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船山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 朱迪光)

　　民国时期的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与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文化思潮就有着不同的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不同的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亦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式，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潮影响着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范式的形成。
　　
　　一
　　
　　民国时期的中国出现过哪些文化思潮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所论述。首先，毛泽东将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二个阶段，说：“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五四”运动之前，称之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之后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由上可知，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潮就主要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思潮的斗争。当然，这种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思潮分析后来逐渐发展为更平实客观的论述。如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舞台上主要活跃着三大文化思潮，它们是反传统主义的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西化思潮发端于清末民初，而兴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不少倡导者，如陈独秀（新文化前期）、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毛子水、常燕生等，都是西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前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西化运动”。到了20世纪30年代，西化思潮又有新的发展，这就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指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不断战胜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成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毛泽东、恽代英、瞿秋白等都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做出过重要贡献。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系统化和中国化，并且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出现，则是中西文化“双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清末“国粹派”、民初康有为及其“孔教派”、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三十年代的“本位文化派”以及现代新儒家被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对传统文化持的是维护和弘扬的立场。关于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潮还有另外的一些说法。如余英时称之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儒家。那种将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潮划分为“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比较接近民国文化思潮实际生态的。
　　
　　二
　　
　　文化保守思潮，在民国时期是最早对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产生影响的思潮。1914年湖南成立了专门研究王船山学术研究社团———船山学社。船山学社是通过宣传、研究王船山思想，崇尚传统文化又反对西化以新天下。其后又有重文史传统的钱穆、新儒学创始人熊十力以及钟泰、蒋维乔等尊儒的学者都受文化保守主义影响将王船山当作理学家进行研究和推崇。另外还有冯友兰、贺麟等虽然用西方的方法但其目的却是推崇传统理学、心学，也应该多少有一点文化保守的意味在内。
　　
　　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思潮，影响所及几乎涵盖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早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加以使用，但他们并没有进行过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民国时期使用唯物论方法研究王船山的主要有李石岑、范寿康、吕振羽、张岱年、侯外庐等。因有专文研究，故此处从略。
　　
　　属于西化思潮的头面人物如胡适、钱玄同、陈序经等人从未研究过王船山，因此表面上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与西化思潮无直接联系，但西化思潮中提倡的西方的价值观、理论方法对王船山学术研究产生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
　　
　　值得讨论的是，王船山学术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处于一种奇怪的位置，既不是作为旧道德、旧思想的代表被打倒，又不是具有某种新质的东西被提倡。这里有三点令人思索。一是在当时运动主将的理论中和他们的学术研究中看不到王船山的位置。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鲁迅等人在此时期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过王船山。二是胡适、钱玄同在公开的场合并没有发表过关于王船山的看法，但他们私下里讨论过。胡适《至钱玄同》（1924年7月9日）：
　　
　　王船山的《正蒙注》、《俟解》、《思问录》、《噩梦》，皆可看。他得《正蒙》之力甚多。他要人明白自己（人）在宇宙间的高等地位，努力做“超人”（豪杰）。他最恨“凡民”，“众庶”，——只晓得吃饭、穿衣、睡觉、生儿女的人是了。所以我说他似尼采。
　　
　　钱玄同《致胡适》（1924年7月8日）：
　　
　　要知道王船山的主要思想，应该看他哪几部书？好象您说过，“船山是中国的尼采”，这话怎讲？可是因为他看重知识的缘故吗？（我对于船山全无研究，这“看重知识”四个字，也不过瞎猜罢了。甚愿吾子明以教我也。）
　　
