吴泽、林聿时。我们到济南后不仅逐一对他们拜访和当面邀请，而且陪同他们返回北京，购好飞机票再陪同他们到长沙。到北京后，我找到了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时在《红旗》杂志工作、并且跟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阎长贵，他带我们去关锋家，关锋对我们说，我还给你们邀请了一位客人吴传启。当时，关锋任《红旗》杂志编委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组组长，他和林聿时、吴传启三人紧密合作研究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以“撒仁兴”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名振一时。“撒仁兴”乃“三人行”的谐音。11月17日，专家学者在老曹的陪同下，乘飞机到长沙，而我、阎长贵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一位处长则坐火车到长沙。因为那时候因公坐飞机是有级别限制的。
　　
　　其三，讨论会期间我当哲学二组纪录员。哲学二组成员有潘梓年、关锋、冯友兰、吴传启、范阳、萧萐父、唐明邦、方克、陈学源、朱凡、王忠林、吴立民、阎长贵等30来人。1962年11月19日下午和20日上午，哲学二组围绕船山的认识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冯友兰重申他前一天关于船山在心与理的关系上未超过朱熹的观点。他当场拿着《读四书大全说》原著（太平洋本），分析了船山在其卷一所讲格物致知一段话，认为“吾心之知有不从格物而得者”等语，和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之说相同。船山所谓“无心外之理”，即朱熹的“心具众理而应万事”；所谓“人有理外之心”，即指有些心不能循理，因而，和朱熹一样，在“知觉运动”的“人心”之上讲“仁义之心”的“道心”；“道心”先验地“具众理”。船山有批评朱熹之处，却又站在陆王立场上去了。可见，他在认识论上未超出道学唯心主义。关锋同样引述了《读四书大全说》那段话，指出船山在这里所批判的，主要是对“格物、致知”的割裂，他基本正确地解决了格物和致知、学问和思辨的关系问题。在克服经验主义中，强调了可以“格一知十”，“吾心之知有不从格物而得者”，也有其正确性。至于在心、理关系上，虽解决得不够好，但主要思想是正确的，显然超出了程朱的圈子，而有新东西。萧萐父说：这一问题，涉及对船山哲学的根本评价。船山的“理”，根本区别于朱熹的“逻辑本体”，而是“显著于天下”的客观事物的法则；“以心循理”，根本区别于客观唯心主义的以心“立理”，而是主观反映客观。“天下无心外之理，而特夫人有理外之心”，这是反对不可知论，肯定理性思维的“纯”、“约”、“推”、“贯”等能力为人所特有。这种讨论表面上看来是心平静气的“百家争鸣”，但暗地里却充满了火药气味。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时的关锋、吴传启和林聿时，是红极一时的“左派”。在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关锋等人将召集出席会议的湘鄂两省的青年学者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关锋说，冯友兰在济南孔子会“唱高调”，而在长沙的船山会“唱低调”；他自己则是在济南会唱低调，在长沙会上唱高调，这表明了在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冯友兰是在贬低船山的唯物主义思想，抬高孔子的唯心主义思想。他还讲了冯友兰在旧中国当“御用哲学家”等逸事，要青年学者们对他提高警惕。
　　
　　其四，会后整理专家学者的讲学稿。这次船山会邀请的专家学者规格之高和数量之多，在湖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之最。所以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等有关部门便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请专家学者在会议期间为大专院校师生和机关干部讲学。讲学者主要有：冯友兰1962年11月27日在湖南师范学院讲《孔子的哲学思想》，11月28日在湖南师范学院讲《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功》；杨荣国11月22日在湖南军区大礼堂讲《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史（鸦片战争以前）》，11月29日在湖南师范学院讲《如何学习历史的一些问题》；关锋11月25日在湖南军区大礼堂讲《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吴传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政治干校讲《〈论持久战〉的辩证法》和《〈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林聿时11月30日在交际处讲《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吴泽11月23日在湖南军区大礼堂讲《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公社制和土地所有制》，12月4日在湖南师范学院讲《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徐旭生11月19日在湖南师范学院讲《我国传说时代与考古所得材料的关系》等。