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曲兰乡·船山故居)

　　船山思想在晚清的传播与昌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作为觉醒民族的一面思想旗帜，曾积淀和集合了一种自强不息、死而后生的民族精神，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前，本土文化破块启蒙的一道醒目的思想风景线。其思想影响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船山的爱国主义精神
　　
　　无论是维新斗士，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先躯，他们高扬船山学这面思想旗帜，最根本的是在于船山学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而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既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所在，又是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发展的基本内核。在晚清国运衰败、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唯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才能唤起民心、集合民志，以图复兴中华大业。船山学的昌盛可以说是民族复兴的先声。
　　
　　谭嗣同是近代中国为变革传统、革新帝制而献身的第一人。他是在船山学的直接启迪和熏陶下走向变法之路的。他坦言维新变法的文化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这绪脉”，以承继船山的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为己任。谭嗣同高扬船山思想旗帜，献身维新变法，对当时湖南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当时湖南出现一大批变法图强的志士。杨度就感叹不已“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铺匐向空林。”他把复兴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发扬船山精神的湖南人身上。1903年杨度东渡日本写下一首回肠荡气的《湖南少年歌》，在沉重的歌咏中道出了湘人不屈的心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率先崛起，从思想渊源上讲，就是船山精神的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陈独秀对湖南人在近代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倍加赞赏，他认为湖南人有一股自强不息、励精图治、拼死抗争的奋斗精神，就是湖南人的这股精神唤醒了沉睡的中国，而湖南人这股精神是从王船山开始的。他说：“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陈独秀《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章士钊在上海主笔《苏报》，鼓吹反清排满，高扬民族主义，对船山民族主义思想推崇极至。遭清庭查封，章士钊继办《国民日报》，并撰文《王船山史说申义》，以演绎和宣扬船山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由于当时思想界对船山民族主义的广为宣传，船山思想在全国盛为流传，对日后辛亥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旨是“三民主义”，其首仪便是民族主义。1905年8月，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就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以船山等志士仁人作为民族复兴的思想旗帜的：“维我黄祖，桓桓武烈，戡定乱礻固，实肇中邦，以遗孙子。有明之世，遭家不造，觏此闵凶，蕞尔建虏，包藏祸心，乘间窥隙，盗窍神器。沦衣冠于豕鹿，夷华胄为舆台，遍绿水青山，尽兽蹄鸟迹，盖吾族之不获见天日者二百六十余年。故老遗民如史可法、黄道周、倪元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人，严春秋夷夏之防，抱冠带沉沦之隐，孤军一族，修戈矛于同仇，下笔千言，传楮墨于来世。或遭屠杀，或被焚毁，中心未遂，先后殂落。而义声激越，流播人间，父老遗传，简在耳目。”孙中山先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躯，在他看来，改造中国、推翻帝制，首要的还是高扬民族主义旗帜，只有以王船山这样以民族主义为重的人为榜样，才可能集合民心、凝聚民志。孙中山推崇船山，实际上是把王船山作为中华民族人格象征加以褒扬的。因此，船山学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思想启蒙首先是从民族爱国主义开始的。无论是维新变法的革新帝制，还是辛亥革命的反清排满，都是以民族主义为其思想基点的。当然晚清对民族主义的高扬，带有一种强烈的反清排满倾向，但随着时代变革的演进，民族主义已不局限于狭隘的种族观，而扩展为“五族一家”（杨昌济语）的大中华民族觉醒了。
　　
　　二、船山的历史忧患意识
　　
　　船山的历史观与民族观显现了一种强烈忧患意识。在他的眼中，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终究要被历史所淹没，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文化终究会被文明所淘汰。船山是以一种浸透民族、民生忧患意识来审视历史、通鉴古今的。他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杜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
　　
