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中华)

　　《诗经》研究是王夫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诗经稗疏》、《诗广传》、《诗绎》、《诗经考异》、《诗经叶韵辨》等论著，对《诗经》进行了综合的研究考察。船山诗经学不仅著述繁富，而且所涉极其广泛，所见极为深入，持论甚高而卓见至多。王夫之曾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许。可以说，在《诗经》研究中，他也以精博的学识与巨大的气魄，开拓出一个新生面，使《诗经》研究穿透传统经学的云罅，而映出近代理性思辨的光辉。
　　
　　一
　　
　　《诗经稗疏》是王夫之的一部重要的《诗经》训话专著。
　　
　　在古代学术史上，《诗经》的训诂一直呈现着复杂的局面。清代皮锡瑞曾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其中大部分与训诂有关。从历史上看，汉初说《诗》者有齐、鲁、韩三家，各家均有传话。《毛诗》后起，而大行于世；郑玄作笺，《毛诗》盛而“三家诗”渐废。《毛诗》之中，王肃与郑玄又有所不同，孔颖达作《毛诗正义》，虽兼主《毛传》《郑笺》，又多取王肃之说。宋人竞立新解，重在诗义，但也离不开诂训，所以朱熹《诗集传》与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各不同焉。元、明诗家多因袭前代，深入独到的《诗经》训诂之作，极为罕见。因此，《诗经稗疏》所表现出的不苟且、不盲从的精神与严谨求实的态度，便显得格外可贵。
　　
　　《诗经稗疏》的训话有一项基本的原则，就是内求通于诗意，外推详于物理，揆之以情，验之以事，精思博证，必求其是。以下略举数例以明之。
　　
　　一、关于《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划分，各家解说不同。《毛诗序》认为：《周南》是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召南》是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这是以王、侯之风为划分标准者。郑玄《诗谱》说：周文王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爽之采地，施先公之教……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这是以圣、贤之化为划分标准者。朱熹《诗集传》承用上述说法，以《周南》为文王后妃之化，《召南》为诸侯夫人之德。总之，“二南”的涵义晦涩含混而令人难解。王夫之通过对诗歌本身的考察和历史的分析，否定了传统旧说，提出《周南》、《召南》应以地理分而不应以王、侯、圣、贤分的见解。他说：“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国风，则《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国；《召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国也。”他还引证史籍、验明地理，具体地指出：“北界河洛、南踰楚塞，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之塞，以陕州为中线而两分。《史记》谓洛阳为周南，从可知己。陕东所统之南国为周南，则今南旧、襄邓、承夭、德安、光黄、汝颖是已；陕西所统之南国为召南，则今汉中、商洛、兴安，那夔、顺庆、保宁是已。“船山此说后来逐渐为多数学者接受，如先师黄焯《诗说》即与船山甚合。
　　
　　二、关于“蔽芾甘棠”的释义。《召南·甘棠》是人们赞美召公、爱人及树的诗。旧说召公决狱政事于甘棠树下，因为当时正是蚕桑季节，召公不想打扰百姓，便不入城邑，而舍于甘棠之下，处理政事。人们怀念召公，遂有《甘棠》之作。此说代代相传，无人深究。而王夫之却能以情理推论此事，他说：“侯伯巡行，必有馆舍，官司其事。即令入邑，何至妨民蚕桑？如其踞坐山麓、麏栖鸟集，不近人情，过于饰俭……。藉云作草舍于树下，寻丈之木，下不逾数尺，蜗庐寄其下。召公非侏儒也，必俯伛而入、垂头而坐，亦甚可笑矣！”他解释说：“此盖召公所税驾之馆、阶除之侧偶有此木，政闲游衍，聊尔眄赏。后人因为禁约，以寓去思耳！”这里，王夫之体情细微，持论通达。他的这种解释也己为人们所接受。
　　
　　三、《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中的“蒌”字，《毛传》解释说：“蒌，草中之翘翘然。”据此，则蒌似为草特出之貌，于文义未为明融。陆玑、陆佃皆以蒌为蒌蒿，朱熹《诗集传卒亦本此说。但是，蒌蒿长仅数寸，怎么能刈为柴薪呢？可见此说不合于实际，王夫之则考察说：“蒌蒿，水草，生于洲渚。既不翘然于错薪之中，但可采摘为菜，不堪刈之为薪，与楚为黄荆、茎千可薪者异，则二陆之说非矣。”接着，他引述《管子》中的话：“苇下于雚，雚下于蒌”，并进而断言：“蒌为雚苇之属，翘然高出而可薪者。”训篓为“苇雚之属”，则诗意晓然，证以典藉，亦为有据。