这还只是一部分。由于讲演者往往没有提供完整的讲演稿，而靠手工纪录又很难准确，当时只有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有一台钢丝录音机，一些重要的大会发言和讲演都录了音。所以讨论会之后，领导便交给我和刘泱泱一项任务，就是到省委录音室去将这些手工纪录稿与录音进行核对增补。核对增补后交给当时的社联主席、湖南大学校长朱凡审定再排印发放。我和刘泱泱骑着自行车，天天往省委跑，搞得省委的门卫都不耐烦。但经我们耐心解释，总算完成了任务。现在我手头还保存着这次王船山学术讨论会的整套资料和专家讲学记录整理稿。
　　
　　文化大革命中，1962年山东省召开的第二次孔子讨论会,被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诬蔑为“牛鬼蛇神发了狂的大黑会”。这样，紧接济南孔子会之后召开的船山会不免也受到牵连。在文革期间，我还曾被派往武汉大学，企图更多地了解1962年船山会策划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以利批判。由于李达已经被整死，而参与筹备那次会议的哲学系主任余志宏也被隔离，所以没有得到什么材料。不过船山会比孔子会幸运的是，船山后来被封为“法家”，所以这个会受到的批判没有孔子会那样凶。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哲学史学会是全国性学会中建立较早的学会之一，由于船山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特殊，所以对他的研究也最早为学术界所关注。
　　
　　二
　　
　　早在1979年4月，我作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当月18日至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全国哲学规划会议。在会上，我遇到也参加过1962年王船山会议的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萧萐父先生。两人分别10多年之后相见，感到分外亲切。我们不仅回忆了1962年的会议情况，而且希望继续合作，在1982年王船山逝世290周年时，再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1980年6月2日，知名的船山研究专家王孝鱼应湖南省社科联邀请来长沙讲船山的《周易外传》，当天上午在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开讲。下午，湖南省中国哲学史学会筹备小组在党校开成立会，卢枫、黄洪基、唐凯麟、王忠林和我为小组成员，推卢枫任组长，黄洪基和我任副组长。6月7日下午，湖南省中国哲学史学会筹备小组在省委党校专题讨论王船山研究问题。会上建议在1982年王船山逝世290周年时，举行一次大型的学术研讨会。11月21日，根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和湖南省社科联有关领导指示，我起草了关于1982年召开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2月26日—30日，由湖南省教育厅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持的湖南省高等院校文科科研座谈会在韶山召开。我和陈远宁也参加了此会。当我们在会上谈及船山研究时，省内著名学者林增平、姜书阁、羊春秋、马积高等都对在1982年召开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研讨会表示热烈支持，他们还建议要逐步恢复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会后，李楚凡副院长要我写了一个船山学社简介，以供有关领导参阅。船山学社于1982年5月8日重建，吴立民任社长，我和陈远宁等人任副社长。1994年起我任社长，一直任职到现在。回顾学社工作的经历，有以下几点值得一叙：
　　
　　其一，抵制“左”的压力，重建船山学社。重建船山学社的筹备工作是从1981年底正式开始的,那时文化革命结束不久，“左”的影响还比较严重。这年11月27日，重建船山学社筹备小组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为了组建船山学社理事会班子，我和时任《求索》杂志负责人的陈远宁商量，提出了一个名单供领导参考。有一位领导看了这个名单之后，对将邓潭洲列入候选理事名单大不以为然，写了很长一段批示，说邓有“历史问题”，将这样的人选进学社理事会，会损害学社的名誉，等等。邓潭洲（1925—1991），湖南浏阳人，1941年考入湖南国学社，专攻经史。以后长期从事中学教育。1957年调入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之一）从事研究工作。1960年他被“拔白旗”（即批判他走“白专道路”，只重视业务不重视政治，只专不红），并取缔他的科研资格，直到1962年将他遣至浏阳一中任教。文化革命中他又被开除公职，靠拖板车卖黄泥为生。“邓公”（这是我们对他的尊称）经史功底扎实，就是在逆境中也从不放弃科研。