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中国文化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中国文化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访谈录;访谈者为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船山学刊》主编周发源研究员。】
　　
　　周发源:《船山学刊》是1915年8月创刊的，2015年是创刊100周年。我们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走访了解到，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史上，出版时间如此之长，始终如一地坚守学术文化的家园，《船山学刊》是较少的硕果之一。近代中国著名学者王闿运、文廷式、赵启霖、陈三立、欧阳中鹄、周逸、杨昌济都曾为该刊撰稿，80年代复刊以后，当代著名学者蔡尚思、张岱年、肖萐父、方立天、张立文、唐明邦、冯契、陈来、郭齐勇等也多次为《船山学刊》撰文，同时，也吸引了韩、日、美等众多海外汉学家的注意。我们现在对《船山学刊》的定位是“百年老刊，国学津梁”，在此创刊百年到来之际，请您给我们谈一谈当下如何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当代社会文化建设。
　　
　　许嘉璐:《船山学刊》是老学刊了，百年风雨长期坚守，很难得，很珍贵。说到“国学”，它是一个关系到“文化失落”与“文化建设”的问题，非常重要。“国学”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它的内涵和外延，没有给“国学”一个定义。首先，国学不等于汉学，这涉及其他几个概念，挺复杂，如藏学、其他民族学算不算国学?第二，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学”是当年五四前后那个时代所说的研究四书五经，研究中国历史的学问，那么研究今天中国的经典算不算国学?研究今天中国的军事问题、外交问题、和平崛起等问题，算不算国学?其实这些都值得好好探讨。习近平同志提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5000年中华文明基础上的。但是优秀传统文化也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好，如何让它更好地发挥作用，落地生根?道理大家都懂，但怎么抓好落实?现在老百姓需要什么?青年学子在想些什么?学者们需要去做什么?这都是需要思考、研究和努力的。
　　
　　周发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您在一次讲话中也曾说到，要让更多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农民、工人等所有中国人形成一种文化自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家的脑子里生根，这不仅是当下的需要，也是长远的需要。那么，您认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如何来开展呢?
　　
　　许嘉璐:我们的文化建设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要有三个关注:关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
　　
　　所谓关注当下，就是学术要走出书斋，走到老百姓当中去，要回答老百姓的关切。我们所研究的优秀传统文化怎么才能深入到十三亿人的心里?怎么能普及到2800多个城市里?怎么能进入到几十万个村庄里?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仍然仅仅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包括作家、学者、书画家等等，也就是仍然仅仅停留在十三亿人中的极少数人里，那么中华文化几千年的积淀，一定要丧失，一定会断种!因为文化应该存在于老百姓的生活中，活生生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大家认同，大家实践。而真正深刻懂得的、自觉实践的，在十三亿人里面恐怕也是极少数。这就是我们文化的困境，我们的尴尬，我们自己的悖论!所以要有学者在实际生活中去解决老百姓当下所遇到的困惑。如果我们仅就孔子谈孔子，就朱熹谈朱熹，就王阳明谈王阳明，那就是谈所谓的“心”是什么，“性”是什么，“知”是什么，“行”是什么。有用吗?有用。但是对老百姓有用的少。当然我们不是心理辅导师，也不是家庭矛盾调解员，可是学者们可以上升到学术的高度来思考、来谈21世纪华夏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个人问题。同时，我认为我们的博导们和著名学者们最好能用社区老头、老婆婆听得懂的话下去宣讲，不要老是在象牙塔里讲“王阳明的心性学说”，“王阳明与朱熹的比较”，这些不是不需要，很需要，有部分人做就行了。当然，要想开掘研究好传统文化，而且要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那就必须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到理论的高度，甚至提高到形上的高度。中国的形上学在宋代达到高峰，可是我们古代的形上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个狭小的专业性的学问，研究了形上，还要回到人间，更深刻地回到人间。孔夫子说“下学而上达”，我领会就是从现象界最后走到形上界认识所学的东西的根本依据、根本规律。我想添造一句，叫“上达而下潜”，也就是从形上要回到人间指导人间的生活。而我们这种“下学而上达”，以及“上达而下潜”，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这种基因应该说潜藏在、隐伏在13亿人每个人的心里。因此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上达而下潜”，不带宗教色彩地去唤醒这些基因，培育这些基因。
