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教授、中国易经协会顾问 唐明邦)

　　十七世纪，中国大地上，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启蒙思潮在思想学术领域萌发涌动，涉及一切文化领域。许多著名思想家，尽管生活遭遇不同，活动地域不同，学术研究领域不同，在同一历史潮流激荡下，迸发出共向心声，协奏着一曲启蒙思想之歌。王船山的哲学，顾炎武的经学，黄宗羲的史学，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傅山的诸子学，唐甄的社会政治学说，都为启蒙思想推涛助浪，各自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
　　
　　这股启蒙思潮反映了明清之际的社会风尚。唐甄曾生动地描述说：“天地之间，无形而速动者莫如风。起于幽陆，至于炎崖，偃靡万形，鼓畅众声，无一物之不应者，惟风为然。人情之相尚，或朴或雕，或鬼或经。忽焉偏于海隅，改性迁习，若有物焉阴率之，而无一人之不从者，亦犹风之动于天地之间也。是故天地之吹气，谓之风；人情之相尚，亦谓之风。”（《潜书，尚治》；古笈出版社1955年版第102页。下引此书，只注篇目、页数）启蒙思潮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有如一股飓风，对统治中国数百年的宋明理学作了有力的冲击。
　　
　　这股启蒙思潮是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政治反对派的革新思想，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革命思想，同反对清初民族高压政策的民族主义思想，相互激荡，殊途同归，形成一支新思潮。通过唐甄思想的剖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思潮的某些基本特征。
　　
　　民本主义的社会政治思想
　　
　　唐甄于顺治丁酉（1675）年中举后，任过山西潞州长子县知县。幻想在从政中有所作为，实现其富国富民的抱负。但为官仅十月，即被免职，从此潦倒终生，个人政治抱负的破灭，明末农民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使唐甄对当时社会矛盾有较深层次的认识，他关心国是，提出一系列拯救社会的政治主张。
　　
　　唐甄极力倡导“民本”思想。这是他用以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核心。他说：“太山之高，非金玉丹青一也，皆土也；江海之大，非一甘露醴泉也，皆水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尧舜之为君，茅茨不翦，饭以土簋，饮以土坏。虽贵在天子，御制海内，其甘菲食，暖粗衣，就好辟恶，无异于野处也，无不与民同情也。”（《抑尊》，第67页）“民为邦本”，是中国可贵的思想传统。唐甄在明末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壮举激励下，重新阐发这一传统思想，并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在“民本”思想主导下，唐甄对封建专制君主的批判，比历史上其他进步思想家更为激烈。他是启蒙思潮中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猛士。
　　
　　一则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不论历史功罪，一语骂尽千古帝王，当然是偏激之论。从“民本”原则看来，却一语道出封建君主的本质。他论证道：“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室语》，第196页）。因此唐甄认为封建帝王个个都是吃“人肉”养肥的。“覆天下之军，屠天下之城，以取天下，是食天下人之肉以为一人养也。”（《止杀》，第198页）。
　　
　　再则曰：“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妇子，皆其羊豕也：，把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统统称作杀人的屠夫，无疑是从“民本，主义立场观察封建君主专制史的过激结论，然其结论不是毫无道理的。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备受剥削，政治上惨遭屠杀。“处平世无事之时，刑狱冻饿，多不得毕命；当用兵革命之时，积尸如山，血流成河，千里无人烟，四海少户口，岂不悲哉！”（《止杀》，第皿98页）在他看来，封建国家养着大量军队，以维护独裁统治。这些军队“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室语》，第197页），实是人民的大灾难。不过，广大士卒是无辜的，罪魁祸首就是君主。“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偏将杀人，非偏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卒伍杀人，非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
　　