我们在筹备船山会时，知道他正在写作《王船山传论》，这正是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学术准备所需要的。我们了解到，邓公在1978年就已经落实政策，回到浏阳一中教书，并且当选为浏阳县政协常委。我们认为，既然国家的一级政治机构都可以那么信任他，作为群众性学术团体的船山学社，没有必要在所谓的“历史问题”上去纠缠。那时，邓公在中学的教学任务很重，写作所需要的时间和资料都无法保证。湘潭大学曾想调他，但浏阳方面不肯放人，并且宣称：只有原单位落实政策要调才可以考虑放。而他原来所在的单位，由于个别领导的坚持，又不可能将他调回。这时，湖南人民出版社为了出版研究船山的著作，以迎接1982年船山会，正需要有一位文史水平高的编辑。于是我和陈远宁便找省教育厅的老厅长刘寿祺和当时的厅长王向天，在他们的支持下，于1982年初将邓公借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又正式调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由于我们顶住了“左”的压力，在学社重建时，不仅使邓公成了学社的理事，而且担任过学社秘书长和副社长。他在出版社为出版“船山研究丛书”等书作出了重要贡献，《船山学报》复刊后他又担任副主编，为提高学报质量做出了不懈努力。
　　
　　其二，纯洁学会理念，加强学社内部团结。船山学社重建后，学社的日常事务一直是我负责。我和学社的领导成员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信念：学术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事业，不要让学社成为争名逐利的场所。我经常宣传：理事，理事，就是要办事，既无名可争，也无利可得；要争名夺利就不要到学社来。所以学社从来没有去找大官来挂名，以争取政府的拨款。重建后的第一任社长吴立民是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秘书长，虽然也算一位“大官”，但他又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没有为学社要过一分钱的财政拨款作日常经费，他长期从事统战工作，有一些有钱的朋友，我们也曾在他的介绍下，为船山学社成立基金会而找了这些人，但是一无所得。因为当时找这些“财主”要钱的人太多了，而我们又有点“清高”，不肯老是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转。学社重建初期，省社科联每年还给少量活动经费，后来由于学会太多不给了，我们就坚持自力更生，靠与一些单位合作开展学术活动。2002年船山会，我请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向具体操办这次会议的衡阳市社科联赞助了3万元，衡阳市社科联从中分了5000元给船山学社作日常活动经费。当时负责学社日常工作的副社长徐孙铭说，我可以从中提百分之十作为劳务费，但我没有要。正是由于学社同仁在名利面前比较超脱，所以学社内部一直比较团结。即使个别成员之间，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意见分歧，但是为了学社的整体，也能从大局出发，妥善加以处理。例如，我和陈远宁（1931—2006）在重建船山学社前期，一直是合作得很好的。那时他担任《求索》主编，我担任哲学所所长。后来他与一位院领导发生矛盾后，辞去主编到哲学所搞科研。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在处理和那位与他有矛盾的院领导关系的方法上，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有一段时间他对我比较冷淡。那时他没有评上研究员就退休了，加之他的身体也不太好，而我还在担任哲学研究所所长。当时我们都住在院外，所以我经常在回家途中，将院里发给他的工资、物资或他的邮件带给他。在朱有志博士担任院长之后，我又建议院里聘他为研究员。在筹备2002年王船山学术讨论会时，老陈写了一本《中国古代易学发展第三个圆圈的终结——船山易学思想研究》，出版遇到经费困难。我又建议朱院长设法予以资助，因而使此书顺利出版。我的这些努力，得到了老陈的理解和谅解。2011年是老陈诞辰80周年，此时他已经逝世5年，我写了一篇《陈远宁先生对船山学的贡献》发表于《船山学刊》2012年第3期，对老陈在重建船山学社和船山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做了充分肯定。这篇文章，得到了他的家属和老朋友的普遍肯定。
　　
　　在学社建设上，我们克服论资排辈的观念，比较重视青年学者的培养。我们不仅在《船山学报》上开辟“青年论坛”，而且注意帮助青年学者出版学术专著。我就曾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约，为吕锡琛、彭大成等人研究船山的专著当社外特约编辑。学社的领导班子建设也比较注重培养中青年，不少人出任学社副社长时都只有40来岁。
　　