　　
　　这样的例子在《诗经稗硫》中可以说比比皆是。故清代纪昀修四库全书，曾将此书采入，且评价说，船山的考证“皆确有依据，不为臆断。”
　　
　　除了《诗经稗疏》之外，王夫之又有《诗经考异》一书，审定《诗经》中的字形字义共252条，虽未赅备，亦足资考定。又有《（诗经》叶韵辨》一文，认为“耳无一成之听，口有不齐之音，执古不可以宜今，从今愈不能以限古”，持论明通，足解诸家之纠葛。
　　
　　这些都说明，王夫之的《诗经》研究是建立在广泛深厚的语言学基础之上的。
　　
　　二
　　
　　同一切诗歌一样，《诗经》也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因此它必然反映着那个时代；同时诗又是言情的，因而它又是人类精神的结晶。从精神情感的角度对《诗经》的内容进行历史的考察与评价，是王船山《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开始剥除罩在《诗经》上的经学的外衣，而试图恢复其古代诗歌的本来面目。由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诗经》被奉为经典，孔子删诗的传说增添了它的神圣感和神秘感，“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代表了众多经学家的共同心理，因而船山此举便有着突出的意义。船山认为，《诗经》中的诗歌无论就其产生的时代还是诗作者，都跟后世的诗并无特异之处。他在谈到隋代王通续经编诗时说：“平、桓之天子，齐、晋之诸侯，荆、吴、徐、越之僭伪，其视六代、十六国，相去无几，事不必废也，而诗亦如之。卫宣、陈灵，下逮乎《秦洧》之士女，《葛屦》之公子，亦奚必贤于曹、刘、沈、谢乎？”既然如此，有什么必要对《诗经》保持敬畏的心理而不行实际的历史考察呢？
　　
　　扫除经学樊篱，打通古今间阻，是船山学术研究的一大过人处。他说：“古今有异词而无异气……以是定《诗》三百篇以来，至于今日，一致而已。”又说：“汉、魏以还之比兴，可上通于《风》《雅》：桧、曹而上之条理，可近译以三唐。”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对《诗经》的社会内容进行了具体的剖析。
　　
　　在王夫之看来，一部（诗经》，可以看作周王朝的兴衰史。周朝的兴盛，是由于民族感情的和谐一致。在上者能用一种优裕和平的情感化成天下，团结人民，并使民力有张有弛，有作有息。这样，百姓“力以息而长，力长而不匮。”他又说：“善治民者，广生以息民。”而在衰败之世，统治者不顾民力，随意役使百姓，“非时以令之，迫促以期之，无老弱远近，箕敛以会之”，“竭民力，绝民性，憯民心”，使得“农避而废耕，女怨而废织”。他说：“君子于役，不知其期”，非不为之期也，虽欲期之而不得也。东周之失民，宜其亡矣。”他分析东周的社会状况说，由于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压迫，人民处在穷苦愁怨之中。这时上下君民的情绪是对立的。上下阻隔，天下怨怒：“天下恶死耳，下怨劳耳，而上名之曰奸：上恶危耳，上恶亡耳，而下名之曰私。”君王怨怒于朝，百姓怨怒于道，国势日以危，民心日以散。一旦遇到凶岁荒年，百姓甚至夫妇难保，室家相弃。试想情势如此，国家怎能获全呢？所以王夫之说：“故周之失天下也，失之于《中谷》。”他又说：“有《君子之役》之劳，则有《扬之水》之怨；有《扬之水》之怨，则有《兔爰》之怒。下叛而无心，上刑而无纪。流散不止，夫妇道苦，父母无恒，交谤以成乎衰周”。他最后总结道：“故周以情王，以情亡。”
　　
　　在分析周代的盛衰转换时，王夫之对于某些君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雅》中有《嵩高》、《烝民》、《韩侯》、《江汉》、《常武》，传统认为这儿首诗表现了周宣王任贤使能、兴衰拨乱、平定叛夷、中兴周室的业绩，是对周宜王的颂歌。王夫之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周的衰微，正是肇端于宣王之世，因为周宣王重用私亲，凭恃武力，完全破坏了周文王、武王所培养起来的和谐的社会关系。他说：“申伯之功，吉甫之德，韩侯之受命，召虎、皇父之帅师，以姻亚而贵，以尊高而贤，以私宠而荣，以天子战诸侯而纪其绩……而后文武之泽斩矣。”他要求读诗的人看到表面威势之下潜伏的社会危机，看到炫耀武力之下蒙着动乱的阴影，看到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他说：“周不建申，楚不窥谢：周不戍申，楚不有申。举先王众建之诸侯，无能抚之以为羽翼，而托肺腑于私亲弱植……而恶得不亡邪”？所以他又说：“故善诵《诗》者，诵《吉日》、《车攻》之篇，如《南山》、（《正月》也；诵《嵩高》、《烝民》之篇，如《民劳》、《板》、《荡》也”。《吉日》、（车攻》是《小雅》篇名，描写周宣王狩猎之事；《节南山》、《正月》也是《小雅》篇名，写幽厉之世贵族的腐朽与政治的昏暗；《民劳》、《板》、《荡》都是《大雅》篇名，传说是讽刺周厉王暴虐无道、以至民生劳苦的诗。船山认为，善诵诗者，就要透过其词句审视当时的社会情状，并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考见兴衰转换的因果关系。只有这样，才算把握了《诗经》的实质大意。