　　船山亲历了明清变故的亡国之痛，但他能从明清变故的历史巨变中感悟到文明的衰败导致民族的衰败、国家的衰败这一无法抗拒的历史之“势”，他“退伏幽栖，俟曙而鸣”（《姜斋文集》卷八、《章灵赋自注》），以不甘沉沦的心志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清理和批判总结，以振兴民族为己任，意识到民族的兴衰、国运的兴盛根本在于中华文明的昌盛。正是这种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对近代的思想启蒙产生了直接的文化动因。船山学之所以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一面旗帜，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船山的忧患意识唤醒了民族自强的觉醒精神。“中国今日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乃云变夏乎？”（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中国的衰败，是一种文明的衰败，对亡国忧虑实际上是对文明衰落的忧虑。拯救中国，必须从改造文明着手，“保种保教，非保之于今日，盖保之于将来也。”（谭嗣同《南学会答问》）“王船山氏平生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杨毓麟《新湖南》）。“亡国多才，自古而然。王船山者，亡国之一国民也，故其言皆亡国之音，所说多亡国之惨。今绎其义，可得而言。”（章士钊《王船山史说申义》）受船山忧患意识影响的主要是知识阶层，“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层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梁启超《儒家哲学》）知识阶层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他们的觉醒直接受到船山忧患意识的影响。
　　
　　船山学社第一任社长刘人熙在创办《船山学报》时，便开宗明义阐扬船山的忧患意识，“《船山学报》何为而作也？忧中华民国而作也。……黄帝四千六百九年，武昌一呼，南北响应，此岂一手一足之烈，亦岂适逢其会之数十人所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哉！民国已创建矣，继自今幸而建设日新，奠!石苞桑之固，凡我同胞，皆食数圣人之旧德与历代逸民遗"忧患之所饷遗也，故曰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居不幽，志不广，思不深，志不远，众人不忧而圣人忧之，有圣人之忧而火尽薪传，得多数之志士仁人以分其忧，而因以导众人之忧，令国危而不亡。”（刘人熙《船山学报叙意》）辛亥革命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创建了民国，但无数先烈图强中华的理想却被袁世凯称帝化为一枕黄梁，政局混乱，社会动荡，外强欺凌，民族生存与兴亡的矛盾更为激烈与突出，不甘亡国亡种的仁人志士，“愤政府之昏暗，悲列强之侵陵，人人有亡国灭种之惧。惧则思，思则变，变则通。”（刘人熙《船山学报叙意》）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船山的忧患意识已由单纯忧种族兴衰升华为忧民族兴衰，忧家国兴亡升华为忧天下兴亡，并成为凝聚人心一种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时代精神了。中华民族要自强于世界、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必要弘扬忧国忧民的船山学，“独立之国，不可无独立之教育；独立之教育，不可无独立之学术；独立之学术，不可无独立之精神。不佞湘产也，在湘言湘，顾与湘人士昌明正学，以新吾湘；又民国之一分子也，愿广船山于天下，以新天下。”（同上）刘人熙把船山学视为中华民族“独立之精神”，并以“独立精神”去革新天下，复兴中华，成为一种时代的共识。
　　
　　三、文明进化思想
　　
　　船山学对近代社会的启蒙，不仅表现在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激发民众斗志，还突出表现在其卓越的文明进化观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上。自严复翻译《天演论》后中国思想界开始真正面向世界，面向西方文化，希冀从改变世界面貌的西方文化中寻找变革中国社会的文化动力。在西方进化论传入中国之前，躁动的思想界已从风行的船山学中找到了文明进化的有力武器。当时思想界对船山学的阐扬，主要是以倡行船山的民族主义来反清排满，但不少有识之士已跳出狭隘的种族观念，以文明进化的眼光来认识船山民族思想，使船山民族思想具备了深邃而广阔的文化视野。现代学者熊十力在分析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时，就以文明进化来扩展其民族主义，极为精妙。熊十力指出：“清季学人，都提倡王船山民族主义。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响极大。然船山民族思想，确不是狭隘的种界观念。他却纯从文化着眼，以为中夏文化是最高尚的，是人道之所以别于禽兽的，故痛心于五胡辽金元清的暴力摧残。他这个意思，要把他的全书融会得来，便见他字字是泪痕。然而近人表章他的民族主义者，似都看做是狭隘的种界观念，未免妄狭了他也。他实不是这般小民族的鄙见。须知中夏民族元来没有狭隘的自私的种界观念；这个观念，是不合人道、而违背真理、且阻碍进化的思想，正是船山先生所痛恨的。”（熊十力《十力语要》）熊十力认为船山“志在中夏文化之复兴”，他的民族主义立足于文明进化，船山是以文明进化来衡量民族进步与兴衰的。文化落后的民族统治文化发达的民族，野蛮未开发的民族统治文明开发的民族，这不是历史文明的标志，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船山的历史观和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文明史观。这是熊十力对船山学的可贵发掘。船山文明史观是船山学中具有近代意蕴的思想。在船山看来，人类的历史、民族的历史都是一个不断向上发展的文明进化过程。人类是不断由低级的野蛮状态向高级的文明状态发展，让尚处在低级文化状态的民族统治已经处在高级文明状态的民族，这是有悖于历史规律的，是一种历史的退步。