　　
　　第二，要关注世界。中华民族的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元，只有真正地在世界上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让世界人民承认你们是多元文化的一元了，才能形成多元文化的世界。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世界还在朝着文化单元化走。在北京，在我们的大城市，似乎到处洋溢着中华文化。但是就全球来看，西方的文化、美国的文化还在以比我们中华文化快得多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越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前路的坎坷，但是无论如何，中华文化必须走出去。但是包括我在内，能用外语到欧美去讲述自己观点的全国有几个?我曾在一些场合说，你们欧美的汉学家不要只关注中国，一定要把中国放到一个国际的语境下来剖析。但我们中国的学者自己也要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要了解在国际上其他学者现在研究他们的文化到了什么程度，用了什么方法，这对我们自己是个重要的参照。有一次，我跟佛教人士聊天，聊基督教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他们就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改革。例如，三个教重新解释了他们心目中的上帝，认为可以不把他看成人格神，而是一种推动世界生存、运动、创造的力。有很多神学家说《圣经》不管旧约还是新约，不管是摩西还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不是绝对真理，而是一种隐喻。同时又说，现在科学技术的发明反而证明上帝的存在，为什么?宇宙大爆炸也好，无限星空也好，还是人体结构系统的精细也好，如此精确巧妙，都需要有一种力，这种力就是无限的创造，上帝就是无限的创造。我认为佛教也一样，需要了解现代科技和西方人文、社会学说和哲学、神学的发展，并用科技的成果来解释佛教教义，从西方学术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充实佛教自身。当然，道教、儒学也应如此。这些都是推进和改革。对于中国而言，中华文化接下来必须走出去，这既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现在也是最好的契机。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中国的智慧不但可以解决社会的问题，更根本的是可以解决人心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是人心问题的反射。而且西方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举出越来越多的例子证明当今西方科技最新发展获得的成果，常常与中国古老的哲学和理念暗合。
　　
　　还有关注未来。未来人类应该是什么样子?佛教有佛教的想法，道教有道教的想法，基督教有基督教的想法，儒家有儒家的想法。那么我们一起来研究未来行不行?这是大家共同关切的。基督教提出的拯救、救赎，拯救什么呢?拯救世界，拯救人心。佛教也是。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构建人类共同文明的问题。谁都期望世界是正义的，什么叫正义?不同的信仰、不同性质的政权，对“正义”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空谈正义。但是保障人类的和平生活，构建人类共同文明，我相信这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也是正义的，是人类未来生活应该成为的样子，这就是关注未来。
　　
　　周发源:如果我们笼统地给文化下一个定义，那么可以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它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思想和行为。您上次在我们“岳麓书院讲坛”讲什么叫文化，说到文化就是生活，衣食住行里就包含着文化，其实这就是指向文化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维度，即风土人情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等。那具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您认为应该如何做?有哪些做得好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许嘉璐:我一直说，文化在街道上，在家庭里。对此，山东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儒学到农村去，到社区去，100多个县，9万多个村都普及了，后来还在《光明日报》上办了一个栏目。山东尼山上有一个小建筑，尼山书院，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尼山书院不大，房子也小，我就建议依托全山东来激活它。我多次呼吁要关注老百姓，今年尼山论坛受益者是1．23万人。什么叫受益者?就是来听的，包括干部、大学生等社会受众群体，志愿者除外。现在山东省已经正式下文，依托全省153个县和市，每个县市建一个尼山书院，2015年底全部建成。明湖尼山书院现在已经开讲，挺受欢迎，就一个小院子，200人坐满。现在隔一段时间有学者来讲，有的教授学者还到社区去讲。