　　唐甄尖锐地抨击天子的罪恶，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天子一人。他认识到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君主同人民的矛盾。人民的贫富、安危、生死大权，都操在天子手中。“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乱天下，用小人者谁也？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奸雄盗贼乱天下，致奸雄盗贼之乱者谁也？反是于有道，则天下治，反是于有道者谁也？……海内百亿万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抚之则安居，置之则死亡。天乎君哉？地乎君哉！”（《鲜君》，第66页）唐甄针对数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核心问题，进行剖析，肯定封建君主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民同君主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的贫富、安危、生死，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君主的政治措施所造成。奸雄乱国，盗贼造反，统统由君主的政治措施所招致。论点是激进的，分析是中肯的，立论宗旨在集中阐述“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
　　
　　唐甄说：国无民，则无“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明鉴》，第108页）就是说，边疆离开人民就无从保卫，国库没有人民的租税就无法充实，官吏没有人民的血汗谁去养活？“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王朝都无法维持。可是封建君主恰巧蔑视人民，剥削压迫人民。
　　
　　要想缓和人民同君主的矛盾，实现“民为邦本”的原则，唐甄主张君主必须树立“爱民”的思想，推行“养民”的政策，达到“富民”的目的。
　　
　　首先，君主爱民，当如心爱其身。他说：“君之于民，他物不足以喻之。请以身喻民，以心喻君。身有疾，则心岂得安，身无疾，则心岂得不安，有找其身而心在者乎？是故君之爱民，当如心之爱身也。……茅舍无恙，然后宝位可居；蓑笠无失，然后衮冕可服；豆藿无缺，然后天禄可享。”（《明鉴》，第109页）这段金石名言，是对明王朝在农民大起义中覆灭这一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尽管唐甄并不赞成农民起义，诬称他们是“盗贼”，却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生活环境的好坏，同封建国家的安危关系十分密切。茅舍的农民连豆藿之食都无法保障，帝王的宝位怎能安稳。分析是十分中肯的。
　　
　　其次，爱民不是一句空话，要体现在“养民”的政策上。“古之贤君，养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考功》，第110页）就是说，足食是养民的准则，能否养民是对百官“论功”的准则。君主若能用养民之官，行养民之政事，则天下自然太平。他说：“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并注之于匹夫匹妇也，欲不治得乎！诚能以是为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考功》，第111页）。
　　
　　用养民之官，行养民之事，关键是对从事农业、手工业自然经济的农民实行“无为而治”，让农民自主地进行生产，不要横加干涉。“陛下垂拱于上，百官修职于下，……无为而天下大治”（《格君》，第120页）。“无为而治”的实质，一不要用繁重的赋税掠夺农民，二不要用频繁的摇役扰乱农事。“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则财不句胜用矣。”（《富民》，第106页）为了推行养民政策，天子重用的大臣必须以“劝农功、课桑麻”为职志。他说：“其大臣必用忠厚之人；其外牧必用慈惠之人，与我同忧，与我同爱。劝农功，课桑麻，厚蓄积，惩奢靡。虽有凶年，民不知灾。谷不可胜食，财不可胜用，而天下大富矣。”（《厚本，第202页）。
　　
　　唐甄的政治主张，以民本主义为基本原则，垂拱无为者是其理想的君主；爱民、养民是其理想的政策；谷不可胜食，财不可胜用，是其理想的生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孟子“民贵君轻”，“制民之产”的理想作了具体阐发，赋予启蒙思想的特色。但无可讳言，这不过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乌托邦，与封建君主谈爱民养民之道，无异与虎谋皮。
　　
　　崇本主义的经济思想
　　
　　唐甄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基本上是在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年代长大，对农民的生活处境及政治、经济要求，有充分的理解。他在清初封建统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站在封建阶级立场，提出一些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主张，同民本主义政治思想相表里，竭力倡导祟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主张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推行“富民”政策，藏富于民。认为只要农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创造社会财富，社会自然安定，国家自然富强。