　　其三，提高学术质量，组织系列学术会议。重建船山学社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筹备1982年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所以我们在重建船山学社时，一边抓组织建设，一边则大力抓研究船山论著的写作。我们当时确定至少要写出两部专著。一是要确保邓潭洲的《王船山传论》能够写出并出版；二是由陈远宁、黄洪基和我合作写作一本《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为了保证这本专著能够按时写出和出版，3人所属单位都对作者在写作时间上予以适当保证，同时在3人分别写出初稿之后，社科院又出资在一个招待所租房，由我和老陈住在一起集中力量统稿，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此书的按时出版。我们在完成自己的写作任务的同时，还先后组织了3次湖南作者座谈会，开始时是逐人落实选题、写作计划，在论文写出之后，我和陈远宁等人又逐篇进行审读，提出修改意见。这样，就为召开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作了比较扎实的学术准备。在开会期间，我负责学术组的工作，既与陈远宁一道写了好几位领导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稿，又负责组织大会发言和安排小组讨论的主题，还要编会议简报；既要处理会议内部的种种问题，还要处理会议外部的种种矛盾。会议是在衡阳市召开的，而当时的衡阳地区与衡阳市是两个平行、独立的地级机构，两家都认为王船山是他们的，都表示要为会议多作贡献。如何正确处理两家关系，将两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就颇费了我们的一些心思。如在住宿方面，我们将会议的秘书处和一般学者安排在市委招待所，而将参加会议的专家则安排在地委宾馆住。诸如此类的一些做法，使地市双方都比较满意。有了组织1982年船山学术讨论会的经验之后，我们接着在1992年和2002年又召开了两次大型的纪念船山逝世300周年和310周年学术讨论会。必须指出，1982年和1992年两次大型的船山学术讨论会的会议经费，都是由湖南省社科联出面向省里打报告，要了一笔专款，那时在开会时我没有为钱犯过愁。可是，到了2002年，由于省社科联管辖的学会太多，无法再为船山会议筹款。所以那次会议是我陪着衡阳市社科联的负责人到湘潭大学哲学系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去化缘；还请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也捐了一笔钱。2009年，是船山诞辰390周年，我们根据现在对历史人物的纪念大多是以诞辰周年来进行的，想将过去以船山逝世周年搞纪念逐步改变为以诞辰周年搞纪念，于是与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圣辉法师商定，由船山学社与湖南省佛教协会船山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合作，召开一次纪念船山诞辰39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样做，不仅比较顺利地解决了会议经费，而且使论文作者获得了一些稿酬，这在船山学术讨论会来说是第一次。2012年是船山逝世320周年，当时我在美国探亲，但还是通过预先商定，由船山学社的挂靠单位之一的衡阳师范学院于10月21日—23日召开了“王船山思想与当代社会核心价价值观”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海内外3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学社重建以来的30多年间，除了召开上述大中型纪念性的学术讨论会之外，还组织过多次专题学术研讨会。这种专题讨论会，对于保持学社活动的经常性、深化船山研究是很有助益的。
　　
　　其四，加强学科研究，全面推动船山学的繁荣。“船山学”的概念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书时的老同学、时任南开大学教授方克立在1982年船山会上提出的。我积极支持他这一提法。但是对于什么是船山学，长期以来并没有统一的认识。2006年4月船山学社与衡阳师范学院在衡阳举行了一次船山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学者们对船山学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讨论，我认为其外延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十多个方面：1、船山的生平、行迹、事迹研究；船山历史遗迹、文物的保护研究；2、船山的家庭、亲属和师友以及他们对于船山的影响研究；3、船山著作的写作和刊刻、出版情况的研究；船山著作佚文的继续收集整理；4、船山各方面学术思想的专题和综合性研究；船山生平和学术思想研究中有争论问题的研究；5、船山思想渊源、影响及其在世界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和湖湘文化史上历史地位的研究；6、船山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和研究；7、船山思想现实意义的研究，除了船山思想品德的现实意义的研究之外，还应包括包括船山历史遗迹文物及船山学、船山学社品牌的开发利用研究；8、船山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各阶段历史特点的研究；不同历史阶段中一些对船山学有贡献的代表人物及有代表性的著作的研究；9、从思贤讲舍到船山学社等国内外有关船山的教育和学术机构的研究；10、从民国时期的《船山学报》到当代的《船山学报》、《船山学刊》，包括《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的船山研究专栏的研究；11、国外及港台船山学的情况及其特点的研究；12、船山思想和著作的普及推广的研究；13、船山学的未来发展和展望的研究。