　　这两通信札说明，钱玄同想研究王船山，而胡适对船山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胡适在《日记》中称王船山《黄书》是古代精心结构而有系统的著作之一，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的思想史之部列出王船山四部著作，但不知为何胡适没有公开发表过关于王船山的研究文字。三是“五四”运动健将们对于王船山的态度。陈独秀在一篇文章里提及王船山，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欢迎湖南人底精神》，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那里去了？”“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的桥的生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伟大精美得多。”这篇文章是提倡湖南人的奋斗精神，王船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然是学习的对象。吴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之一，发表过《吃人与礼教》等文，反对封建礼教、文化。吴虞在《明李卓吾别传》中说：“吴虞曰：……王船山谓‘晋之谟，绰，羲之诸子，无异宋之汪，黄，秦，汤诸奸，以其屈庾亮，伸王导，恶桓温功成而篡夺。不知天下有大防，夷夏有大辨，即令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族为中国主。’然不知异族之得主中国，其事即兴于名教，盖患固常出于所防之外也。况吾国名教二字，非有正确之意义范围，徒为一浑浑噩噩之名词乎？”他还在《哀清翰林侍读王壬父诗》（六首之一）中说：“湘绮楼空楚水流，萧萧斑竹迥生愁。何如憔悴薑斋老，著罢《黄书》望九州。”他自注云：“王薑斋所著书，於种族之感，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视王船山为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主义者，王船山是值得钦佩的先贤。
　　
　　三
　　
　　由上可知，三种现代文化思潮均对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产生影响，其影响的重要标志就是现代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范式的形成。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范式，是指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中所出现并为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样式。真正的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范式何时出现，与中国现代学术研究范式有何关系？有研究者通过探讨船山政治思想研究进程概括出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的四种范式：理学研究范式，民族主义研究范式，“两军对垒”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所谓理学研究范式，是指一百多年来，学者多根据程朱理学的理论架构，依据他的文本依傍和学术渊源，将船山理学化。”“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过于强调船山民族思想在其政治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并将船山民族思想抽绎出来，作为宣传革命，反抗侵略的武器。”“所谓‘两军对垒’研究范式，是指从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按照前苏联日丹洛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把一部中国哲学史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垒史，并把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不加区别地分为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四大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推进20世纪船山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划分是依研究者理论宗尚，如尊崇理学或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道理，但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两军对垒”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实际上是一种研究范式，其遵守的基本原理相同，所使用的基本方法相同，其区别只是在程度上的不同。又如民族主义研究范式就不应该称之为一种研究范式，或许称之为一种宣传范式更妥当。它不是一种学术研究范式，而是一种学术思想传播的方式。它表现为因应一种社会需要或某种政策需要，有选择地阐释和宣传王船山的某些思想或观念。选择的材料很少，阐释的主观性很强。其特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言：“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
　　
　　许多学者都认为现代中国学术研究范式是始于五四运动前后。熊十力先生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但提倡之效，似仅及于考核之业，而在哲学方面，其真知慎思明辨者，曾得几何。”周予同说：“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是胡适”，理由是，胡适“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更能代表范式的确立。陈平原说：“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创立的新学术范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可以举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他们都说现代中国学术研究范式始于五四运动前后，其主要创始者是胡适。这种研究范式通常称之为实证的研究范式，甚至有的用传统的“汉学”称之。蔡元培说，胡适是汉学专家，这是真的。他的书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长处是，对于文字的考证、训诂比较详细；短处是，对于文字所表示的义理的了解、体会比较肤浅。”这种研究范式直接继承有清一代的朴学，又称考据学，汉学。它原本重文字、训诂，版本的校订，文义的疏通，一句话，重材料，重证据。是不是这种范式就是中国传统的考据范式？显然不是，它仍然受西方学术方式的影响，也使用西方学术概念甚至方法，其以西解中，或如陈平原所言“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之蔽亦不可避免，但其基本精神还是重材料，重证据，不重理论的阐述。胡适说：“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唯一目的是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古文学的推翻，白话文学的提倡，哲学史的研究，《水浒》、《红楼梦》的考证，一个‘了’或‘我’字的历史，都只是这一个目的。”这种范式影响是巨大的，连以唯物论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张岱年亦受其影响，说：“写哲学大纲，不宜多引过去哲学家著作之原文，即是写哲学史，其实也不宜引得太多。然而关于中国哲学，却有一种特殊情形，即是，在现在，中国哲学的研究，尚没有脱离考证的阶段。此所谓考证，是广义的，不只是指史实的考据，而兼指学说的考订。现在讲中国哲学，对于一个哲学家的学说有所诠释，实必须指出证据，实必须‘拿证据来’。因此今日讲中国哲学，引哲学家原文，实不只是引，而亦是证；不是引述，而更是引证。此书引原文处甚多，即由于此。”用这一研究范式进行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的有王永祥、张西堂等人。梁启超也可以算是使用这一研究范式，只不过他是属于那种开风气的人，显得比较复杂一些。