　　
　　他还批评君王不着眼于天下的安危、而只沉醉于国门之内的宴饮。他在评论《小雅·鱼藻》时说：“王者以天下为家，奚必国门之内而后为鱼之藻也？浏连婉嬷于固有之舍。知其舍是而颁首赪尾之无依也，周之存亦仅矣。”他并且指出。“旦为《鱼藻》之乐，夕为《黍离》之哀”。君王的腐化、有司的横暴，必然使得民众贫困、社会动荡。久而久之，就会酿出王朝颠覆的危难局面，这时，“虽有鸷吏以其繁刑驱民而之死”，但“理势交违，而国无立也”。
　　
　　他进而分析天下动乱的原因在于不均。他说：“聚者有余，有余者不均也；聚以之于彼则此不足，不足者不均也....所聚者盈溢、而所损者空矣”。他指责“贪人败类聚敛以败国”，结果一边“盈滥有余”，一边贫困不足，“是以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针对天下不均、贫富悬殊的情况，他提出“平天下者均天下”的主张。
　　
　　可以看出，王夫之对《诗经》内容的分析是深入而独到的。他不是就诗论诗，而是透过诗章，返视时代及社会的情状，以作出历史的评判，从而为《诗经》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三
　　
　　历来论《诗经》的情感，都是引孔子的话作为标准。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汉唐儒者除了按照“思无邪”之旨阐解经义、发明精微，鲜有例外。宋儒发现《诗经》的某些篇章与“思无邪”不合，便大声疾呼，倡言再度删诗。王夫之则不同，他虽然尊崇孔子、维护诗教，但是对于诗歌又有着自己独立而完整的见解。
　　
　　王夫之判断《诗经》中的情感，大致有三项标准：一看诗中表现的是公情还是私欲，二看诗情是专一还是散漫，三看诗情的表达是舒缓还是偏激。
　　
　　他主张在诗中表现公共的情感和意志，而反对发泄一己的物欲或私怨。这一点从对《邺风·北门》的评价看得很清楚。《北门》是一个小官吏的愁苦自述。这个小官吏承担着繁重的政务，回到家中又遭到家人交相责备。他于是怨天尤人，叹息道：“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王夫之认为，《北门》所开始的在诗中自诉个人怨苦的风气延及久远，在诗坛留下很坏的影响。所以他说：“《北门》之淫倍于《桑中》”。他又论《小雅·北山》曰：“为《北山》之诗者，其音复以衰，其节促以乱，其词诬、其情私矣”；“知己之劳，而不恤人之情；知人之安而妒之，而不顾事之可，诬上行私而不可止。西周之亡不可挽矣”。对于诗中的此类情感，王夫之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他还主张诗中的感情应是恒一的。他把散漫的情叫作“淫情”，井解释说：“淫者非谓其志于燕蝶之私也，情极于一往，泛荡不能自戢也。”他批评《召南·草虫》一诗的情感变化太迅速、太剧烈，说这是“女子、小人之情”。他说：淫必穷，穷必变，变而不出于淫，情感变化而不专，散慢而无归，这是有道君子十分厌恶的。他对《郑风·缁衣》的评价无其令人深思。《缁衣》、《毛诗序》认为是求贤之诗，王夫之也认为是求贤的诗，但他对这首诗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缁衣》的求贤是以利益相笼络，而不是以仁义相号召。他说：“解农衣之，推食食之，以交为饵，以利相即，交歆弗己而情流，就会失于淫。所以他又说：“《缁衣》非不好贤，面终与‘好色不淫’者殊科。”
　　
　　王夫之还常用“淫”形容一切偏激、强烈的感情。他主张诗情中正、平和、舒缓，“情挚而不滞，气舒而非有所忘，萧然行于忧哀之途而自得”。他赞许《小雅·采绿》一诗幽而不闷，旁行而不迷，方哀而不丧其和，词轻而意至，心有系而不毁其容，可与怨也，可与思也，无所伤，故无所淫也”。他还用比较的方法阐明自己的这一见解，说：“《伐木》不如《頍弁》之相慕也，《关雎》不如《车辇》之倾其赏心也。虽然，乐而淫、哀而伤，其亦征于此矣”，“故《頍弁》、《车辇》，非盛世之诗也。
　　