当然，这一概括并不完善，但有了这些共识之后，就可以使学社的工作有一个更加具体和明确的努力方向，也可以使船山学的学科建设更加自觉和全面发展。我在组织学社活动过程中，也是以此为指导，只要是对活跃和繁荣船山学有帮助的，我都支持和参与。这些年来，我先后就冯友兰、侯外庐、萧萐父等先生对船山学的贡献写过文章。2002年，是船山逝世310周年，我写过一篇《船山学研究四十年之回顾》，对1962年至2002年这40年的船山研究进行了一个小结。2014年是船山学社创建一百周年，2015年又是《船山学刊》创刊一百周年，我又写了《船山学社百岁生日颂》和《〈船山学刊〉百岁生日颂》，对船山学社和《船山学刊》所经过的一百年历程进行了粗线条的描述。
　　
　　三
　　
　　船山学社的重建，使船山研究这支队伍有了一个组织机构；但要使这支队伍英雄有用武之地，还必须将《船山学报》恢复起来。经过我们努力，1983年7月4日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给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发出《关于重办〈船山学报〉的批复》，文称：“经研究并报请省委领导同志批准，同意你们重办《船山学报》。”自从《船山学报》重办以后，中经改名《船山学刊》，我一直是它编辑部中的一员，与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其一，《船山学报》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南省船山学社共同主办。从1984年学报第1期出版至1989年第2期，共出版14期，我任学报主编。这个时期的学报编辑部没有固定编制和专职编辑，由于我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所以编辑部就设在哲学所，编辑人员主要是哲学所的王兴国、邓潭洲、徐孙铭、张铁夫，《求索》编辑部的陈远宁、李汉武以及文学所的陈书良等人兼任。我这个主编不仅要负责稿件的终审，而且要担负一定的编辑任务。第一期出版时，我只校对了自己负责的部分，而没有校对全部稿件，结果发现刊物中差错较多。从此以后，我就每期都要进行一次终校，从头到尾将清样校对一次，这样就使刊物的印刷质量有了比较大的提高。《船山学报》的前3期，只刊登与船山有关的稿件，第4期以后，扩大至明清思想史与中国思想史，从而有较地增加了学报的内涵。1989年有关出版主管部门规定每个厅局级单位只能办一个刊物，要将《船山学报》砍掉。我当即据理力争，向省里的有关领导和部门写报告，论述《船山学报》不应压缩的理由；同时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科联有关领导多方奔走，向省里许多领导（包括时任省委书记的刘正和省委宣传部长夏赞忠等）呼吁，陈述学报不能砍的理由。后来，省出版局一位管刊物的处长对我说：你写那些报告都批转到我这里来了。此番努力虽然未能挽救学报被撤销的命运，但是得到省委通知：《船山学报》停刊后，由《湖南社会科学》不定期出版船山研究专刊，由省社联负责出版经费。1991年7月，《湖南社会科学》船山研究增刊出版。我的日记表明，我曾参与这期增刊的选稿和编稿工作。
　　
　　其二，1990年上半年，学社负责人多次找省内有关部门商量《船山学报》复刊事，得到了首肯。5月7日，我代省社联向湖南省新闻出版局起草了一个关于《船山学报》复刊申请报告。6月18日，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便向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请求批准〈船山学报〉复刊的报告》（1990年37号文），报告称：“我省社联主办的《船山学报》有较长的历史，以继承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宏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宗旨，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为船山研究、湖湘文化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作出了成绩，获得了海内外学者的好评。一九八九年报刊压缩整顿时，由于指标的缘故，也由于刊期长（半年刊）的因素，被确定停办，并决定由《湖南社会科学》杂志不定期出版船山研究专刊。现在看来，这种办法多有不便，社会舆论也强烈要求独立出版，以利于船山研究和湖湘文化研究能持久稳定的发展。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此十分关注，希望这样的学术性刊物还是保存。为此，特请求批准《船山学报》从下半年起复刊。”大概是因为第一个报告送上去之后没有及时答复，省新闻出版局于1991年上半年又向新闻出版署发了一个19号文。7月2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向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发出（91）新出期字第759号文件称：“湘新出报（1990）37号文与湘新出报（1991）17号文均悉。经研究，同意湖南省社联创办《船山学刊》（刊号：CN43—1190/C），公开发行。希严格按照所定宗旨出刊，遵守期刊管理规定，注意提高刊物质量。