　　
　　这一届的尼山论坛，贵州省委副书记特意去参加，还说要到乡下去看看儒学是怎么进行普及的。事先没跟人说他就去了，正碰上一个教授在村子里给老百姓讲儒学，200多人在听。回来之后他就说“我震撼了”。教授讲的，不是《弟子规》背诵，没人去吆喝，老百姓们自发来听，老头、老婆婆们带着小凳子、小椅子来听，妇女带着孩子来听。从开讲之后，村子面貌改变了，民风变了，婆媳不打架了，不孝的现象也大量减少了。以后镇里还要办学堂。谁来讲?要可持续发展，就要组织讲师团。我说如果这样还不够，可以培训退休的高中老师、初中老师和退休的干部作志愿者。传播者、普及者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请国内一流专家学者来讲，说咱老百姓的话，但是学术性强;第二层次，请山东的专家到县市去讲;第三个层次，培训志愿者到镇上、村里去讲。基干队伍是山东省的专家。我们成立了一个山东人文社科研究协作体，已经有3年了。这个协作体以自愿为原则，大概有100多位专家，用协作体把队伍组织起来，制定出规则和机制，这就是“讲师团”。书院可以讲学，也可以展演，比如讲本地的地方史，演出地方戏，男女老少都会来看。也可以是系统式的讲述，讲讲《弟子规》也无妨。还可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搞“文化庙会”、“文化大集”。
　　
　　这样的工作有两个地方做得已经不错了。一个是我专门去考察的贵阳孔学堂，他们也搞文化会，几万人参与，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再一个也是我去过的河南漯河，他们有个许慎文化园，100多亩地，搞文化庙会，一个星期进去14万人。“庙会”的时候也有讲座，但更多的是大众活动，比如看演出、买文化产品、买书、猜谜语，等等。
　　
　　说到湖南，岳麓书院是现成的资源，可不可以办分院，全省办若干分院，把它的功能根据湖南的需要和情况充实起来，成为群众的文化中心和道德学习中心(也可以取别的名字)?湖南传统上曾经办过好多书院，从宋代以来有几十个。
　　
　　周发源:湖南有14个市州，几乎每个市州都有书院。如长沙的岳麓书院和衡阳的石鼓书院就有很长的历史，影响很大。还有湘乡东山书院，毛主席曾在那里求学，此外还有湘潭碧泉书院、永州濂溪书院和蘋洲书院、郴州安陵书院、岳阳金鹗书院、株洲渌江书院、常德沅阳书院和德山书院、怀化恭城书院、娄底双峰书院、张家界渔浦书院、邵阳资东书院、湘西自治州潕溪书院等等，所以说，湖南的书院文化资源的确是相当丰富。
　　
　　许嘉璐:是的，弘扬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建设都必须有一个落脚点，书院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抓手。学者的讲稿事后整理，可以作为普及读物出版。即使有些地方不够准确，也不要紧。我老拿于丹打比方，于丹不是儒学家，但是她讲的是正道理，老百姓需要，她让人听得懂，老百姓能受到启发，觉得可以为我所用。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还可以讲讲“创业史”。我们不仅仅要从孔子讲到孙中山，还可以从陈独秀讲到习近平。我们几千万烈士的这个传统，其实就是古代传统的升华。如果没有传统文化基因，当年我们那些工农战士怎么说走就跟着走了，最后死在雪山草地上连名字都没留下?参加革命的还有很多是大家子弟，这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讲讲乡土文化，乡土文明老百姓最清楚。可以讲曾国藩，包括他老家的邻居都可以讲。还可以讲屈原、王先谦、毛泽东、雷锋等等，湖南这方面资源非常多。总之就是要讲老百姓需要的，一听就明白的。这项工作需要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来做。今天看来，春秋时期孔子学问大不大?朱熹学问大不大?二程学问大不大?王阳明读的书多不多?但是他们说的话通俗易懂。虽然《王阳明全集》里有的地方很难懂。但你看学生给他提的问题，有时候很浅，他都不厌其烦地讲。他在白鹿洞讲，在岳麓书院讲，听的人从四面八方来，他讲的话人家都懂。我们今天搞学问是不是既要高、专，又要深入而浅出?
　　
　　当下的文化建设状况，打个形象的比方是有些“肠梗阻”，没“梗阻”的一个是山东，一个是湖南，还有一个是贵州，还有浙江，是另外一个类型。所以我实在希望各个省委、市委、县委更关注文化建设，在一年无数次的常委会中至少能有一次是研究文化建设的。习总书记到北大，说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关注当下，现实地回答老百姓关切的问题，我想就是希望学者也要研究现实问题，到群众中去。所以希望湖南省社科联、湖南的各类学校、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各类媒体能看到这一点，都去做些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在山东所做的，实践证明，那是切合老百姓需要的，湖南也可以借鉴。
　　
　　(本文首发于《船山学刊》2015年第1期，录音整理编校: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