　　王夫之认为，善于读《诗》的人，应该从诗中这些细微的情感变化中看出杜会治乱兴衰的预兆，他说：“《诗》有际。善言《诗》者，言其际也。寒暮之际，风以候之；治乱之际，诗以占之。极寒且燠，而暄风相迎；盛暑且清，而肃风相报。迎之也必以儿，报之也必以反，知几知反，可与观化矣”。什么是“际”？“际”是社会精神情感发展的枢机、变化的关键。就象自然界寒暑的变化必有风来表现，社会的治乱兴衰则可从诗中情感来反映。这种情感的变化最初十分细微，就象风动于青萍之末，这就是“几”。社会动乱已极，治之几就萌动了，就象严寒的正午吹起一阵和风；升平日久，方治之盛，乱之几就萌动了，就象在夏日酚暑中吹起洲阵凉尽，不过人们不易觉察罢了。再进一步发展，走向了反面，这就是“报”。
　　
　　他说：“《柏舟》者，《二南》之报也；《六月》者，《菁莪》之报也；《民劳》者，《卷阿》之报也。风起于微而报必大反，非其大反，天下亦恶从而乱哉”？《邺风·柏舟》中的情感浇薄、与《二南》中的淳厚相反，《小雅·六月》宣扬武事，与《菁菁者莪》中培养人材担反，《大雅·民劳》中所刺周厉王种种残暴诡诈的行径，与《卷阿》中求紧用士相反。君王听谗疏贤、政弃文任武，民情由厚变薄，这是国运衰败的关键。所以他又说：“故观乎《民劳》而国无不亡之势，观乎《柏舟》而民无不散之情。”
　　
　　因此，王夫之士分重视《诗经》，情感的分析。他认为，好的诗章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导人于清贞而蠲其顽鄙”，还可以拓展人的精神世界，使人获得广远之情，可以“通天下之忧乐”，达到“博以忧”，博以乐的境界，而不好的诗篇则可以使得上下交怨、人心离散。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君子莫慎乎治情。”
　　
　　四
　　
　　《诗经》不仅是我国整个古典诗歌艺术的源头，同时它又与《楚辞》并峙成为古代诗歌艺术的两座高峰。然而在几千年的岁月里，对《诗经》艺术很少有过认真的研究。对经义的阐发代替了诗歌欣赏。《诗经》这一盘璀灿夺目的古典艺术明珠被层层的传笺注疏所掩埋，而消逝了它的艺术光芒。从这个意义上，称王夫之为近代对《诗经》艺术进行认真深入研究的第一人，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他十分强调诗歌的艺术美，而对各种否定、摸视诗歌艺术美的言论都持批评的态度。他说：“诗自有雅郑之别，质不必雅，文不必郑；理亦为郑，情亦为雅。”他又说：“言愈昌而始有则，文愈腴而始有神，气愈温而始有力。不为擢筋洗骨而生理始全……罕譬善喻，唱叹淫泆，若缓若忘，而乃信其有情。”
　　
　　正因为他重视诗歌艺术，所以他能把《诗经》真正当作诗去研究。试看他的几则诗话：
　　
　　“采采芣苜”，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
　　
　　“庭燎有煇”：乡晨之景，莫妙于此。晨色渐明，赤光杂烟而叆叇，但以“有煇”二字写之。……益叹《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怀也”，皆意藏篇中。可以看出，他是自觉地把握住诗歌的文学特质，对《诗经》进行艺术分析的。这种分析是那么精粹、活泼，以至今夭还能触动人的心灵、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尤为可贵的是，他对《诗经》艺术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这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他强调《诗经》真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他解释“修辞立其诚”时说：“诚者何也？天地之撰也，万物之情也”。就是说，诗歌应该表现自然与人生的真实。天地自然、人类生活，感动了诗人的心弦，于是就产生了《诗经》中众多的篇章。所以他又说：“玄韵之机，兆在人心。流连泆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乐，必永于言者也。故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这里所说的“律度”，就是指真实的生活与真切的感受。没有了它，诗歌就成了毫无艺术生命的“刻木之桃李”。
　　
　　这种真切的心理感受在诗中表现为物我的统一。所以，王夫之进而考察了心与物、情与景的关系。他认为，天地以优美的风日景致为人欣赏，万物以千姿百态供人娱乐，它们与人的主观精神本处于自然并行的状态。自然之美是固有的，暂用而给，终用而永，所以人可取而得；然而若无人心之动，则虽面对美好之景亦无能取，“无能取者不知有尔”。在诗歌创作时，诗人的心与物、情与景正是进行着这种交流与互感。在《诗经》中，这种交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心而推诸物，就是说：内心有所感，并以这种心情观照诸物，物便无不蒙上心之色彩；一是由物而及于心，就是说：人心本是静止的，然而自然物色与诗人耳目相值，便油然生情。王夫之说：“有识之心而推诸物者焉，有不谋之物相值而生其心者焉。……天地之际、新故之迹、荣落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色。形于吾身以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以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际，几与为通，而浡然兴矣”。心与物的交流、情与景的融合，构成了王夫之《诗经》艺术论的核心。