请予办理登记。”改名后的《船山学刊》由湖南省社科联主办。经湖南省社科联党组批准，学刊由龚建昌任主编，我与陈远宁任副主编。1993年以前的学刊，编辑部除主编是专职人员之外，编辑还是徐孙铭、张铁夫兼任。1993年以后，李安定任社长，张以文任主编，我任执行编委。从1997年至2010年底，张以文任社长兼主编，我则任编委会副主任。这时，其他兼职编辑没有了，学刊编辑部虽然增加了一些搞编务的人员，但除了主编之外，只有我可以编稿子，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不但要审稿，而且要编稿，甚至还曾要我妻子萧力帮着搞过一段时间的校对。2011年楚玲任社长兼主编之后，我仍任学刊编委会副主任，省社科联的领导和楚玲本人都和我打招呼，要我为学刊质量把关。这一段时间，我虽然不再具体编辑稿件了，但却要将二审的稿件全部看一遍，并且从中确定那些能用，那些可以作重点文章。即使是我赴美国探亲，也是用电子邮件进行联系。长期以来学刊责任编辑名单中有一个“王欣”，就是我的笔名，它说明我的确在当责任编辑。从《船山学刊》2014年第2期起，王泽应教授当执行主编之后，才把我从责任编辑的繁重任务中解脱出来，这是我这个年近80的老头要特别感谢的。
　　
　　其三，正是由于我长期参与学报和学刊的具体编辑工作，并且审阅的稿件也比较多，所以对学术界关于船山研究的现状比较了解。在纪念《船山学刊》创办90周年时，我写了一篇《深化船山研究，开拓船学的新生面》的文章，主张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对船山和船山学的研究。一是宏观：加强比较、探源和方法论研究，具体来讲，就是要加强对船山思想与国内外同一类型思想家的比较研究，加强对船山思想的渊源发展的研究，还要加强对船山研究方法论研究。二是中观：加强师友、思想体系和船山学的研究，这些都是船山思想研究本身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三是微观：继续深化对著作、观点的考证和研究。这是船山研究中的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如对某一本著作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的考证，对船山某些观点的新发现和研究等。我的这些观点不一定很准确，但对船山研究的发展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其四，在《船山学刊》创刊一百周年之际，我写了一篇《〈船山学刊〉百岁生日颂》，回顾了学刊在其诞生后的一百年间，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在船山学的研究上都具有特点：民国年间的《船山学报》是在晚清湘籍学者和思想家为船山争取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并且获得官方认可（即从祀文庙）基础上，从多方面努力在广大并不熟悉船山的读者面前塑造出一个具体而感性的王船山；20世纪80年代复刊的《船山学报》是全面开展对船山思想研究的时期；而在《船山学刊》时期，则是将船山思想的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继往开来，有望开拓船山学与国学新局面的时期。
　　
　　四、
　　
　　在筹备1982年船山学术讨论会和重建船山学社的过程中，1981年9月传来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这样，《船山全书》整理出版就很快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根据我的日记，1981年11月9日，我参加了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召开的一个会议，出版局和出版社负责人胡代炜、黎维新、喻岳衡、黄治正等出席，会上宣布了出版《船山全书》和“船山研究丛书”的决定，并委托我为“船山研究丛书”拟选题。1982年4月26日—28日，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在长沙召开，重建船山学社筹备小组的成员大部分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确定将《船山全书》列入《湖南省1982年至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这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批复湖南省出版局《关于成立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指定屈正中为编辑委员会主任，车文仪、姜书阁、李楚凡、吴立民为编委会副主任，羊春秋、马积高、宋祚胤、雷敢、颜克述、杨坚、王兴国、陈远宁为委员。编委会办公室主任是杨坚，我为副主任。在全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其一，1982年10月15日，我和陈远宁在赴衡阳落实王船山学术讨论会的准备工作时，从船山12世孙王鹏处得到王敔所写的《大行府君行述》抄件，此件较通行本行述多2000多字，有很多新内容。这些新材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提供了研究船山政治态度的新材料，其中包括对待农民起义，特别是对待高必正和李定国态度、对待吴三桂态度的新材料，以及对待清政府态度的新材料；其次，还有一些材料对于了解船山自然观和生死观也很有助益。经过我和陈远宁的校勘标点，此件发表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该刊同时还发表了我们所写的《研究王船山生平思想资料的一个重要新发现》一文。《大行府君行述》后来收入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第16册，列为“传记之部”的第一篇。
