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 张岱年)

　　王船山是中国十七世纪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西方，十七世纪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在中国，十七世纪还停留在封建制时代。但是，王船山的哲学思想确已达到了宏广博大、精深详密的高度，在理论思维的水平上不亚于西方十七世纪的思想家。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具有深湛的内容与宏大的体系，惜乎散见于其各种著作中，仍受经学传统的束缚，没有摆脱“经解”的形式，但其内容中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观点。船山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即透露了此中消息。船山之学确已超越了传统的经学。
　　
　　船山哲学包含很多精粹思想。关于道器问题，船山提出“天下惟器而己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卷五）。关于理气问题，断言：“气者理之依也”（《思问录内篇》），“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关于有无问题，提出“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言龟无毛，言犬也，非言龟也；言兔无角，言麋也，非言兔也”（《思问录内篇》），指出所谓无只是一个否定之词，并非客观的实体。关于能所问题（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提出“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所著于人伦物理之中，能取诸耳目心思之用”（《尚书引义》卷五）。这些见解都是光辉的唯物主义论断，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船山的辩证思想也极其丰富，他提出“动”是绝对性的而“静”是相时性的，“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思问录内篇》）指出静只是动的过程中的一种状态，只是动中之静。关于对立统一，他指出对立两方面的统一乃指两者的统一关系，并非有一个第三者把两者结合起来，“两端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也。实不窒虚，知虚之皆实；静者静动，非不动也，聚于此者散于彼，散于此者聚于彼；浊入清而体清，清入浊而妙浊，而后知其一也，非合两而以一为之纽也。”（《思问录内篇》）这是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刻理解。关于变化日新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船山的辩证思想是深湛的。
　　
　　在人生哲学理论方面，船山更提出一些崭新的观点，他反对佛老崇尚虚静以及宋孺贵心贱形的偏谬之论，强调生命的价值、形体的重要以及物质生活的不容忽视。他提出“珍生”与“依有生常”的重要观点。他说：“圣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既已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周易外传》卷二）又说：“夫可依者有也，至常者生也，皆无妄而不可谓之妄也。”（同上）这就是认为，人的生命是可珍贵的，而生命具有其必然规律，物质世界是生命所依靠的基础。“可依者有”，意谓只有物质存在才是可以依靠的。“至常者生”，意谓生命是具有必然规律的。佛教把“有”（物质世界）与“生”（生命）都看成幻妄，是完全错误的。船山强调人必须依靠物质世界才能生存，“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无毫发疑似之或欺”，“其常而可依者皆其生而有；其生而有者，非妄而必真。”（同上）船山着重肯定了生命的价值及其物质基础。
　　
　　船山肯定了生命的可责及其与物质世界的必然联系，同时更高度赞扬精神生活的卓越价值，他说“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卷五）生以载义即使生命成为道德理想的载体，实现生命与道德的统一，这样的生是可贵的。如果“生”与“义”二者不可得兼，宁可舍生而取义。
　　
　　船山特别强调发扬“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他说：“二气五行，抟会灵妙，使我为人而异于彼，抑不绝吾有生之情而或同于彼。乃迷其所同而失其所以异，负天地之至仁，以自负其生，此君子所以忧勤惕厉，而不容己也！”（《俟解》）船山极力主张做人要做一个不同于禽兽的真正的人。这是对于道德理想的肯定，这是对于文化价值的宣扬。船山重视保持精神文明的优秀传统。他尝说：“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君子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读通鉴论》卷九）这是船山自己志节的表述。船山当明清之际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逐迹深山，不与当权派合作，不与投降派同流，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努力阐扬真理，从事学术著述，表现了艰苦卓绝的崇高人格，这是值得高度赞扬的。
　　
　　船山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今天，我们应学习船山的崇高精神，学习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学说，学习他坚持真理的刚毅品德。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创刊号）1991.12，《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百年代表论文”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1909－2004年），曾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献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于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后任私立中国大学讲师、副教授，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0年后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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