　　
　　实证研究，与之相对应的是以演绎为主的研究范式，所以我认为民国学术第二种研究范式可以称之为演绎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源于清代所称的宋学，其典型的方法是阐述义理。冯友兰先生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我的《中国哲学史》之间的不同，还有基本的一点。这一点，用中国旧日学术界传统的说法，就‘汉学’与‘宋学’的不同。……我的《中国哲学史》在对于各家的哲学思想的了解和体会这一方面讲得比较多。这就是所谓‘汉学’与‘宋学’两种方法的不同。”这一方法在现代远非宋学可牢笼，现代西方的许多理论是其工具甚至是其目的。根据其理论宗尚不同，可以细分为尊儒学者的研究范式、唯物论研究范式。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在辛亥或五四以后，主要是“后五四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儒门淡泊”的背景下，认同儒学（特别是宋明儒者的心性之学）的基本价值，并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的一种学说、一个流派或思潮。其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两代思想家或学者，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第三代新儒家。钱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时不同意将钱穆划入“新儒家”。他说：“以我个人所知，钱先生晚年在台北所了解的‘新儒家’只是熊十力一系的专称。熊十力在理学上特尊陆王，在钱先生的儒学史的概念中，陆王是所谓‘别出儒中之尤别出者’。钱先生充分承认别出儒的特殊贡献，但是他所要继承的则尤在北宋以来综汇经、史、文学的儒学传统。他之所以在宋代理学家中独尊朱子，还不仅因为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更重要的是朱子同时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以来的经史文学。”不属于熊十力一系的新儒学的人物当然不仅仅指钱穆，还指新理学的代表人物冯友兰、新心学代表人物贺麟。虽然不能用“新儒学”这顶帽子，戴到以上诸位学者的头上。他们有没有共同点，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比较近似的研究范式呢？我以为是有的。这种研究范式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相信儒学思想，他们或用传统考证，或用现代逻辑分析，或用体证方法，阐述儒学思想，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演绎色彩。这种研究范式，我称之为尊儒学者的研究范式。在民国时期，提倡儒家思想的还有梁漱溟、马一浮等人，但他们没有研究王船山，因而也就不属于王船山尊儒学者研究范式的考察对象。
　　
　　所谓唯物论的研究范式是指用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比较早的使用了辩证唯物论方法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可以看出唯物论的研究范式的一些特点：一是使用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观将中国哲学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予以考察。“中国哲学的成长期，完成在秦代以前的一个时期里，亦即完成在封建制度一个完整时期里。封建制度的核心，是建筑在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基础上。……在秦代以前，既为封建制度的完整时期，又经过商业资本的发达，因此反映在哲学思想中，遂有维护封建和反封建的两种思想，是为中国哲学成长期的大概情势。”“中国哲学发展期，是指从清代到现在。这时期封建形态一样地存在，所不同的，便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时期所受的是两重的剥削，即国内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国外资本主义的剥削。……因此反映到哲学思想上便是解放运动，也可说是一种文艺复兴。哲学思想的发展，在这时期便异常迅速。”二是从辩证法、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三个方面来考察中国哲学。李石岑说：“中国的思想家大部分是知道运用辩证法的，可是并非显明地或意识地把辩证法当作一种方法论，当然更谈不上运用到认识论及认识的历史。他们知道用辩证法说明宇宙观，却很少知道辩证法即宇宙观。”“中国哲学大部分是观念论。从先秦到清末，我们只能找到几个唯物论的倾向，不能找到真正唯物论的思想。就令是机械论的唯物论，亦殊不易寻求。”李石岑认为中国哲学史上唯物论不易找，王船山也是唯心论者，不是唯物论者。这种观点，其他使用唯物论方法的研究者并不赞同。使用唯物论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还有范寿康、吕振羽、张岱年、侯外庐。
　　
　　四
　　
　　综上所述，从民国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范式与近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来看，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了尊儒学者研究范式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促使了唯物论研究范式的产生，而实证的研究范式明显有着推崇西化的胡适的影响。当然，这种研究范式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其中有的理论武器是唯物论而却推崇实证研究的，如张岱年，有的以实证研究为主却又说要“新理学的面目”，如王永祥。因此，我将民国时期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范式确定为实证研究范式、尊儒学者研究范式、唯物论研究范式并以此对民国时期的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进行探讨。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15年第2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刊庆专栏文稿”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湖南省船山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入选湖南省“121”人才工程。现担任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船山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船山学社常务副社长，湖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衡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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