　　
　　其二，1983年6月15日—23日，我和刘志盛、徐孙铭受船山全书编委会委托，去北京办了三件事：一是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善本部校对了收入《四库全书》的船山《诗经稗疏》、《书经稗疏》等著作。当时，《四库全书》还没有影印出版，我们据以校对的是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这其实是一种重要文物，所以阅读时图书馆的规定十分严格，夏天天热人出汗不出借，出借时阅读者要戴白手套，记录时不能用水性笔，只能用铅笔。我们3人经过几天校对，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去中华书局协商将王孝鱼等人为该社己校点而未出版的船山著作转让岳麓书社事宜，得到支持。后来中华书局将24种船山著作点校稿本转让给岳麓书社《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其中大部分为王孝鱼的点校。对于这些校点稿，夏剑钦先生有一个评价：“王先生的点校精审而明确，且其所加新式标点及分段均为船山著作整理之嚆矢，故对于《船山全书》的编辑工作十分有用，功莫大焉。”三是找马宗霍先生之子马雍协商，将马宗霍的《船山遗书校记》的手稿本复印给船山全书编委会。马雍（1931—1985）湖南衡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尤专于西域史研究。他还兼任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我们去找时，他刚从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回国。马雍保存的这个材料叫《船山遗书校记》，是20世纪40年代马宗霍先生以所见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钞本20种与金陵本对照，录其异文，时加按语，凡二千八百余条。听说，中华书局在20世纪五、六十年校勘标点出版船山著作时，曾找马雍想借此校记，但马雍没有同意。所以当时王孝鱼校点船山著作时，采用了顾广圻、刘毓崧、周调阳三氏之校记，独马氏的校记则除《读通鉴论》和《宋论》之部分，曾由舒士彥采入中华版二书之校点本外，其余均未及利用。我们和马先生素昧平生，他如此慷慨地愿意将校记提供给《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反映了他积极支持家乡文化建设的一片赤子之心。据杨坚说，马宗霍在作“校记”时，曾见《周易内传》的“嘉恺录”的抄本，但是这个抄本后来再也找不到了。仅此一端，就说明马氏“校记”有其特殊的价值。胡渐逵则将马氏校记的精确之论归结为四点：一、明乎遣词所本；二、明乎行文句式；三、明乎文意相承；四、依乎事理推断。可见这个校记的学术价值是比较高的。
　　
　　其三，1984年11月14日—18日，我与张铁夫赴衡阳县找王船山12代孙王鹏，借到并复印了其祖传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和《读四书大全说》抄本。后经专家鉴定，《张子正蒙注》为船山手迹。夏剑钦经过仔细比较《张子正蒙注》的各种版本之后，认为这个标明“朱宏燝校”的本子，在时间上比其他本子要早，而且有可能是王夫之著作的正本，而不是副本；此书标明了写作时间，这是其他版本的“正蒙注”所没有的。这个稿本在内容上的完备、真实，更是其他各本所不及的，它补充了其他版本中所缺损的上百个文字。正是由于朱校本优于原有的各种版本，所以岳麓书社在整理出版《张子正蒙注》时，便决定以之为底本，并参考吸收其他版本的长处（如补上王敔的按语），使它成为迄今为止最完善、最可行的版本。《读四书大全说》抄本为此书之第七卷，含《论语》之《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5篇，成为《船山全书》校勘此书的参校本。
　　
　　其四，我在主编《船山学报》时，十分重视对船山佚文、佚诗等的搜集。每期均将它们刊在学报的前面，并且请提供者撰文，或将佚著的发现过程写出，或对佚著的内容进行分析。在学报时期共发表了佚文、佚诗、佚联31篇（首）。后来，这些佚文佚诗佚联收入《船山全书》第十五册“诗文拾遗”，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书的完整性。
　　
　　《船山学刊》在创刊百周年之际，拟召开学术讨论会，向我征文；学刊执行主编、湖南师范大学的王泽应教授又告诉我：他与台湾一家出版社合作，主编出版一套丛书，拟将我有关船山和船山学的论文编为一辑，并要我将自己一生与船山和船山学的因缘写出，作为此辑的前言。对学刊和泽应教授对我的厚爱，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上述文字算是我的答卷，能否及格，敬祈指示。
　　
　　（本文选自《船山学刊》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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