　　
　　王夫之还对诗歌欣赏中的“兴观群怨”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说：“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经生家析《鹿鸣》、《嘉鱼》为群，《柏舟》、《小弁》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诗？”他指出，“兴观群怨”产生于诗的意境。他说：“但从一切怀抱函摄处细密缭绕，此外一丝不犯，故诗可以兴，言其无不可兴也。有所兴，则有所废矣”。“怀抱函摄处”，即情景融合处，意境和谐、情景丰茂，则可以兴起读者之情；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只是主观上有所兴，则必不能兴。这里的兴观群怨，实质上是诗中情景在读者心理上所唤起的共鸣共感、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教化作用。
　　
　　王夫之对《诗经》艺术的研究还涉及许多其他的方面。但只是这些就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是十分广泛和深入的，其成就也是巨大的。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船山《诗经》研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在诗义理解上他基本承用毛诗说，这必然给他对《诗经》的研究考察造成偏差。比如对《周南》、《召南》的研究，他所提出的《二南》从地理分而不以圣贤分的见解，本是十分卓异的；然而在具体分析中，他却又依照毛诗说，说《关雎》是“后妃之德”、“王化之基”，说《鹊巢》善学《关雎》云云。其二，他从《诗经》的精神情感去推断其社会内容，这比起那些仅仅发挥经义的腐儒之论，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他在这样作的时候，又常常过于武断和绝对。比如《王风·采葛》，以“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写离别相思之情，无论从思想上、艺术上都无可厚非，然而他却指责说：“《采葛》之情，淫情也。以之思而淫于思，以之惧而淫于惧”。又如他评《鄘风》说：“《定之方中》以前，其词蔓，其政散；《定之方中》以后，其词绞，其政蹙”。这些，都仅属臆断，不为有据。其三，他主张诗歌表达端正的性情，表达公意，立论是好的；但在运用中又常失于偏激。如《邶风·击鼓》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指责为“诬上行私”；《鄘风·相鼠》把无礼义者比为老鼠，并诅咒他们早死，王夫之批评曰“无礼之尤”；他甚至说《谷风》、《氓》中的弃妇也不该诉其怨仇与不幸。这些，显然都是错误的。
　　
　　总起来说，船山在《诗经》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在《诗经》训诂、《诗经》中的周代社会、《诗经》中的人类感情以及《诗经》艺术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着重大的突破。深刻的思想内涵、精湛的艺术目光使他的《诗经》研究别开生面，从而揭开了《诗经》学上的新篇章。至于其中的缺陷与不足，我们只要想想当时学术界的总的状况，想想船山的身世处境就可以明白，那是不应过于苛责的。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报》1985年第2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百年代表论文”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李中华，男，生于1944年，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有《诗经主题辨析》、《楚辞学史》、《词章之祖：楚辞与中国文化》、论文集《中国古代文学风貌与文学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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