船山严于夷夏之防的民族主义，其核心就是这个人文进化思想。当然船山以文明标志在严夷夏之防，有其华夏中心的片面之处，也包含了明清变故华夏易位对个人民族情感的冲击与伤害，但他毕竟站在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高度，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这一不可违背的进化规律。船山的文明进化观带有明显的近代倾向，这在船山之前的思想家中是闻所未闻的。这种从本土文化中产生的历史进化论切合了近代社会的变革需要。船山是以文明进化作为判别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的，他说：“考古者以可闻之实而已，知来者以先见之几而已。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全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文之不备，渐至于无文，则前无与识，后无与传，是非无恒，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口句口句，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魏晋以降，刘石之滥觞，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凌蔑之以至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文去而质不足以留，且将食非其食，衣非其衣；食异而血气改，衣异而形仪殊，又返乎太昊之前，而蔑不兽矣。至是而文字不行，闻见不徵，虽有亿万年之耳目，亦无与徵之矣，此为混沌而已矣。”（《思问录·外篇》）
　　
　　这是船山关于文明进化的一段见解，这在达尔文进化论传入中国之前无异于惊世骇人之说。在船山眼中，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进化的历史，而社会的进化是以文明为其标志的。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前不见古人的创见，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见。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进化的历史。“轩辕”以前的时代，中国不过是没有进化的国家，中国人尚处在野蛮人阶段，与“夷狄”没有什么差别；“太昊”以上的时代，中国人只不过是“植立之兽”，与自然兽禽没有什么区别。中国文明的历史是一个文质渐备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历史。值得关注的是，船山是中国文化史第一位以进化论认识中国历史的人。他竟然把“植立之兽”看作人类的祖先，这比达尔文提出人类起源的进化论早出一百多年。人类从类人猿进化而来，这是近代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船山在没有近代实证科学手段的情形下能进行如此大胆的判断，的确是发世人之所未发。
　　
　　四、船山的民权、民生意识
　　
　　以民权反对君权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一项基本任务。
　　
　　对船山学精义弘扬最力的是谭嗣同。谭嗣同不仅极力主张以船山的民族思想来反清排满，他还大力标举船山的民权思想来批判君权一统的传统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一种浓厚的具有东方文化意蕴的人文主义。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传统主张“民本君轻”。但在二千多年君主一统的封建社会中，“民本”不可能成为现实，只是历代儒者的一种理想追求。谭嗣同认识到变革传统中国，必须革新帝制，提倡民权。他认为船山的民权思想充分体现了“民本”的优秀传统，是孔子以后最能表现民生权利和民生愿望的思想观点。他说：
　　
　　“三代以上，人与天亲。自君权日盛，民权日衰，遂乃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祀天，天下人望天子俨然一天，而天子亦遂挟一天以制天下。天下俱卑，天子孤立，当时之强侯因起而持其柄，然民之受制则仍如故也。孔子忧之，于是乎作《春秋》。《春秋》称天而治者也，故自天子、诸侯，皆得施其褒贬，而自立为素王。《春秋》授之公羊，故《公羊传》多微言。甚于尹氏卒云：‘讥世卿也。’卿且不可世，又况于君乎？诸如此类，兴民权之说，不一而足。……孔子之学，衍为两大支：一由曾子，再传而至孟子，然后畅发民主之理，以竟孔子之志；一由子夏，再传而至庄子，遂痛诋君主，逃之人外，不为时君之民，虽三代之君悉受其菲薄，虽以骄激，实亦孔子之真传也。持此识以论古，则唐、虞以后无可观之政，三代以下无可读之书，更以论国初三大儒，惟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次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亦具此义；顾亭林之学，殆无足观。”在谭嗣同看来，中国社会原本就有“民权”传统，但由于封建帝制的压制，“君权”剥夺了“民权”，虽然孔子开启了重民之说，其后由孟子演绎“民本”之理，由庄子否定君主之国，但他们都没有真实反映出孔子重民的真实意图，唯有船山反映了孔子人学的真传。谭嗣同如此提炼船山的民权思想，有着明显的文化启蒙要求。虽说船山“民权”思想与西方近代民权思想有很大不同，船山重在民生的权利，西方重在民主的权利，但船山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具有本土色彩的人本主义。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在辛亥革命前长期处在封建社会这一社会结构，就简单否认中国文化特有的人文传统。欧洲由中世纪迈向近代社会，其文化标志就是文艺复兴，就是对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传统的重新发掘并赋予一种新的时代内涵，让沉寂的传统焕发出时代的鲜活生命力。中国晚清的文化启蒙一方面借助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另一方面则是阐扬传统中那些具有革新传统的近代文化因素。纵观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民主、民权思想的倡导是促使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思想先导。但中国的民主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从船山的人文启蒙，到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再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复杂的心路历程。