　　
　　唐甄主张，立国的基础“富在编户”。他写道：“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他十分感慨地指出，可惜的是“国家五十年以来，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存言》，第114页）他特别指出：财富不在编户，也不在国库，大量财富为佞臣、臣室所侵吞，这才是国家衰败的病根。“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佞臣之家，藏于臣室之窟。蠹多则树搞，痈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富民》，第105页）他看到佞臣、臣室吸民之膏血，窃国之府库，农民不得安生，国家遭受蠹蚀，是酿成祸乱的经济根源。
　　
　　唐甄主张推行崇本主义经济政策，实行一系列“富在编户”的养民、富民措施，对小农经济加以扶植。他以柳树的生长为喻，阐明对小农实行扶植或挫折将是两种结果。“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过三年而成树。岁剪其枝，以为筐答之器，以为防河之扫，不可胜用也。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时，有童子者拔而弃之，安望岁剪其枝以利用哉！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不扰民者，植枝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绝其生也。”（《富民》，第106页）比喻何其生动，喻意何等深刻。
　　
　　一、关于农业。唐甄用亲身经验，说明他当年在山西长子县推广蚕桑的好处。他看到长子县璩里之民，由于种桑养蚕，则民富，一年的赋税，五月毕纳。未种桑之地，人民终岁无钱纳赋，于是决心在宜于种桑之地，普遍推广蚕桑。第一步，亲自作动员工作“择老者八人告于民，五日而遍，身往告于民，二旬而雄遍。”做到“一室言之，百室闻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无不欲之者。”（《权实》，第116页）第二步，请熟悉蚕桑技术的老农去加以指导。“于务蚕之乡，择人为师，教民饲缫之法，而厚其廪给。”对技师给以优厚报酬。第三步，及时督促、检查，县令“省骑时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视其蚕之美恶。”最后，加以评比、奖惩。“较其丝之多寡，多者奖之，寡者戒之，废者惩之。”（《教蚕》，第158页）他不发公文布告，而亲自下乡督导；不凭空洞口号，而聘老农作技术指导。如此扶植贫困，深得民心。他说，为人民办好事，官吏必须“身劳而信于众，乃能有成。……是以治道贵致其实也。”（《权实》，第116页）。
　　
　　二、关于手工业，唐甄认为同样应加以扶植。他根据亲身的了解，讲了一个虐取于民则绝其生机的事例。“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冶，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輓，所借而食之者，常百余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冶遂废。向之借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之一室，丧其百室者也。”（《富民》，第106页），这一小型冶铁户，吸引四方商贾，养活百十人。官僚豪绅，诬其主盗，肆意掠夺，一家破产，数十户人流亡河漳之上，无法维生。这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说明对小农和小工业者，只顾虐取，不加扶植，对整个社会将造成何等的危害！这类事例，在封建社会何止千万。
　　
　　三、关于商业。同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不谋而合，唐甄也主张农商并重。他说：“为政之道，必先田、市。……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反之，“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则必然“财用足，礼义兴”（《善施》，第83页）。当时由于社会混乱，白银多被窖藏，弄得市场通货缺乏。造成“百货不行，良贾失业”（《更币》，第140页）。为繁荣商业，唐甄主张改革币制，“废银而用钱”。他说：“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也，穷于银也。于是枫桥之市，粟麦壅积；南濠之市，百货不行，良贾失业，不得旋归。”“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以谷为本，以钱辅之，所以通其市易也。”“钱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后可博济也。”（《更币》，第140、141页）同崇本而抑末的传统经济政策相区别，唐甄主张农商并重，倡导改革币制，废银而用钱，以通其市易，繁荣商业，无疑反映了明清之际发展市民经济的要求。