　　
　　船山以民生言民权是有其深厚的中国文化意蕴的。“民权”的前提是“民生”，民众的生存权是宇宙世界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在船山看来，人的生命是宇宙世界的一种存在形式，也是宇宙最宝贵的存在形式。对于人的生命而言，原本就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的。具体到人类社会而言，人生的存在形式发生贵贱的高低变化，但不能因此排斥人的生命本质相通，不能因“人道”改变“天道”。“民”是大众化了的人，“民”又是普通化了的人，从“天道”规律来讲，要贵人之生；从“人道”规则来看，也要贵民之生。“生之理”本来就是宇宙世界不可改变的规律，“人道”不能违“天道”而行，必须贵民之生。船山的民生思想启迪了近代中国社会对民生的重新认识，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启蒙意义的。!"#$年!!月，一位叫勇立的作者在《东方杂志》上撰文，认为船山思想有许多观点与西方学者的观点吻合。象船山的自谋其生与斯密“生计学学说”有相通之理，“及今读王船山之书，其中所言，竟有与斯密《原富》不谋而合者。噫！亦奇矣。今夫生计自由之论，非创于斯密氏哉？吾人今读其书，鲜不为新奇之说，而抑知船山先生早剀切言之。其言曰：‘人未有不谋其生者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借其终不可给，抑必得改图而求所以生，其依恋田畴而不舍，则固无自毙之理。上惟无以夺其治生之力，宽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泽之富，有余力以营之而无不可以养人。’此与斯密生计自由之说，真若无毫发之差者。卓哉船山！其殆我国最大之计学家，而与斯密东西辉映者乎！”（《船山全书》第十六册第842页）耕者有其田是船山民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此条件下让老百姓自谋其生，有谋生之田，有谋生之食，有谋生之力，人民生活才有保障，家国富强才有可能，可见，船山以民生言民权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五、船山的人性解放思想
　　
　　船山学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启蒙，还突出表现在人性解放上。封建专制对人性的压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痼疾，传统社会的变革必然反映人性解放的要求。
　　
　　船山的人性观是传统文化中最具创新精神的，也是中国文化中最具近代启蒙因素的。“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种“破坏”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清理批判，这种“建设”是要开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生面”。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有着丰厚的人性内涵。但宋明理学以阐扬“天理”来压抑人性，导致了文化发展对人性的全面漠视。船山学对宋明理学进行全面的清理，尤其是在人性观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革新意义的思想命题，使得传统的人性论在船山的阐扬下开始迈向近代人文觉醒的门槛。象船山的“性日生日成”、“理欲合性”、“继善成性”等思想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尤其是他以“人欲”言人性，把人欲看作是人生存发展的必要需求，人不能禁欲，否则就会把人变成非人的存在，提倡满足人的合理的、正常的欲求，以促使人性的全面发展，反映出冲破中世纪扼杀人性的强烈愿望。如果说船山学透露出近代人文自觉的话，最鲜明反映这个人文自觉的便是他的以人欲解放人性的思想。正是这种冲破传统的见解，表达了中国人处在中世纪最黑暗时代埋在心底的心声。谭嗣同就极为称赞船山以人欲既为天理的思想，认为：“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王船山有言曰：‘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谭嗣同《仁学》）有生便有欲，人欲即为天理，既是宇宙规律，又是人伦基本准则。这是船山对人欲的基本认识，谭嗣同对船山人欲即为天理大为赞赏，认为这才是“真通天人”，是最大之“仁”。船山学社第一任社长刘人熙在$%&"年创办《船山学报》时，言及自己的初衷“广船山之于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报叙意》）以船山学“新天下”，这个“新”，道出了船山学有别于孔学传统的新内容、新思想，正是这些显现近代人文主义的新思想可以更新传统、革新社会。这个“新”鲜明体现在船山的人性论和人欲观方面。
　　
　　船山学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思想启蒙的先声。其先声的作用与意义是巨大的，它对中国走向近代的社会转型产生的思想推动作用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光复之绩”。
　　
　　船山学在晚清的昌盛，根本原因在于船山成为民族精神的人格象征，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拼死抗争的民族觉醒精神。章炳麟就认为明末三大儒都对近代中国产生影响，但影响最大并能“光复”民族的，只有船山一家，“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矣。”（章炳麟《重刊船山遗书序》）事实上，从谭嗣同到孙中山，都是把船山作为民族复兴的一面思想旗帜。谭嗣同把民族觉醒的希望寄托在弘扬船山学上，“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论艺绝句六篇》之二），孙中山认为船山“义声激越”，“实肇中邦”。以民族大义为重的船山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二是“新天下”启蒙之功。
　　
　　船山学社第一任社长刘人熙在$%&"年创办《船山学报》时，说到倡行船山学的社会功用，“广船山之于天下，以新天下。”以船山学“新天下”，既是对传统的一种承继，又是对传统的一种超越。清末民初的中国，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剧烈动荡、中西文化的强力冲撞、新旧思想的激烈对抗，都在寻找一种新的思想坐标系，以支撑民族觉醒的时代要求。“新天下”首务是“强天下”，梁启超认为“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饮冰室合集》）湘人强天下军事上言是从湘军开始，思想文化上讲是从船山开始。船山学的变革精神直接哺育了近代湘人的历史崛起。在如何“新天下”的变革途径中，谭嗣同认为变法求新是中国的唯一道路。他深受船山道器观的启示，认为中国变法出路不仅在“变道”，而且在于“变器”。谭嗣同进一步发挥了船山的思想，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过去被视为“夷狄”的外洋人，原因在于死守千年不变之法。今日中国已远不同“三代”之中国，如果还固守“三代之法”、“周孔之法”，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出路就在于变法。
　　
　　三是启蒙“先声”。
　　
　　船山学开启了近代中国反封建启蒙的先声。这个先声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船山学本身具有的近代人文的启蒙因素，另一方面是船山学对近代社会变革的启蒙作用。现代学者侯外庐对船山学的启蒙意义是这样认识的：“夫之正处在一个暴风雨降临的时代，这正如黄宗羲所说是‘天崩地解’的时代。在十六、七世纪之前，中国历史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有许多历史资料证明，当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因此，在社会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夫之的《噩梦》、《黄书》和《搔首问》等著作，就含有丰富的反封建制度的精神”（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船山学既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集中凸现。船山认为“一姓之私”的封建专制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他在《楚辞通释》解释“日安不到，烛龙何照”时，道出了心曲：“天地之间，必无长夜之理，日所不至，尚或照之，见明可以察幽，人心其容终昧乎？”说明专制时代如同黑夜终有破晓的一天。船山学对封建专制“一姓之私”的否定和对人性觉醒的高扬，船山学所揭橥的近代人文主义曙光，典型地反映了社会巨变的思想前奏。事实上，在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前，船山学已成为当时思想界反封建启蒙的重要思想武器。
　　
　　四是昌文明进化之力。
　　
　　文明进化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一个醒目标志。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前，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基本上还停留在中古时期，但船山是个例外。他不但敏锐意识到人起源于“植立之兽”这一事实，还理性地提出了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志，来分析不同民族的发展历史，进而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由野蛮向文明、由低级向高级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果说船山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从情感上点燃了人们光复中华的思想烈火的话，那么船山文明进化论则从理性上导向了人们对文明社会的追求。
　　
　　五是导实用之学。
　　
　　经世致用是船山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船山学昌盛近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世致用是“时势”所需，船山学既是阳明“心学”的反动，又是程朱理学的纠偏，心学与理学都重在虚幻人生、空言性理，船山学另辟蹊径，“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船山学能突破传统的地方，在思维方法上是率先走出“实证”的第一步，并力图把传统文化的发展从“虚”的方向扭向“实”的方向，促成传统思想模式向近代思维的转向。
　　
　　（本文原载于《船山学刊》2001年第3期，《广天下以新天下——<船山学刊>创刊百年专题》“百年代表论文”栏目精选文章。）
　　
　　（作者简介：湖南省船山学社副社长，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衡阳市船山学会会长，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衡阳市社会科学学科带头人，现任衡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副研究员。）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