　　
　　唐甄进一步提出平等主张，反对封建阶级对农民和商贾的剥削。他指出，君主养着大批官吏，他们从不“以富民为功”，而是“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富民》，第107页）。唐甄认为封建统治者不以崇本、富民为原则，而无穷地掠夺人民，造成社会上极大的不平。农民起来造反“以倾天下”，那是不可避免的。他写道：“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优。为高台者，必有洿池；为安乘者，必有茧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吴西之民，非凶岁为麲粥，杂以获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不平故也。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恶衣菲食，不敢自恣，岂所嗜之异于人哉？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大命》，第96一97页）唐甄从“人之生也无不同”的天赋平等观念出发，反对封建统治者利用特权剥削压迫人民，造成社会的极端不平等。用早期启蒙思想的平等观念，揭露社会阶级矛盾，比以往思想家更为深刻。
　　
　　务实主义的学术文化教育思想
　　
　　同宋明理学家空谈性理的虚浮学风相对立，启蒙思潮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唐甄思想在这方面表现十分突出。他主张一切政治经济措施“贵致其实”，官吏要推行实政，爱民崇本要见实效，学术文化尤贵实学。
　　
　　他将宋明以来的不良学术文化风气，归结为两句话：“守诗书之恒训，为无实之美言。”（《格君》，第120页）他抨击道学家们崇尚虚名的丑行。“矫其行义，朴其衣冠，足以步目，鼻以承睫，周旋中规，折旋中矩，熟诵诸儒之言，略涉百家之语。……自以为孟氏复生，朱子再见。”（《去名》，第59页）他们的言行，于世道民生，“未有所裨益”，却受到社会的尊敬，因为他们自夸“通经”。这些人，“三五成群，务夸通经，徒眩文辞，骋其议论。虽极精确，毫无益于身心。”（《五经》，第61页）他们所谓的“通经”，决不是“于《易》观阴阳，于《书》观治法，于《诗》观美恶，于《春秋》观邪正，于《礼》观言行。”名为通经，“犹释氏之所谓戏论，庄周之所谓糟粕也。”（《五经》，第61页）难怪“自宋以来，圣言大兴，乃从事端于昔，树功则无闻焉。”（《辨儒》，第1页）难怪“人人为学，而世无真学；人人言治，而天下愈乱。”（《去名》，第58页）这些人所讲的道学，“虚而无实”，徒有美名。
　　
　　端正学术文化思想，唐甄认为首先要“去名”。“君子为政于天下，治亦多道，莫大于名。”去名，当坚持三项原则：一、“破其术”，“吾不好道学，言孔、貌孟、宗朱、摈陆者，吾不与也，吾之所与者，忠信也。”二、“塞其经”，“君臣圣明，不受毁誉，无无实之毁誉，虽或有之，不能上达也。”三，“绝其根”，“君日省于上，卿大夫日省于下，不敢暇逸，以求寡过，天下化之，各务其实，无私好恶。”（《去名》，第60页）。总之，若君臣都杜绝无实之“道学”，不理“无实之毁誉”，行事“各务其实”，学术文化思想自然朴实。一个国家，坚决贯彻“去名”而“务实”的精神，推行爱民、养民、崇本、富民的方针政策，就能“五年必治，十年必富。”他说：“主臣一心，夜思早谋，无谋不行，无行不达。三月必达，终岁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实也。苟无其实，则谨守成法者，败治之公卿也”（《权实》，第116页）。
　　
　　学术要讲务实，教育尤当务实。唐甄强调普遍进行务实教育。他认为教育决不是专门“讲五经之文”、“讲诸儒之言”、“讲孔孟之书。”不能如“谢庄之塾师，教章句，解文字而已。”（《讲学》，第44页）教育的目的在于启发人的自觉性。“如击石得火，因其自有而发之。”（同上）因此，唐甄不重书本教育，而重现实教育。他主张把深入实际进行现实教育的原则，首先推行于太子。因为太子是未来的君主，应从小就使太子了解农业、手工业生产劳动，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将来为君主，才可树立民本思想，推行崇本政策。《潜书》中专门写了《太子》篇，阐述对太子进行教育的原则。
　　
　　“凡教太子，春使视耕，夏使视耘，秋使视获，冬使视藏。劣多从，毋盛卫，毋辟人。亲其妇子，知其生养，入其庐舍，知其居处；尝其饮食，知其滋味，揽其衣服，知其寒懊。农民者，王后之本；土茅者，殿陛之本；糟糠者，肥甘之本；布枲者，冕服之本。不知其本，必丧其末。”（《太子》，第72页）。
　　
　　“凡教太子，观于桑，则知衣服所自出；观于牧，则知服乘所自出；观于牢，则知鼎俎所自出；观于泽，则知鱼鳖所自出；观于圃，则知果疏所自出；观于山，则知材木所自出；观于肆，则知器用所自出。”（同上）
　　
　　农桑工肆，林牧园圃，皆古代自然经济生产环境。让太子深入乡村，获得关于发展自然经济的感性知识，了解衣食住行来之不易，农牧商贾，生活艰苦。将来成为君主，才不致穷奢极欲，残酷地剥夺农民。
　　
　　为贯彻务实精神，唐甄强调太子如不深入了解“民穷”、“人劳”，则“有过必挞。”他写道：“凡教太子，有过必挞。……出而荒游，不知农事则挞之；出而荒游，不知民穷则挞之；出而荒游，不知物土则挞之；出而荒游，不知人劳则挞之。盖不习牛羊之性者，不可使牧牛羊；不知百姓之生者，不可使治百姓。”（同上，第72、73页）总之，当太子还未成君主之前，就要采取教育手段，引导他广泛接触下层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了解民间疾苦，向他贯彻“民为邦本”的思想，培养务实精神。
　　
　　知兵，更是唐甄所谓务实精神的重要方面。他认为，崇本、富民是实学，知兵更是实学。“君子之为学也，不可以不知兵。”（《全学》，第173页）“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同上）这不是危言耸听，是针对宋明以来的历史教训得出的结论。他说：“国多孝子，而父死于敌；国多悌弟，而兄死于敌；国多忠臣，而君死于敌；身为仁人，而为不仁者虞；身为义人，而为不义者虞。虽有周公之才之德，亦奚以为。”（《全学》，第173页）唐甄认为治学要治“全学”，即仁义兵三方面，缺一不可。他说：“全学犹鼎也，鼎有三足，学亦有之：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一足折，则二足不支，而鼎因以倾矣。”他认为知兵习兵是君子之急务。知兵习兵才能有备无患，保卫社翟。他写道：“夫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兽之有角，不时触也，噬及无患，以角便也。身之有手，不时搏也；暴至无患，以手便也。国之有兵，不时刺也；敌至无患，以兵习也。”（《全学》，第173页）唐甄坚持务实精神，要求封建社会的志士仁人，讲求实学，研究兵法，发展教育，平时能治国安民，战时能指挥杀敌。如此乃能谓之全学。
　　
　　唐甄的学术文化思想是进步的，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但当时的社会实际却是令人痛心的。他深有感慨地说：今之儒生徒有“通经”的美名，绝少济世之实学。他愤然把当时的儒生比喻为变质的“上党之参。”他写道“吾尝宦于长子矣：闻上党之参，天下之良药也。命医献之，其形槁然而长，其色垩然而白。曰：‘是物之生，其变久矣。食之虽亦有补，而不能起赢弱之疾’。异哉！一山谷，一根叶，一雨露，昔为良药，今非美草。占之儒，昔之上党之参也；后之儒，今之上党之参也。”（《辨儒》，第2页）早期启蒙思想家，无不大声疾呼，要造就振兴中华的新文化，新人才，而这种人才必须具有能匡世济民的真才实学。
　　
　　不难看出，唐甄在评量古代学术、文化、人才时，坚持的是一种新的价值标准。他反对董仲舒以来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价值观，主张学术文化，“贵致其实”。他批判宋儒不计事功的迂腐学风，指出他们所说的“天地吾心，万物吾体，皆空理，无实事也。”（《良功》，第53页）讲“空理”和讲“实事”是两种学术文化思想的斗争，唐甄对“儒者不言事功”所造成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他说：“海内之兄弟，死于饥馑，死于兵革，死于虐政，死于外暴，死于内残，祸及君父，破灭国家。当是之时，束身锢心，自谓圣贤。世既多难，己安能独贤？”（《良功》，第53页）唐甄不愧为大力提倡功利主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他在《辨儒》篇写道：“大瓠曰：吾闻儒者不计功。曰：非也。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则舜不必服有苗，汤不必定夏，文武不必定商，禹不必平水土，弃不必丰谷。……仲尼不必兴周，子舆不必王齐，苟况不必言兵。”（《辨儒》，第3页）通五经，讲儒道，谈道学，唐甄都主张一定要对定乱，除暴、安百姓有实书实功，而不要华而不实，徒托空言。
　　
　　从《潜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唐甄强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同情劳动人民，力图维护农民和市民的利益，呼吁他们期待的平等权利；他在论述传统学术，文化、教育时，坚持新的价值观，以是否于国计民生有实功，作为评判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他对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化、教育各方面，都提出了崭新的论点。所有这些，无不体现着早期启蒙思想的特征。唐甄思想正如潘来所称颂的：“闳肆如庄周，峭劲如韩非，条达如贾谊。”“独抒己见，无所蹈袭。”（《潜书序》）他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独特代表之一，《潜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是值得永久重视的珍品。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1992年第1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百年代表论文”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唐明邦，号云鹤，生于1925年1月，重庆市忠县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中国易经协会顾问，中国易经协会客座教授，著名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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